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邵宗海教授在兩岸關係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也在推動兩岸關係上有極大的貢獻。2013年5月間，邵院長在中國文化大學舉辦＜2013年多元制度觀察：兩岸關係走向研討會＞，邀請兩岸重要學者參與。
　　
　　邵院長特別指名要我就＜台灣多元視野下的兩岸關係＞為題發表論文。本人因此以當年在《中國評論》2013年1月號發表的＜兩岸和平發展期為統合期＞的結構為基礎，再深入撰寫本文。
　　
　　本文認為，多元社會下的台灣，理想性逐漸喪失，兩岸關係對大多數政黨而言，其工具性已經遠遠超過其理想性，致使兩岸關係的論述與作為均已缺少整體性與前瞻性。本文就國民黨、民進黨、台聯、不同統派團體的論述及作為進行分析，以探究台灣多元視野下兩岸關係的想像面。文末認為，兩岸和平發展需要一條避凶趨吉、合情合理的道路，相對於現有的“分治”、“分離”、“統一”三種論述，透過“一中三憲”的架構，兩岸透過“統合”共同締造未來的政治安排，應該是多元視野下一條最符合台灣利益與兩岸利益的道路。
　　
　　前言：兩岸關係的工具性或理想性
　　
　　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對於兩岸的定位與走向有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的見解中，有的僅有表述不同，而無本質上的差別，有的卻是南轅北轍毫無交集。
　　
　　本文討論台灣社會多元視角下的兩岸關係。本文認為台灣內部存在著“分”（分治）、“離”（分離）、“一”（統一）、“合”（統合）四種基本論述與視野。國民黨的基本觀點為兩岸治權上的“分治”，民進黨則為兩岸主權上的“分離”。2008年以後的馬政府在基本論述上保留“分治”的形體，但其實質內涵已逐漸向“分離”靠近。連續兩次大選挫敗的民進黨，有可能接受中華民國這頂帽子，但仍保留其“分離”的內涵。台灣統派團體，左翼從意識形態出發，接受“一國兩制”的統一方式，右翼則是從民族主義出發，認為統一是解決台灣困局的唯一方法。左右兩翼均認為統一愈快愈好。以兩岸統合學會為代表的台灣民間學術界則認為，“統合”最有可能包容“一”與“分”的論述，亦有可能改變原有“離”的本質。透過“一中三憲”的架構，兩岸透過“統合”共同締造未來，是台灣多元視野下一條最符合台灣利益與兩岸利益的道路。
　　
　　兩岸關係對於多元的台灣來說，它偏重工具性還是理想性？所謂理想性，它是指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情感、有期待，希望兩岸人民可以透過兩岸關係的改善而同享其利；所謂工具性，是指將兩岸關係做為單方賺取更多利益、獲得政權或鞏固政權的工具。
　　
　　兩岸關係對於台灣的未來很重要，但是台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的政治功能看法不同。有人將其視為民族的大是大非問題，有人視其為國家利益的選項，更多的人將其視為是否能夠獲得執政的工具，當然，還有一些政治菁英視其為創造自己歷史定位的機會。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追求統一是必然的選擇。兩岸目前的分治只是治權上的分立，而非主權的分離，因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者應有理想，不可推動違憲的分離主義。
　　
　　現實政治絕非如憲法條文一樣簡單，同樣一部憲法在不同政治立場者的眼中有不同的解讀，他們有的選擇刻意迴避，有的嘗試扭曲精神，還有的乾脆企圖修改。民主化以後的台灣，憲法歷經多次更動，原有的治權結構與精神已有改變，但是在核心的內涵上，由於外在環境的約束，包括領土與主權在內的條文均沒有更動。
　　
　　憲法核心沒有變，並不是它不能變，而是不敢變。政治人物們不敢變憲法核心，並不代表政治立場、態度或作為方式不能變。民主化以後的台灣，也沒有多少人會認真在乎政黨的立場及行為是否已經偏離憲法的核心規範。原本再正確不過的看法可以變成政治不正確，原本應該清楚表達的定義也被刻意的模糊處理。
　　
