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用新的觀點繼承、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它的内容豐富，思想深邃，體系完整；基本觀點、基本原理的内在聯繫縝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觀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内容。本文擬就學習鄧小平關於社會保障的思想談談粗淺的體會。

　　一

　　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履行管理的一種職責，是社會成員生活下去的一種權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産理論，社會發展是指以人爲中心的經濟和社會的同步的全面發展。作爲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者是社會發展的主體，是生産力要素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主導因素，在創造物質財富過程中，勞動者因失業、疾病、傷殘、年老等等而在生活上受到障礙時，國家和社會有責任給予他們以必要的物質幫助，以此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産。國家和社會只有認真保護、愛戴勞動者，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智慧和才能，從而爲國家和社會創造更多更好的物質財富。因此説，社會保障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如果説，經濟發展是動力機制，那麽，社會保障則是穩定機制，兩者相互依存，互爲制約。鄧小平正是堅持了“人的需求”和社會發展這個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而闡述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觀的。他認爲，我國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社會保障，是解决全國人民“喫飯問題，就業問題”〔1〕。

　　那麽，如何解决中國13億人民的喫飯、就業問題呢？回答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巨大勇氣，毅然抛棄和糾正我們黨長期以來把生産關係的變革和意識形態的更迭置於發展生産力之上的理論和實踐的失誤，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2〕的科學論斷。他還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在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問題上，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過去所走過的曲折道路。解放50多年來，我國一直面臨着勞動力供給超過勞動力需求的矛盾，而經歷着波濤起伏的就業高峰和經濟發展的曲折過程。據預測，“八五”期間，城鎮勞動力爲3600萬，而新增勞動力需求僅3000萬，失業率達到35％〔3〕。除了這一顯性失業數外，隱性失業的現象同時存在。據勞動人事部門估計，中國國有企業富餘人員至少有2000萬。問題更嚴重的還在於農村中存在着數以億計的剩餘勞動力，從而形成了近年來千百萬計的農民進城求職打工的“民工潮”。據不完全統計，當前農村剩餘勞動力達到兩億左右，而向城市和跨地區流動的民工達到8000萬以上。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將有越來越多的農民脱離農村，向城市挺進。如何保证當前城鄉勞動力得到充分就業的機會，以促進經濟的發展，這是當前社會保障最現實最迫切的任務。如果城鎮勞動者失去工作，必然焦慮不安，甚至有極端行爲；如果農民進城找不到工做，又不肯回到窮鄉僻壤，社會將出現“絶望階層”，成爲社會不穩定的根源。那麽如何解决當前城鄉失業問題呢？采取動員城鎮勞動力到農村去務農的辦法，歷史已證明不足取；不讓農村剩餘勞動力涌向城市打工，也辦不到。根本的出路，是“反彈琵琶”，從農村和農業之外去尋找路子。這就是要高速度發展國民經濟，穩步加快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以拓寬就業領域，解决我國城鄉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就業問題。鄧小平從“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又强有力地推動了工業的發展”〔4〕的思路出發，提出要抓住機遇，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加速城市工業化進程，從而解决目前剩餘勞動力的失業問題，指出：“經濟發展要快一點，……希望九十年代進步得更快”，“總要力争隔幾年上一個臺階。……比如廣東，要上幾個臺階，力争用二十年的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比如江蘇等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就應比全國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5〕。那麽，如何使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快一點呢？鄧小平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以高屋建瓴之勢，冲破了幾十年來傳統計劃經濟的思想障礙和經濟模式，堅定地把市場經濟作爲我國經濟發展的取向，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爲我國發展社會生産力的經濟體制模式，説：“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説，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産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産力，加速經濟的發展”〔6〕。爲瞭解放人們的思想，鄧小平更明確提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7〕的論斷，讓全黨全國人民擺脱傳統觀念，放開手脚去搞市場經濟，加速經濟發展，爲從根本上解决我國的失業問題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的社會保障觀，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又是他提出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兩者都是圍遶着“人的需求”這個基本目標而提出和組織運行的，都是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手段。因此，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按市場經濟的需求來建立和完善勞動者的失業保障。首先是加快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爲失業保障提供空間。調節社會勞動力的供需狀况，賦予企業和勞動者以充分的自由選擇權，對於企業以至事業單位因强化市場機制而不可避免地出現的並、轉、停、閉或破産後而引起的勞動失業者，必須依企業保險法規得到失業救助，以保障其在失業期間的基本生活來源。其次是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快勞動信息的傳遞,完善運行機制，促進人才的合理流動和人才培養。全國以至各級勞動部門應該建立失業保險機構，從事失業登記、發放失業金，以及組織培訓失業者的再就業技能，以便更好地解决失業者的再就業問題。對於農村的大量剩餘勞動力，限於國家目前經濟發展水平，暫不列入失業保障的範圍，但在城市發展過程巾，列於大量流向城市求職打工的民工，國家有關部門應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疏導，盡力避免勞動力的盲流而造成勞動力資源損失和由此而産生的社會震動。

