【摘要】 張鎮洪教授新著《南蠻不蠻——論珠江流域史前文化》運用目前已發現的珠江流域的考古資料和國内外考古學、人類學專家研究的成果，論述了珠江流域史前時期的輝煌文化及其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中的先鋒作用。

　　【關鍵詞】珠江流域 史前文化 考古資料 發展

　　Abstract:Professor Zhang Zhenhong new book The Barbarous Sowthis not Barbarous-Prehistoric Culture of the Pearl Rive Valley used the new achievements on archaeology materials 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o discuss the prehistoric culture around Pearl River.

　　Key words:Pearl river valley  Prehistoric cultur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Development

　　珠江流域是我國七大水系（黄河、長江、淮河、海河、遼河、松花江）的第三條大河流，它發源於雲南省曲靖市霑益縣馬雄山東麓，稱南盤江；流至開遠縣折向東流，到望謨縣蔗香雙江口，與北面而來的貴州北盤江合流後，經沙貝岩層水變紅色而稱紅水河；至廣西天峨縣接納格凸河，折向南流經象州縣石龍鎮與柳江匯合稱黔江；東流至桂平市與鬱江匯合稱潯江；至梧州後流入廣東境内稱西江；流至四會、三水匯合，經珠江水系注入南海。整個珠江流域流經雲南、貴州、廣西、越南北部、廣東、湖南、江西等省區，全長2214平方公里，流域面積453690平方公里（其中中國境面積爲442100平方公里，越南境面積爲11590平方公里）。

　　珠江流域位於五嶺以南地區。而嶺南地區在歷史上曾經一度被稱爲蠻荒之地曰：“南蠻”，充當貶官之區。唐代韓愈第一次被貶官到廣東陽山縣，説是到了“天下最窮處”；柳宗元被貶官至湖南永州（今零陵縣）和廣西柳州，説所見也是一片杉林荒境。那麽，珠江流域流經的嶺南地區是不是真正的蠻荒之野呢？今年1月由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學人類學係張鎮洪教授的新著《南蠻不蠻——論珠江流域史前文化》一書正面回答了這個歷史問題，科學地説不！

　　“嶺南地區不是蠻荒之地——南蠻不蠻。”

　　“早在史前時期，嶺南地區已經存在豐富的文化，在人類起源、農業和家畜飼養起源、原始宗教和藝術的起源等方面都有過輝煌的成就（張著第3頁，前言）。”

　　張教授爲了論证“南蠻不蠻”，在本書以五章23節和90個插圖共21萬字的篇幅，運用目前已發現的珠江流域史前各個時期出土的考古文物資料和國内外考古學、人類學家研究的成果，説明在遠古人類遠祖、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珠江流域的輝煌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第一章，張教授運用業已發現的雲南元謀人牙齒化石，廣東曲江馬壩人頭骨化石，貴州黔西觀音洞文化，盤縣大洞文化，廣西柳州柳江人文化，來賓麒麟山人，桂林寶積岩文化，柳州白蓮洞文化，廣東封開羅沙岩文化，峒中岩文化，黄岩洞文化和香港黄地峒文化等豐富的考古成果，證明“珠江流域從直立人至晚期智人一直到現代人各進化環節及其文化的系統演化關係清晰地反映出來”；“是具有‘南方’地望的早期智人，它是支持我國人種起源於南方的有力證據”（張著第5、29頁，以下只注頁數）。

　　第二章，張教授運用已發現的廣西百色舊石器文化，貴州北盤江水城人文化，廣東北江河畔馬壩人文化，以及羅定下山兒洞遺址、封開漁澇河畔峒中岩遺址和羅沙岩遺址、北江河畔寶晶岩石器遺址、南流江蟠龍洞人遺址、廣西百色右江大梅遺址、那賴遺址等考古成果，論证“珠江流域的文化發展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是一樣的發達”（第85頁）。

　　第三章，張教授運用已發現的廣西武鳴縣苞橋A洞、芭勛B洞、騰翔C洞、桂林D洞遺址、桂林甑皮岩遺址、柳州大龍潭鯉魚咀遺址；廣東陽春獨石仔遺址、英德青塘遺址、封開黄岩洞遺址等考古成果，證明“珠江流域豐富多彩的文化歷史發展到中石器時代如此之輝煌，這是與人種的分化分不開的，……”（第114頁）。