　　由於獨特的台灣歷史經驗、曲折變化的國共恩怨情仇、複雜的東亞戰略情勢，以及美國的刻意撥弄，使得兩岸關係在台灣難以進行理性的辯證。情緒、立場占據了大幅的言論市場，形成了一個多元的兩岸關係視野。
　　
　　國民黨的分治說：從偏離原則到邯鄲學步
　　
　　從中國國民黨的名稱看來，它毫無疑問是一個認同中國、從屬中國，甚而曾經引領中國的政黨。1949年以後雖然立足台灣，但是統一中國一直是該黨的神聖使命。很不幸的，這個理念在李登輝接任黨主席後，發生了逆轉性的變化。
　　
　　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國統會對“一個中國”內涵的解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制訂，都是為兩岸確立了“分治”的論述。在權力鞏固以後，以“台灣主體性”為政治意識形態訴求的李登輝，決心要將國民黨在治權上“分治”立場轉向主權上“分離”的方向。1994年起，李登輝首先將“一個中國”民族概念化，雖然沒有在憲法上修改“一個中國”，但是在政治論述上已將“一個中國”變更為“一族兩國”。從此以後，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兩字，也從“政治法律”的概念變成“民族文化”的概念。1999年李登輝清楚地說出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算是為“一族兩國”做了清楚地界定。兩岸“分治”的原則遭偏離了。
　　
　　2000年與2004年國民黨的兩次敗選，讓國民黨無法主導兩岸關係。國民黨即使在第一次敗選後將李登輝逐出國民黨，但是他們卻無法，或嚴格來說，沒有魄力去除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為兩岸定位所設的結構，即一個在由李登輝充分動員“台灣主義”本體意識下所塑建的“分離主義”結構。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但是重新執政後的國民黨，即使在兩岸關係的物質性交流上採行了開放的措施，獲得了成果，但是在兩岸認同與定位上走的卻是一個“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路線”、“與民進黨對抗的民進黨路線”。
　　
　　馬英九的邯鄲學步
　　
　　《莊子·秋水》：“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傳說戰國時代，住在趙國邯鄲的人走路的姿勢非常好看。有一個燕國少年，他很想向邯鄲的人學走路的姿勢。於是就不顧路途遙遠，來到邯鄲。他天天到街上看人家走路，一時學這樣，一時又學那樣，最後不但什麼也學不會，反而連自己原來的走路方法都忘記了，只能爬回燕國去。這就是成語邯鄲學步的來由。
　　
　　2008年以後，“邯鄲學步”不再是莊子的寓言故事，而是馬政府面對李登輝與民進黨時的心態。
　　
　　2008年馬政府執政以後，雖然口頭上回到“九二共識”，但是實質上將“九二共識”窄化與異化。
　　
　　“九二共識”的窄化與異化以三個層面呈現。第一、“一中各表”只是台北對“九二共識”三點論述中的一點而已，但是在馬政府的論述中，已將“九二共識”窄化為等同於“一中各表”，而不提其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與“謀求國家統一”兩個共識。第二、將“謀求國家統一”的內涵異化為“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第三、將“一個中國”異化為“一個中華民族”。
　　
　　窄化與異化後的“九二共識”，成為兩岸物質性交流的工具，而不再帶有政治上的理想或自我期許。這四個字像是兩岸關係的護身符，更像是“芝麻開門”的咒語。台北方面盡量不去說明其真實內涵，北京也擔心把內涵說透了，反而會增加互動的困難，畢竟，“九二共識”自1992年起開始再2008年，已經沈寂了16年。只要堅守這四個字就足以開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2007-2008年競選期間，馬英九還主張兩岸應該簽署和平協議、軍事安全機制，但是很快地，從2009年中期起，馬已經開始轉變其立場並調整其步伐。現在看來，“九二共識”的功能僅存在於兩岸的經貿交流，馬政府不願意將其外溢（spill over）至經貿以外的其它政治、文化、安全議題。
