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同志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從實事求是這個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出發，高度評價了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指出：“我們的一切勝利都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没有毛澤東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國”。對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的重要作用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革命家和戰略家。”“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毛澤東同志的不朽功勛”。同時又指出：“任何領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點錯誤，都不應當加以神化”。因此，他號召我們做到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同現代化建設和國内外鬥争的實踐結合起來，把毛澤東思想繼續推向前進。”這種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也是毛澤東同志一貫堅持和倡導的科學態度。毛澤東同志早就説過：“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着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麽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如果有人説，有那麽一位同志，比如説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説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没有那麽回事。”毛澤東同志正是堅持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才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中國的條件下運用和發展了馬列主義。中國革命勝利的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堅持以科學態度對待馬列主義的光輝榜樣。

　　與毛澤東同志這種馬列主義的科學態度相反，存在着一種理論和實際相脱離的迷信態度，也就是當前人們常常提到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們都堅决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因爲：

　　兩個“凡是”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實踐割裂開來，否定了實踐第一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顯著的特點之一，是它的實踐性。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産物，也是他的戰友們、黨和革命人民智慧的産物，是五十多年來中國革命鬥争經驗和新社會建設經驗的結晶。可以説，没有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就没有毛澤東思想。如果用兩個“凡是”的態度來對待毛澤東思想，實質上就是把來自中國革命實踐而又受實踐檢驗的毛澤東思想，從中國革命實踐中割裂開來，分離出去，使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把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毛澤東思想束之高閣，供在偶象前的玩物，這是對毛澤東思想最大的污辱。

　　兩個“凡是”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作教條，否認毛澤東思想需要隨着革命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大家知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僵死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中，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也有在一定條件下，針對某個具體問題而作的具體結論。毫無疑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但是，我們决不把它看做一成不變的東西。真正的革命者如果不願意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種科學向前推進。在這方面，列寧和毛澤東同志已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俄國十月革命後，當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後，列寧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在《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商品和貨幣的觀點，曾設想用産品的直接分配來代替商品流通和貿易。根據這種設想，他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制定了關於商品直接分配的一些具體辦法。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實踐，到了一九二一年春，列寧發現這個辦法行不通，即把商品的直接分配改爲商品交换，只是不通過貨幣的物與物的交换。可是實踐證明商品交换也不行，到了同年秋天，列寧則明確指出：“以前的經濟政策所采取的方法是錯誤的，”必須向後退，“轉到國家調節商業和貨幣流通”。（《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73頁）列寧在商品問題上，三次改變自己的觀點和確定的政策，説明列寧主義也是從實踐中修正、補充和發展的。同樣，毛澤東同志生前也曾多次根據實踐發展修正過自己對一些問題的提法。如果象兩個“凡是”一樣，認爲凡是毛澤東同志説過的、圈過的，無論客觀實際發生多大的變化一律不能動。這就把毛澤東思想變成了不能發展的“終極真理”，從而破壞和窒息了毛澤東思想，這那裏談得上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

　　兩個“凡是”把革命領袖在一定條件下的具體指示或個别結論絶對化，否定了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葉劍英同志指出：“針對那種用本本主義對待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態度，一九七七年黨的十届三中全會和十一大提出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旗幟。它的基本原理是普遍對的。但由於它提出問題，解决問題的具體條件不一樣，所以許多具體結論和强調重點，也不完全相同，有時强調這個側面，有時又强調另一個側面。這就需要我們結合當時的具體情况，完整地、準確地加以理解和運用。如果把毛澤東同志説的每句話，作的每個指示，從其科學體系中抽出來，絶對化起來，概莫能動。這樣一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就被肢解了，它的革命靈魂也被閹割了，它也就變成了一堆既没有内在聯繫，又與客觀實際相脱離的教條了。這不正是貶低和否定了毛澤東思想指導革命的作用嗎?

　　兩個“凡是”神化了毛澤東同志，否定人民群衆“是歷史的主人”、“是真正的英雄”。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作爲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的毛澤東同志，是在群衆革命鬥争産生的，是在群衆革命鬥争改造自己，吸取群衆的智慧，適應群衆革命鬥争的需要而出現的，决不是從天而降的神。因此，不應當要求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指示，每一個論斷和每一項决定都絶對正確。實際上，他的思想以及他主持制定的政策，作出的决定，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就可能有不够準確、不够完善的地方，甚至有個别是錯誤的。毛澤東同志並不隱諱這一點。他在一九六一年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公開承認自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有缺點錯誤，並要求把他的缺點錯誤傳達到各省各地去。後來，當他得悉許多地方没有傳達時，就嚴肅地批評説：“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滿。同志們，不能隱瞞。”恪守兩個“凡是”的同志與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他們要把毛澤東同志説成是高超於群衆之上的“聖人”。這就從根本上割裂了毛澤東同志和中國人民群衆的密切關係，使毛澤東同志變成孤立的神，顯然是十分錯誤的。