　　第四章，張教授運用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柳州白蓮洞遺址；廣東英德雲嶺鎮牛欄洞遺址、陽春獨石仔遺址、封開黄岩洞遺址、曲江縣石峽遺址和南海縣官山鎮西樵山遺址等考古成果，證明“珠江流域的文化歷史，發展到新石器時代，進入了更高的發展階段”（第165頁）；特别是“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已經是相當繁榮，這從生産工具、生産技術、民族群體、人類生活狀態、經濟發展程度均可反映出來”（第196頁）。同時，以貴州普定洞、六盤水桃花洞，廣西柳州白蓮洞、大龍潭鯉魚咀、桂林廟岩、甑皮岩，廣東陽春獨石仔、封開黄岩洞、英德青塘洞等考古成果，證明“農業稻作起源在整個珠江流域可能帶有普遍意義，如果加上在這片廣闊地區内，野生稻的存在也相當普遍，可以説農業稻作起源的幾率是很大的”（第126頁）。

　　第五章，張教授在前面四章論证的基礎上，最後作出全書的總結論，高度評價珠江流域史前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先鋒作用，他説：

　　“珠江流域地區，包括整個嶺南地區，……都是人類摇籃地向東亞、東南亞以至北亞（特别是中更新世以來）地區輻射的中轉站和橋樑地帶，早期智人馬壩人和晚期智人柳江人化石的發現就是一個有力證明，特别是經分子生物學DNA的研究結果，證明大約距今4萬年前，在廣東一帶形成了古越族先民的起源（中心），然後按三個不同方向：東北方向（沿東江及東海走廊）、西北方向（沿北江經瀟賀古道）、東南方向（沿西江和湄公河）輻射到江浙一帶，再往西經江西、湖南到達漢水流域，西北方向經瀟賀古道到湘西過四川到西北，南面通過中印半島到達澳大利亞，這幾批古越族的先民在輻射過程中，到達新的地區後，在與當地土著居民的不斷交流過程中形成當今生活在這片地方的各個民族。甚至有學者認爲根據我國新石器時代黄河中游、黄河下游、漢水流域的人類頭骨特徵與華南地區（具體指古越族）的人類頭骨特徵對比研究，證明由南向北遷徙，到達並繁衍於黄河流域，以至整個華北，並在新石器時代時期，和北亞的先民相遇、混雜交流，形成我國古代的華夏、東夷等民族。華夏和東夷等民族往東北亞輻射，就成了當今東北亞各兄弟民族的先民了。因此，這些學者認爲，我國的人種起源於南方”（第231-232頁）。

　　“珠江流域自有人類出現約200多萬年算起，其文化一直都是很興旺，而且在造就現代的中國人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加上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都很優越，所以社會形態的變遷，生産類型的轉變，農業的起源、家畜飼養的起源，原始宗教和藝術的起源，原始制陶業的開始，民族的分化都走在全國其他地區的前面。”（第23頁）。

　　“珠江文化在史前時期，對光輝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巨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更不能用一個簡單的‘蠻’字所代替”（第236頁）。