　　
　　“九二共識”的確在兩岸經貿關係上的貢獻是巨大的。海協會和海基會已經簽署18項合作協議，兩岸在旅遊、金融合作、共同打擊犯罪、勞務合作、智慧産權保護等領域建立了合作關係，並使兩岸終於實現全面、直接的“三通”，特別是ECFA的順利簽署，進一步催化兩岸經貿的快速發展，兩岸關係得到大幅度地改善。
　　
　　經貿交流與認同沒有關係，即使是兩個陌生人或對手，都可以發展經貿關係，但是政治、文化、安全議題都與認同密不可分。簡單地說，如果沒有共同的認同，在非經濟性議題上能夠獲得成果的機會是有限的。
　　
　　2008年馬政府上台以後，並沒有在兩岸認同議題上著墨。首先，馬政府並沒有將扁政府時期，在歷史教科書的“同心圓史觀”，也就是由杜正勝等強力推動的“一邊一史”做結構性的調整。教科書仍然是採用“殖民史觀”的撰寫方式，將“台灣史”與“中國史”做切割。“台灣史”變成“國史”，“中國史”變成“外國史”。
　　
　　其次，馬政府在認同的表述方式上也愈來愈往民進黨靠攏。馬英九幾乎不再提“我是中國人”的說法，而是以“我是中華民族一份子、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我是中華民國國民、我是台灣人”來表達馬政府的認同論述。在1992年時，“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台灣社會的普遍多數認同，但是2008年以後，透過馬的新表述方式，“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者在馬政府任內快速減少。
　　
　　第三、在前途論述上，馬政府以“不統、不獨”來取代“統一”。馬政府沒有恢復被陳水扁凍結的國統綱領與國統會。雖然馬英九說，“‘不統’就是任內不會跟大陸談有關統一的問題；‘不獨’就是不會採取法理台獨的路線”；但是任何一位認識中文的人都知道“不統”與“不談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談統”不能簡化為“不統”。另外，不採取法理台獨是否等於不走事實獨台？如果從分離主義的定義來看，“台獨”與“獨台”只是國家名稱“帽子”的不同，在分離的定義上是沒有差別的。這些語言反映其行動的本質，有的走的是李登輝的路線，有的則是向民進黨靠攏，“邯鄲學步”的結果，讓不少原來的支持者突然感覺到，馬政府似乎已經不會走路了。
　　
　　這些會深化兩岸認同往“異己關係”發展的論述與作為，自然也反過頭約束了馬政府在文化議題上的主動性。雖然馬政府多次呼籲要簽署兩岸文化協議，但也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進一步從兩岸經貿論壇就文化交流所討論的議題來看，似乎強調的是兩岸文化創業產業的交流，屬於如何創造經濟利潤，而非深層的文化穿透互動。
　　
　　國民兩黨的共識：台灣利益重於兩岸利益
　　
　　台灣利益重於兩岸利益，並非只是國民黨如此認識，民進黨的看法亦是相同。差別僅在於國民黨如果在野，他會警告主政的民進黨，與大陸對抗會有損台灣利益。國民黨因而從2004年起杯葛民進黨對美國的潛艇、愛國者三型飛彈、P3C反潛機的軍購。當民進黨在野時，卻會支持執政的國民黨軍購，而且還會認為更應以多編些國防預算來維護台灣利益。數據顯示：迄今為止，馬政府每年向美國採購武器的金額超過52億美元，是李登輝政府的四倍，陳水扁政府的五倍。
　　
　　以下談的是馬政府在台灣利益與兩岸利益之間的優先選擇，基本上民進黨對於馬政府的這項戰略選擇是支持的，而且還認為做的不錯。
　　
　　馬英九政府在台灣利益與兩岸利益的選擇上，並沒有接受“只有兩岸有共同利益，台灣利益才能確保”的認識，而是明顯地將台灣利益放在兩岸利益之前，並嘗試用以美國為首的力量來確保台灣利益。兩岸經貿往來有助於台灣利益，但是馬政府更認為，在政治安全議題上完全扈從美國，才能確保台灣的利益。
　　
　　馬政府的“親美、友日、和中”對外戰略，從文字用語及排列的順序上已經可以看出其親疏遠近的優先選擇，對美要“親”，對日要“友”，對大陸只要“和”。這個戰略優先選擇，與其說是馬政府的政策，不如說是國、民兩黨共同的看法。國民黨與民進黨均樂於扮演美國扈從者的角色，隨著美國決定重返亞洲，華盛頓與台北之間更找到了彼此利益的交集。