　　從上所述，用兩個“凡是”的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是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起碼常識的。它是一條桎梏人們思想和行動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路綫。既然如此，爲什麽時至今日，我們還有一些同志對它認識不清呢?從根本上來説，是由於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綫的流毒和影響没有完全肅清，没有從他們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林彪、“四人幫”横行十年，最大的破壞就是從根本上篡改了我們黨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綫。他們大力宣揚“天才决定論”，“頂峰論”，叫嚷什麽“句句是真理”“句句照辦”，把毛澤東同志當作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把毛澤東思想當成最後的永恒真理；大搞現代迷信、新蒙昧主義和新奴隸主義，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使一些同志分不清真假毛澤東思想。拿“以階級鬥争爲綱”來説，我們有些同志由於習慣了搞階級鬥争，所以當黨中央根據我國作爲階級的剥削階級已經不存在的實際情况，提出階級鬥争已經不是我國的主要矛盾，因而不再搞大規模的階級鬥争時，就覺得是“離經叛道”，看到三中全會確定撥亂反正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措施，就迷惑不解，半信半疑，覺得是“丢了綱”，不敢堅决貫徹執行。可見，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綫的流毒不可低估。

　　小生産的狹隘眼界也是一些同志對兩個“凡是”錯誤觀點認識不清的原因之一。毛澤東同志説過：“這種看起來好象革命的‘左傾’意見，來源於小資産階級和知識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時也來源於農民小生産者的局部保守性。”我國是一個小生産廣大的國家，我們黨的黨員大多數是出身於農民。小生産的顯著特點，是眼界狹窄，目光短淺，因循守舊，不善於接受新事物，賈桂思想嚴重，容易滿足於眼前利益，加上檏素的階級感情，使得這些同志雖然主觀動機是想維護毛澤東同志的威望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但却不能用科學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同志。於是一聽到説革命領袖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也不可避免地有缺點錯誤時，就覺得感情上接受不了，認爲這是降低毛澤東同志的威信；一提到要根據新的情况糾正或改變毛澤東同志生前的一些提法或决定，就誤認是否定毛澤東同志。可是這些同志恰恰忘記了毛澤東同志關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按照實際情况决定工作方針等論述。黨的三中全會和葉劍英同志在國慶大會上的講話，在充分肯定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的同時，又事實求是地糾正他自己没有來得及糾正的失誤。這是對毛澤東同志最好的維護，最大的尊敬，是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封建意識形態和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也是有些同志認識不清兩個“凡是”錯誤觀點的一個因素。恩格斯指出：“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礙，是歷史的惰力。”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長達兩千多年，封建主義的影響根深蒂固。皇權主義、專制主義、家長作風以及一整套封建宗法觀念之類的東西，嚴重地影響我們的思想。特别是林彪、“四人幫”利用封建主義的“忠君”思想來大搞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語録歌之類的現代迷信活動，又加深了腐朽的封建意識的影響，使有些同志用“忠君”的態度來對待毛澤東同志，而把用“一分爲二”的科學態度來評價毛澤東同志看成是否定、反對毛澤東同志。

　　資産階級個人主義是兩個“凡是”錯誤觀點桎梏一些同志頭腦的一股繩索。有的同志患得患失，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他們總覺得現行的路綫、方針、政策有損於自己的利益和威信，對於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采取一站二看三通過，甚至是一站再站不通過。有的甚至把兩個“凡是”看成是自己的護身符，把推倒兩個“凡是”看成是對個人名譽地位的威脅，從而有意無意地同兩個“凡是”錯誤觀點結下不解之緣。

　　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别是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證明，兩個“凡是”錯誤觀點的影響是很大的。盡管對兩個“凡是”錯誤觀點認識不清的同志，絶大部分是思想認識問題。但也要指出，就兩個“凡是”的思想體系而言，與林彪、“四人幫”的思想路綫是一個東西，是“句句照辦”“永遠按既定方針辦”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它已經成爲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一個大障礙。因此，我們一定要響應葉劍英同志關於“普遍深入地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和討論，進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綫的教育”的號召，重新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的A、B、C，徹底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綫，進一步肅清其流毒和影響，從封建主義意識形態和舊傳統觀念的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個人主義的思想牢籠解放出來，從小生産者的狹隘保守思想中解放出來，同心同德，鼓足於勁，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强國。

　　（原載《思想解放》197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