　　二

　　鄧小平從我們共産黨人的一切言論和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爲最廣大人民群衆謀利益的，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是“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滿足”以及社會保障的本質是社會的再分配的觀點出發，概括出包含深層次的社會主義社會保障觀，就是要使那些喪失勞動力和由於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遭到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困難的老、弱、病、殘、傷、孤、寡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得到社會的保障。一句話，鄧小平的社會保障觀，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要保障所有一切社會勞動成員都能過着温飽、富裕和幸福的生活。他指出：“我們奮鬥了幾十年，就是爲了消滅貧困”〔8〕。他還實事求是地多次提出全國人民温飽、小康、中等發達“三部曲”的戰略搆思，指出：“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解决温飽問題。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第二個目標是“到本世紀末翻兩番，國民生産總值按人口平均達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個目標是在下個世紀的五十年内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9〕。這也是鄧小平總結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教訓而形成的一個實事求是社會保障觀。他指出，解放40多年以來，頭八年經濟發展是健康的，形勢很好。但從1957年下半年起，實際背離了“八大”的政治路綫，搞階級鬥争爲綱，放棄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而且把有限的新增加國民收入的大部分用到重工業建設上去，忽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結果出現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千百萬人的温飽問題得不到保障。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的理論左到頂峰，要人民安於貧困，説什麽“寧要貧困的共産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10〕。這種理論導致生産效率和經濟效率極其低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生話貧困。如何擺脱貧困，保障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和提高呢？鄧小平又從國家通過宏觀調控社會保障基金來源於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提出一個逐步實現先富幫後富、共同富裕的保障構想，説：“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一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産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够避免兩極分化。解决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税，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這個問題”〔11〕。這就是説，在扶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和縮小不同地區富裕程度上的差距問題上，需要經歷不同的階段和步驟。在不同階段，側重點應有所不同，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驟也不應完全雷同。在實現小康水平之前，應該强調效率優先，以加速經濟發展，增强整個社會扶貧的實力。在這個階段，扶貧是國家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但也不能爲了扶貧而鼓勵貧富地區間大拉平，不能通過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來解决貧困地區的問題。在實現小康水平之後，共同富裕將作爲中心課題而被突出地提出來。在這個階段，效率優先仍然要强調，但是，在保证發達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同時，社會公平問題將更突出地被提出來。發達地區對後進地區的幫助支持的力度將會增大，從而加速落後地區經濟的發展，使發達地區和後進地區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逐步縮小，不同地區在富裕程度上的差距也隨之縮小，最後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對先富和後富的人也采取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辦法加以調節，以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還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後，自願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12〕。鄧小平這種先富帶動和幫助後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保障觀，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保障始終必須堅持的宗旨，舍此談不上社會保障。完全可以相信，只要我們全黨全國人民貫徹鄧小平這種最高含義的社會保障觀，積極建立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等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到本世紀末，不僅具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可以過着小康的生活，就連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1.2億老年人，以及5164萬殘疾人的小康生活也是會得到充分保障的，從而實現早在兩千四百年前孔子及其弟子曾經提出過的“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社會。