　　
　　先說“親美”。自從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在2010年河內舉行的東亞高峰會上，高調宣布美國願意介入南海領土爭議，揭開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序幕。美國要想透過重返亞洲，重新強化在亞洲的強權地位，必須找一個大家心知肚明的假想敵，來凝聚美國與亞洲國家的結盟或合作。朝鮮半島的不穩、中共與菲律賓、越南在南海的爭端、中共與日本在釣魚台列嶼的緊張衝突，都成為了美國重返亞洲，尋求其再平衡戰略的最佳機會與藉口。
　　
　　美國既然要重返亞洲，重新掌握他在這個地方的主導權，他當然不會願意東亞盟友或潛在盟友破壞其構想。
　　
　　在兩岸和平協議一事上，馬英九在2012年已經清楚設定了“十大保證”，“公投”等先決條件，也不再要求國民黨智庫研究兩岸和平協議應有的內涵。對於馬英九政府或民進黨來說，《台灣關係法》比兩岸和平協議重要的多，如果兩岸有了和平協議，美國一生氣，廢棄了《台灣關係法》，那該怎麼辦。
　　
　　2012年，北京在十八大報告中再度呼籲，希望能夠“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今年（2013年）3月台北方面國防部發佈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不僅以“條件尚未成熟”回應，而且繼續強調“大陸軍事威脅”。雖然中共不再被視為“唯一威脅”，但這份報告仍然公開表達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支持態度，表示希望美國強化亞太軍事存在。總的來說，在兩岸和平與軍事安全的議題上，馬政府的態度非常清楚，即“擁美拒陸”。
　　
　　2012年馬英九在其勝選之夜，高調宣布希望台灣在十年內加入“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TPP）。美國積極支持TPP有其經濟以外的政治考量，希望解構以中國大陸經濟為主要市場的東亞區域整合，並強化美國在東亞的經濟權力。馬英九希望加入TPP的發言，更像是在政治上對美堅定“扈從”的表態。
　　
　　再說“友日”。不論是釣魚台或是南海問題，馬政府均公開表明“不與大陸聯手”。馬英九很得意地認為，在他任內與日本簽署了李扁時期都不能完成的台日漁業協定。稍微有點國際政治常識的人均可以了解，最近日本之所以願意簽署台日漁業協定，不是因為日本受到台灣提出“東海和平倡議”的感召，而是拜大陸近來在釣魚台事件的強硬軍事行動所賜。日本希望透過漁業協定來瓦解兩岸合作的任何可能。
　　
　　主權問題很敏感，涉及民族尊嚴與實質領土利益。一方面兩岸是同文同種，應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也就是兩岸共同的利益。釣魚台列嶼與南海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值得兩岸共同維護與開發。簡單地說，維護領土主權與利益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問題，而非僅是兩岸政府個別的利益問題而已。放棄兩岸聯手，而與日本單方面達成漁業協議，也徹底打破了兩岸合作護漁、保釣的想像，顯示“友日”優先於“和中”。即使在涉及民族主義的兩岸共同利益問題上，為了自己的漁業利益，馬英九政府仍然不改其原本“友日”優於“和中”的戰略優先選擇。
　　
　　“窄化與異化的九二共識”、“不統、不獨”、“只經不政”、“親美友日先於和中”構成了馬英九兩岸關係的全貌。這個全貌，讓大家看到那位從燕國去趙國邯鄲學走路的年輕人，他不僅不會走路，連正確的應有方向都日漸混淆了，以為跟著壯漢走，就一定可以找到正確的路。
　　
　　民進黨的分離說：退出死胡同但卻在迷宮徘徊
　　
　　2008年以前，民進黨對兩岸關係的視野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到1999年為止，在此期間，民進黨對於兩岸定位的主要看法是“正名制憲”，即成立台灣國。這個階段可以稱之為“顯性台獨”，即擺明要走台獨。第二個階段，為了贏得2000年的大選，民進黨決定退出“顯性台獨”、“正名制憲”的死胡同。1999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只是暫時同意國名為中華民國。這條階段之為“隱性台獨”，亦即目標是台獨建國，但是目前容忍中華民國的國號。