　　我認爲，張教授對珠江流域史前文化輝煌成就的總結論言之有據，據必足征，是十分扎實的。就我所知，對珠江流域史前文化作如此全面系統的論证，張教授是第一人。

　　張教授新著雖然是闡述珠江流域史前文化的輝煌成就，但他在本書亦伏筆指出：

　　“珠江流域在各個歷史時期，特别是近、現代歷史上，在中華民族的發展中都是起着先鋒作用，這正是文化沉澱深厚的表現“（第3頁，前言）。

　　盡管張教授在本書未遑進行論述，但伏筆指點出來，也是獨具慧眼的。對於張教授這一伏筆觀點，我想在此作些説明，從而進一步證明他的“南蠻不蠻”的正確性。

　　大家知道，珠江流域文化屬於水文化。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珠江流域流經廣東珠江，最後注入南海，所以珠江流域文化應屬海洋文化。按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可分爲中原農耕文化區，長城以北及西北遊牧文化區和東南沿海海洋文化區。大量史料記載證明，東南沿海的吴越、閩臺和嶺南三個區域中，海洋文化發育較早的是嶺南地區，所以地處嶺南地區的珠江流域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海洋文化的代表。考古成果和文獻資料表明，在中原漢族移民進入嶺南地區之前，這裏的土著古越族先民已乘舟穿梭於南海以至南太平洋沿岸捕魚爲生。秦始皇統一嶺南和漢武帝平定南越之後，珠江流域地區居民全盤接受中原地區先進的農耕文化。之後，漢武帝於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遣黄門譯長携帶黄金和雜繒（絲綢）等貨物，從廣東的徐聞、廣西的合浦出海，到都元國（今越南境）、邑盧没國（今泰國境）、諶離國（今泰國境）、夫甘都盧國（今緬甸境）、黄支國（今印度）、已程不國（今斯裏蘭卡）等國貿易，换回明珠、壁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拉開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序幕。以後經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朝代，以廣東爲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搆成年代最久、航綫最多最長的貿易全球化的格局，而廣州則成爲自唐代以後至清代前期國際貿易的中心市場，和明清海禁時期唯一開放合法對海外通商的港口，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全中國各個省的商人都薈萃到廣州做生意。從此，珠江流域的民衆又接受了隨海外貿易相伴而來的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東南亞文化、非洲文化、歐洲文化和美洲文化，直至近、現代，歷2000年之久而不衰。這麽一來，珠江流域文化就成爲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相結合而超越和影響中華民族文化的先進文化，涌現出嶺南文化的哲聖廣東人惠能、詩聖張九齡、文聖樑啓超等文化名人。其中慧能成爲佛教的大師和領袖，與孔子、老子成被評爲世界十大思想家的“東方文化三大聖人”。特别是到了明清時期以後，無論在物質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藝術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方面，都跑在全國各省的前面。我們姑且以制度文化爲例，則可以得到證明。明清以來，接受前述外國先進制度文化的珠江流域的一批精英，以尋求改變中國落後於西方國家的心態和愛國情懷，合理調適自己的社會位置，吸取歐美國家制度文化的先進因素，提出創建新式制度文化的主張並付諸行動，以代替中國封建制度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廣東花縣人洪秀全，深受基督教新教中國傳教士、高明縣人樑發所著《勸世良言》和該教《聖經》的影響，創立拜上帝會，進而於1851年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發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率衆北上湖南、湖北，經長沙南下，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國革命政權。雖然最後遭到清朝政府鎮壓而失敗了。但它畢竟是震撼了清朝封建專制制度的根基。到了清末，廣東人王韜、鄭觀應提出“君民共主”的國家政治制度主張；康有爲、樑啓超抨擊清朝君主專制制度，提出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改良主張；以至香山人（今中山、珠海市）孫中山提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龢民生主義思想，發動辛亥革命，以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建立美國式的資産階級共和國制度，達到了近代珠江流域文化（也是中國近代文化）的高峰。據此，我們可以大膽地評説，震撼和推翻清朝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是珠江流域海洋文化培育出來的洪秀全，康有爲、樑啓超、孫中山等人。這就是珠江流域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貢獻和先鋒作用。直至1926年，郭沫若先生在發表《我來廣東的志願》演講時，還説：

　　“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醖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

　　確實如此。上世紀20年代，中國文化的精英魯迅、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張治中、顧頡剛、馮友蘭和大批革命青年徐向前、聶榮臻、陳賡、羅瑞卿、楊志成、宋時輪、陳伯鈞、周士第、郭天民、左權、許光達、陳奇涵、張宗遜、蕭克、陳士榘、唐天際、莫文驊等，紛紛從全國各地南下到珠江流域重地的廣東廣州和廣西百色，與廣東、廣西的精英孫中山、廖仲凱、許崇智、葉劍英、張雲逸、韋拔群等共同從事教育和革命，原因就是當時的珠江流域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據此，我們也可以説，中國歷史事實也證明張鎮洪教授在本書所作“嶺南地區不是蠻荒之地——南蠻不蠻”的斷言，無疑是科學的和正確的論斷。

　　（原載《嶺南考古研究》（9），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