　　三

　　鄧小平又從社會控制的理論出發，闡述自己的社會保障觀。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必須以社會保障使整個社會呈現穩定的局面，並告誡全黨全國人民，“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没有穩定的環境，什麽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13〕。社會保障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以社會化爲標誌的生活安全網。我們知道，當前我國正在全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市場經濟既給社會帶來生産效率和動力，也會給經濟增長的社會環境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這種不穩定因索主要是來自市場收入分配機制本身的缺陷，即其在刺激經濟效率的同時，往往會造成人們在倫理上難於接受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由於强化市場機制，這種收入的不公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還會呈擴大的趨勢。這就需要國家通過宏觀調控手段加以調節，而作爲二次分配爲特徵的社會保障則可以起到這種調節的作用。如果説工資收入帶來的是經濟效率的話，那麽社會保障帶來的主要是公平。國家通過社會保障可以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進行收入的再分配，使整個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逐步趨於公平。這不僅是保障老、弱、病、殘、傷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且也增加了整個社會的穩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資金式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較强的儲蓄功能。國外許多國家特别是發達國家，十分重視利用社會保障基金增加儲蓄功能。例如日本利用巨額的社會保障基金投資興建公路、鐵路、碼頭、機場等社會基礎設施，有力地促進了經濟不斷增長。同時，巨額的社會保障基金還能起到“經濟穩定調節器”的作用。因爲社會保障基金主要是用來支付給廣大低收入者，其中大部分馬上被用於購買基本生活資料，因而刺激消費需求的效果十分顯著。另外，它在需求調節方面能起到靈敏的杠杆作用：當經濟衰退、生産滑坡、失業及貧困人口增加時，社會保障基金支出相對增加，刺激經濟需求增長上昇；而當經濟處於過熱時期，失業及貧困人口相對减少，社會保障基金的支付也相對减少，這樣可以抑制消費，緩解經濟過熱趨勢。由於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經濟自然難以始終保持供求之問總量動態的長期平衡，於是社會保障基金的吞吐，就可以成爲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有效手段之一。所以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對於深化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改革，保持社會的穩定，順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大的意義。可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體系，搞好社會保險（養老、疾病、工傷、失業、傷殘、死亡等）、社會救助（孤、老、殘疾人、貧困、意外事故等）、社會福利（主副食補貼、住房補貼、交通補貼等）、優撫安置（烈軍屬撫恤補貼）等在内的社會保障，把握好社會成員總體受益和總體承受的原則，以消除市場經濟競争機制運行過程中産生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及其所引起的社會震盪，必將使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協調發展，良性循環，實現社會保障作爲“經濟穩定器”和“社會安全網”的既定目標。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鄧小平是以個人的全面發展爲中心的人文生態層次和心態層次搆思其社會保障觀的，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産理論和我國國情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國家應該以它爲指導，積極建立和健全適應我國現階段生産力發展水平的多層次和高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並建立全國社會保障事業的各級機構。要籌辦中國社會保障銀行，統一管理全國社會保障事業和資金，使社會保障真正落到實處，以保障人民安其所道其生，進而發揮人民的生産積極性，促進生産力的進一步發展，促進社會的安定團結和社會進步，爲早日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努力。

　　注釋：

　　〔1〕〔2〕〔4〕〔5〕〔6〕〔7〕〔8〕〔9〕〔10〕〔11〕〔12〕〔1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373、376、375、148、373、109、256、254、10、111、284頁。

　　〔3〕《中國勞動統計年鑒》（1991年）第34頁。

　　（原裁《民政論壇》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