　　
　　2002年陳水扁所提的“一邊一國”論，其實仍是延續李登輝的“兩國論”，在兩岸定位上並無特別新穎之處，唯一的差別在於，透過長期“去中國化”的教育與政策，“一族兩國”在民進黨時期曾有再異化為“兩族兩國”的現象。
　　
　　陳水扁“離”的論述並沒有給民進黨與台灣帶來生機，2008年民進黨失去政權。2008年至2012年間，得益於“九二共識”，兩岸進入大交流、大發展時期。2012年的大選，蔡英文不願意承認與接受“九二共識”造成了民進黨的失敗。
　　
　　兩次大選的失敗，民進黨逐漸了解，不僅“顯性台獨”是個死胡同，“隱性台獨”同樣也是個死胡同。為了再次執政，他必須退出那個死胡同，找一條有出路的道路。不過，這個時候，台灣仍有一個政黨“台灣團結聯盟”（台聯）堅信，這個死胡同一定會有出路，他們的手法就是勇敢往前衝。他們認為，只要把前面的牆衝破，路就出來了。只是他們沒有告訴追隨者，這座牆有多厚，領導者是否也會不惜生命往前衝？不付出鮮血，牆是不會有裂痕的。
　　
　　經歷了2008和2012年兩次敗選的民進黨也有所認識，該黨在選後反思其大陸政策，認識到“中國因素”包括兩岸經濟合作狀況以及企業家的支持對選民投票傾向的重要影響，因此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在卸任之際提出要在與大陸的互動中加深了解，思考一條新的路。新任黨主席蘇貞昌也表示民進黨有意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加強往來。大陸對此也予以正面回應，公開聲明歡迎民進黨基層人士到大陸訪問，並邀請民進黨黨公職人員或者黨籍立委以私人身份來大陸參加研討會。但是，因為民進黨在統獨立場上與中共的主張存在很大差異，目前兩黨建立黨際溝通管道也存在諸多問題。
　　
　　民進黨雖然認識到，兩岸關係議題是該黨無法執政的最後一哩路，也願意與大陸改善關係，可是由於民進黨對於兩岸定位仍有根深柢固的看法，也因而陷入了無以為進的困境。
　　
　　天王們在迷宮中徘徊
　　
　　在以“離”為基本論述的前提下，民進黨內部，不同勢力也分別提出各自的主張，蘇貞昌擔任黨主席之後，雖然恢復“中國事務部”，並籌組“中國事務委員會”，但他自己親自擔任總召的結果便是謝長廷拒絕加入其中。近日中國事務委員會終於決定開會，謝長廷才在蔡英文等人的勸說下同意加入。除此之外，蘇貞昌基本上沒有發表太多有關兩岸議題的談話，反倒是在訪日期間鼓吹“民主同盟”，這種幾近配合日本右翼的觀點，幾乎很難為與大陸對話創造條件。
　　
　　蔡英文對兩岸關係的主張主要體現在其2012年大選期間發表的《十年政綱》中，在有關兩岸部份，她希望兩岸“在互動中逐步建構多層次、多面向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解決問題，維持穩定之建設性雙邊關係”。以上這些談話，如果建構在兩岸是“離”的基本論述上，一點意義也沒有。
　　
　　2012大選期間，蔡英文提出“和而不同、和而求同”，並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但蔡兩岸論述的核心，還是延續台灣前途決議文，本質上仍然是要回到“一邊一國”的主要論述，針對兩岸關係則只求兩岸和平發展。相同於李登輝，蔡英文也是“顯性獨台”的信徒，她認為，經過六十年的民主洗禮以及台灣的總統直選，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不再是個外來政府，而是現在的台灣政府，因而主張“台灣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台灣”。
　　
　　謝長廷則選擇在2012年10月訪問大陸，且又在最近半年內兩次出訪美國。針對台灣未來的出路，謝長廷主張台灣應該要親美和中。而針對民進黨兩岸政策的方向，他主張“三受”，即要能讓“台灣人民多數接受、美國接受及中國能忍受”，同時他還提出“憲法各表”的主張，其內涵為：“兩岸兩部憲法（Two Sides,Two Constitutions），中華民國憲法治理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治理大陸，兩岸對等，互不隸屬，但依憲法有特殊關係。”
