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來，研究明代鐵冶業資本主義萌芽的專家、學者，都廣爲輯録和轉引嘉靖四十五年（1566）鈔本的《嘉靖徽州府志》中的一則史料，來證明明代徽州地區甚至全國範圍的鐵冶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這則史料説：

　　“凡取礦，先認地脈，租賃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深數丈，遠或至一裏。礦盡又穿他穴。凡入穴，必禱於神。或不幸而復壓者，有之。既得礦，必先烹煉，然後入爐。煽者、看者、上礦者、取鈎（礦）沙者、煉生者，而各有其任。晝夜番换，約四五十人。若取礦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爐之起，厥費亦重。或爐既起，而風路不通，不可熔冶；或風路雖通而熔冶不成，來免重起，其難如此，所得不足以償所贊也。”〔1〕

　　根據這則史料，幾乎所有明代經濟史的專著、教科書和論文都斷言，“這種經營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形式”〔2〕。不過，這則史料並非明代的，而是元代初年的。何以見得？因爲這則史料的前文註明是元代的。現鈔録於下，以证之。

　　“元歲征之式……。歲辦之課其目有九：……一曰金課。二曰鐵課。鐵爐五座，在婺源州四十六都、四十七都，曰朱村、蟠坑、雙橋、魚坑、大塘。初，鄱陽民來此起爐，輸饒州都大司課。其後五爐，當久礦脈竭，無可扇煉，各人遜（逃）亡，移憲司核實尋罷。按文獻通考，産鐵之地，惟登、菜、徐、克、風翔、陝義、虢、邢、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劍、英、韶、渠、合、資、益二十四州，未聞産歙州也。惜當元時無人以此奏，罷之。胡編校詳記其害，曰：凡取礦，先認地脈……（下同前引文）。”

　　十分清楚，這則史料説的是元代徽州府婺源州的鐵産地和冶煉情况，並不是記述明嘉靖年間的鐵産地和冶煉情况。可惜的是，過去研究明代鐵冶業資本主義萌芽的同志没有注意到這則史料的時間性。以爲《嘉靖徽州府志》的記述，一定是明代的了；并且截取其後半段文字來立論。這是科學研究不嚴謹的表現。

　　爲了進一步證明這則史料是元代的，我又查閲了《弘治徽州府志》，發現其中也有與此則史料内容基本相同的記載。現在不厭其煩地鈔録出來，加以訂证。

　　“（元）徽州路領州一縣五，税則不同，科法亦异。……鐵課，婺源州歲納鐵五千二百斤，脚税中統鈔四十貫。鐵爐五座，在婺源州四十六都、四十七都，曰朱村、蟠坑、雙橋、魚坑、大塘。初，鄱陽民來此起爐，輸饒州都大司課。元初，仍於饒州路輸納，至元十七年，徽州以置宣課提舉司，取勘爐數，拘收前項鐵課。十九年罷提舉司，並屬本路，五爐歲課一萬四千四百斤。又抱納起脚税錢中統鈔二錠。其朱村、蟠坑、雙轎三爐，歲久礦脈耗竭，無可煽煉，各人逃居。元籍自至元二十四年以後，勒令平民買納；有司屢以爲言，憲司核實申奉。延祐二年，省府明降準除，而魚坑、大塘亦尋廢。按元胡編校星源圖志，鐵礦産地於澆嶺，其山與浮樑縣界連接。凡取礦，先認地脈……（下文同前引《嘉請徽州府志》文）。”〔3〕

　　把這一段文字，同前引《嘉請徽州府志》的史料進行比較訂正，完全可以肯定這則史料記述的是元代的了。第一，兩部府志的史料一開頭就標明是元代的，而且有“元時”、“元初”、“中統”、至元”、“延祐”等元代的年號；第二，兩部府志史料中均提到胡編校其人。胡編校，即胡昇，在兩部府志中均有著録。他是南宋末年的國史編校官，生於南宋淳熙六年（1179），卒於元至元十八年（1281）。〔4〕因此，他在《婺源圖志》所詳記的婺源州鐵冶情况，顯然至少是元代初年的情况，絶不是明代的鐵冶業情况；第三，兩部府志“食貨志”“物産”條均有“鐵，婺源出，元有鐵課，今無之”〔5〕的記載，説明明代婺源州的鐵冶已經不採煉。既然如此，也就無所謂存在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了。

　　由上可見，這則史料確實屬於元代初年的。問題是，過去研究明代鐵冶業的同志，却把這則元代初年的史料作爲明嘉靖年間民營鐵冶業已經出現資本主義性質工場手工業的證據。這樣一來，就把我國鐵冶業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出現時間推前二百五十多年。爲此，我們必須把這種以訛傳訛的史料引用糾正過來。使我們的研究工作搞得更科學、更準確。

　　注釋：

　　〔1〕汪尚寧：《嘉請徽州府志》卷下“食貨”（鈔本，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

　　〔2〕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教研窒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第4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白壽彝：《學步集》第108頁，三聯書店1962年版；孔經緯：《中國經濟史略》第14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北京鋼鐵學院《中國冶金簡史》編寫組：《中國冶金簡史》第184頁，科學出版社1978年版。

　　〔3〕彭澤、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三，“食貨二”（弘治15年刻本，浙江省寧波市天一閣藏）。

　　〔4〕《嘉靖徽州府志》卷十七，“宦官列傳”；《弘治徽州府志》卷八，“人物”。

　　〔5〕同上書，卷八、卷二。

　　（原載《學術月刊》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