　　
　　謝長廷提出“憲法各表”或“憲法共識”企圖能夠幫助民進黨走出兩岸論述的困境。但是謝長廷的基本主張仍是以“台灣是主權國家”、“台灣的前途要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為核心基礎，他的“兩憲論”仍是以兩岸主權互不隸屬為前提，也是以台灣的主權獨立大陸之外，僅限於台澎金馬為前提。因此，謝長廷與李登輝及蔡英文三者的主張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未來民進黨是否可能會接受“兩岸同屬一中”？目前暫時看不到可能。畢竟對民進黨而言，“台獨”或許只是奪得政權的工具，但是與大陸相互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卻是目前民進黨不可退讓的底線，至於台灣叫什麼國名並不重要。
　　
　　就目前的發展來看，“顯性獨台”是民進黨在未來最可能的選項，他們會接受“中華民國”，但是他們也會堅持“中華民國”的主權僅在台澎金馬。
　　
　　民進黨繼承李登輝，以“台灣主體性”做為“離”的說辭。只是這種以“離”為最終目標的論述，不僅難以成為兩岸未來政治關係的論述，也很難為兩岸和平發展做出貢獻。接受中華民國的“顯性獨台”主張或許可以幫助民進黨走完邁向執政的最後一哩路，但是他卻無法接續目前兩岸和平發展的任何一哩路。
　　
　　民進黨在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方面，目前並沒有發展出可行的解決方案。最完整的論述主要體現在蔡英文現階段的台灣民意比較傾向於維持現狀，同時希望兩岸和平、擴大交流開放，因此民進黨就在和平及交流兩方面著力，但卻忽視了沒有兩岸關係的改善以及兩岸政治定位問題的真正解決，所謂和平與交流，都只能是暫時的。很可惜，無論是民進黨還是蔡英文、謝長廷，都沒有在根本問題上做出有價值的論述，他們還在迷宮中徘徊。
　　
　　統派的統一說：未考慮時空因素
　　
　　台灣是個多元的社會，就黨綱說，國民黨應該是個大統派，但實際上，國民黨不僅不再談統，而且內部有不少人也將“統”視為是政治不正確。目前統派在台灣的政治市場上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政治意識形態來分，台灣現有的統派可以分為“左翼統派”（左統）與“右翼統派”（右統）。“左統”，亦可視為“理念型統派”。其成員以“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為代表，大致信仰左派路線。該聯盟成員不少人均曾在國民黨執政時成為政治犯、遭到政治迫害，惟仍未改初衷。在兩岸論述上持“一國兩制”主張，認為兩岸愈快統一愈好。
　　
　　“左統”的其它組織，例如夏潮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華基金會、人間出版社、海峽評論出版社、遠望雜誌社、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等，近年沒有在台灣的選舉政治上扮演重要地位。
　　
　　這些左翼統派相信他們所信仰的是真理，是對台灣的救贖，認為他們為台灣人民準備的華衣是美麗的，是珍貴的，但是他們或許忽略了，在兩岸的政治關係上，現在既不是初春，更不是盛夏，而是仍有涼意的深秋、有時甚而是峭冷的寒冬。他們認為“一國兩制”是華衣，但是一般的老百姓或許身體沒有他們健壯，是消受不起的。
　　
　　“右統”，亦可視為“民族主義式的統派”，主要是以“新同盟會”、“中國團結聯盟”為主。原以小市民代表自居的都會型“新黨”，在連續選舉挫敗失去議會舞台後，目前也積極參與“右統”並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另外，最近新成立的“中華民族團結協會”也可以屬於此類型。
　　
　　這些組織在意識形態上走的是右翼路線，在兩蔣時期也是堅定的反共人士，但在台獨訴諸台灣民族主義，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期推動台獨意識後，有感中華民族意識逐漸在台灣成為少數的危機感，而慢慢拋棄原有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反共”堅持，轉成為民族主義的統派。為爭取新黨立委進入立法院，2011年8月新黨主席郁慕明在助選時曾喊出：“笨蛋，問題是統一”。這顯示，該黨從早期以“小市民”自居，希望發揮小市民的團結來改變社會，已經將認知轉換為將“統一”視為是解決台灣困境的核心藥方。
　　
　　右翼統派認為台灣的問題出路在統一，統一就像是那件華麗的衣裳，只要穿起來就美麗，他們可能也忽略了，身型不適合如何穿、身體不好不見得適合穿，在對的時候，衣裳才能彰顯它的美。現在看來，這個時候不僅沒有到來，可能還需要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由於2005年，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黨聯手修憲採日本式單一選舉制度以後，台灣的小黨在議會幾乎難有生存與發展的空間，而“一國兩制”的主張在台灣又幾乎沒有可以被普通接受的可能。當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統派都缺少自己的兩岸關係論述，且又堅決反對台獨時，就很容易被外界打成中共“一國兩制”的同路人，這也使得統派在台灣無法與群眾理性對話，統派的領導者可以在大陸被視為上賓，但是在台灣卻連媒體的一角均難見。這也是兩岸關係發展中一個獨有的現象。
　　
　　民間學者的統合說：一條避凶趨吉、合情合理的道路
　　
　　前面所提的三種不同視野卻有著相同困境。國、民兩黨雖然有不同的兩岸關係視角，但是“只經不政”、“親美友日先於和中”兩點卻是兩黨目前相同的政策認識。國民黨的“窄化與異化的九二共識”、“不統、不獨”兩岸定位主張雖然與民進黨的“一邊一國”、“一邊一憲”不同，但是其本質均強調兩岸為互不隸屬的“異己關係”。而“只經不政”、“親美友日先於和中”的戰略選擇擇，更強化了這種認同上的“異己關係”。建立在“異己關係”上的兩岸關係道路，必定是條趨凶的窄路。
　　
　　國民黨正在以“隱性獨台”（一方面主張一中憲法，主權涵蓋全中國，但是一方面又主張自己是主權獨立）的面貌呈現其立場，民進黨極有可能在2016年從《台灣前途決議文》的“隱性台獨”走向“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國家”的“顯性獨台”，那時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獲勝，雖然表面上看來是“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的獲勝，它解決了台灣民主化以後對於國家認同的困境，但是卻極有可能為兩岸的國族認同割裂了鴻溝。畢竟兩岸關係的核心問題不是在於誰叫做什麼名稱，而是在於兩岸是否同意大家共有一個主權。
　　
　　“分而不離、和而不合”是美國對兩岸關係的最高指導原則。由於目前國、民兩黨均以美國為馬首是瞻，對美國扈從，因而不與大陸在涉及兩岸民族海域的核心問題上合作。這些行為有可能會衝擊到北京對台北的互信，而促使兩岸關係的解決方式往冷冰冰的現實主義發展，這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並非正數。
　　
　　統派的視角可以充分反映大陸的兩岸關係走向及觀點，但是由兩岸目前正是兩岸和平發展期，距“統一”還有一段可能不算短的時期，春天的衣服再美，也不適合冬天穿，因此，統派的訴求難在台灣內部得到共鳴。又由於統派在台灣的民主選舉中難以獲勝或發展，在“西瓜偎大邊”的世俗觀點下，支持者更難以成長，更重要的是，台灣統派發展的挫折，也相對地會衝擊到北京“一國兩制”主張的正當性。簡單來說，如果台灣民眾將北京與台灣的統派劃成等號時，統派的侷限就等於北京論述的侷限。
　　
　　上面三種對兩岸關係不同的視角與論述，都使得台灣陷入困境，也無助於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做為學者，基於長期對兩岸關係的認識，本人與兩岸統合學會的朋友，提出兩岸和平發展期應有的視野，即“一中三憲、兩岸統合”。我們認為，“一國兩制”是北京對統一後政治安排的主張，它不是為兩岸和平發展期的政治定位所設計；而國民黨的“分治”論述，愈來愈往民進黨的“分離”論述靠攏，再加上美國適時的介入與影響，使得兩岸關係的發展充滿不穩定的因素。
　　
　　要為兩岸關係發展找到一條最好的道路，首先就必須確定現狀是什麼？未來的方向應該往哪走。簡單來說，目前兩岸的法理現狀是：兩岸在主權的宣示上是相互重疊，即均包括對方，兩岸的治權均來自於彼此憲法。兩岸若能在此基礎上簽署和平協議，相互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主權，並相互尊重彼此的治權，這個簽署後的和平協議就成為一份兩岸均必須遵守的憲法性文件。未來有關軍事互信、國際共同參與、經濟、金融，甚而成立相關共同體的協議，都可以成為兩岸第三憲（一組憲法性的文件）的內容。
　　
　　這種兩岸共同建構未來的過程，不再是誰吃掉誰的選擇才能夠讓台灣安心地與大陸互動。在兩岸互動過程中，兩岸透過統合（即大陸所說的“一體化”）機制，兩岸可以在一些政策與事務上“共同治理”，這對於兩岸政府截長補短，共同為兩岸人民創造福祉有莫大助益。我已經多次在《中國評論》月刊與網路中陳述“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具體內涵與精神，讀者有興趣可以閱讀了解，此處就不再多述了。
　　
　　結語：奉勸與提醒
　　
　　一個開放的社會應該尊重多元，一個開放的經濟也應該鼓勵多元。但是對一個攸關台灣命運的兩岸關係，我們是否也是要以“多元”為由，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來檢驗哪一條才是正確的道路？我們有責任不要將兩岸關係變成民粹政治下的犧牲品，也不要將兩岸關係做為實驗室中的實驗品。兩岸關係攸關人民的生命與幸福，這種事情是不能操弄，也不能實驗的。
　　
　　我有幾句語來奉勸國、民兩黨。任何一個“多元”的社會都有最基本的核心價值、信仰。處理兩岸關係的核心價值信仰應該是“和平”，兩岸人民無論如何不應該以戰爭或威脅來解決問題，而分離主義的主張或作為卻可能讓兩岸的和平發展路徑停滯或逆轉。
　　
　　在處理兩岸關係與對外的戰略優先選擇方面，即使台灣內部有不同的多元視角，也必須了解，美國絕對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將自己的命運放在美國的手上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歷史顯示，美國放棄盟友的例子並不少見。台灣如果想要遊走在北京與華府之間思圖謀利，也要了解，兩隻大象不管是做愛還是打架，旁邊的小草都注定要倒霉。小的一方要想站在翹翹板中央用左右腳保持兩個壯漢平衡是非常不容易，“親遠疏近”更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台灣目前還能維持其“美、日、陸”的平衡政策，是因為北京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逼台灣表態，以及美國認為台灣目前還可以為其亞洲新戰略服務。
　　
　　我也有一些話想提醒北京。兩岸關係與人與人的關係一樣，即使有大小之分，但是彼此還是要相互尊重。“平等不對稱”是兩岸憲治與對外權力關係的寫照。兩岸未來的道路一定是兩岸攜手前行，而不是誰吃掉誰，“共同”兩個字應該是兩岸關係發展中的核心詞。只有“共同締造”的未來才是美好的。
　　
　　治權上的“分治”與尋求主權的“統一”，兩者之間原本不應該有衝突，而是需要一個過渡的連結。“統合”可以連結並包容這兩種論述。因為兩岸彼此對於主權範圍的宣示是重疊的，因此，“統合”是兩岸治權的統合，而與歐洲既有治權，也有主權的“統合”不同。由於“統合”就是由兩個主體共同創造第三個主體的過程，因此，透過制度性的安排，當然可以照顧到“台灣主體性”的需求，充分滿足再“分離”主張者的主體性訴求。
　　
　　相對於現有的“分治”、“分離”、“統一”三種論述，透過“一中三憲”的架構，兩岸透過“統合”共同締造未來的政治安排，應該是台灣多元視野下一條最符合台灣利益與兩岸利益的道路。

　　（本文原刊載於《中國評論》2013年6月號，總第1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