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詠雩，字肇沂，號芋園，1902年生，廣東南海鹽步横江鄉人，1975年1月3日因腦外傷辭世，終年73歲。

　　黄詠雩的一生波瀾迭蕩，可歌可泣!

　　綜觀其一生，經歷三個歷史時段。

　　前十年的童年時期，他生活於晚清末年。他四歲入學，天資超卓，十歲能詩。

　　從1912年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間屬於民國時期，中間又經歷七年的日僞佔領期（廣州地區1938年秋才淪陷）。他先後拜多位名儒爲師，少年即涉足詩壇。從青年時期始，他唱和於詩詞界，因詩才出衆而得“南海詩人”之美譽。他交友於丹青妙手，從詩畫互贈中開闊了藝術視野。他以而立之年成廣東商界翹楚，爲救國救民曾一展抱負，因不容於當政者，轉而潜心於詩詞。古籍修編、文物鑒藏是其人生的副産品，亦成就斐然。此段人生可歸結爲兩句話：“詩詞創作正走向事業的高峰，而在商界的抱負却壯志難酬。”

　　建國後的二十六年，詩人進入了多彩的風雨人生的晚年生活。二十六年間，他幾經政治運動衝擊，詩詞文物也曾數度散失，可他矢志不移，創作不斷，“天蠁樓”詩文大作終於結集而成。考古鑒证亦已春華秋實，業績可人。文物收藏、爲國鑒賞、去僞存真，其一言一行可謂擲地有聲。正是“人生雖遭幾回劫，何礙文壇赤子心。”

　　“丈夫許國平生願”是黄公的人生抱負。時勢可以造英雄，但逆境何嘗不可煉真金？黄公的一生亦體現了這一人生哲理。

　　他一生的成就可以概括爲四大方面：

　　他畢生從事詩詞創作，他的作品無論在思想性，藝術性，創作的數量都無愧於近現代詞人佼佼者的贊譽。

　　他一生收藏過大量的文物，他對文物的鑒賞水平可謂獨具慧眼，在同行中久負盛名。他對文物的珍愛以國家爲重，其行爲品格義薄雲天。

　　他對古籍的修輯出版，歷經數年，出資出力，既爲受託於前輩，更是爲使中華文化得以流傳，是對國粹的大愛與無私。他對考古鑒证和古文字的研究，歷經幾十年終成正果，既體現其鍥而不捨的治學精神，也彰顯其博學多才的一面。

　　他作爲教育活動家，從1929年至1949年的二十一年間，或領頭創辦，或興資以助，惠及南海和廣州大、中、小學十幾間。其熱愛教育的情懷，寄予了他育人强國的理想追求。除了在文化教育事業上的成就，其在商界也曾有過人生的閃光點。他出身於殷商世家，年少得志。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他陪父親黄顯芝（時任廣州米糧行主席）登永豐艦面見孫中山，致以慰勞和支持平叛，並捐贈軍糧六千餘袋，以解革命軍斷糧之困；1925年6月省港大罷工，港英當局以阻斷洋米進口作爲報復，他又陪同其父面見省港大罷工領導人蘇兆征及國民黨左派廖仲愷。黄公建議進口越南、泰國等地大米，以緩解廣州市糧荒。建議被采納，並授予獨家進口權，爲支持罷工、穩定廣州局勢作出貢獻。1928年，他任廣州米糠發行同業公會主席，1929年遞昇爲廣州總商會委員。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侵上海，十九路軍英勇抗日，全國掀起抗日熱潮，1月31日廣東商界成立“廣東救國籌款委員會”，黄公被推舉爲常委兼主席。他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志，積極發動全省各商會，籌集了大量資金和物資，支持十九路軍的抗日鬥争。並準備親率慰問團赴上海勞軍，後因當政者要截留大部分捐款，他即以“廣東救國籌款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力主全額彚出捐款而與當政者抗争。1933年5月，黄公被推選爲省首届商會主席，作爲商界翹楚，他既有發展廣東商業的宏圖，亦極力反對當政者的苛捐雜税，爲民請命，要求减免税收。終爲執政者所不容，以“通匪嫌疑(通匪嫌疑——鑒於黄詠雩在抗日和反苛捐雜税的進步言行，陳濟棠就以“與共産黨有密切聯繫”爲由逮捕黄詠雩。）”及勒索罪把他“請進”了“花廳”——囚禁（1945年抗戰勝利後，經南京政府確認爲“乃一冤案”並承認黄公“於民國有勛勞”）。

　　黄詠雩自1928年至1934年的六年多時間，先後被推選爲廣州市商會和省商會的主要領導。他曾有志於爲社會做點事，爲人民出點力。可在那個軍閥執政的年代，黄公的抱負是難容於當政者的。1935年後，他辭去商界的一切公職，專注於詩詞創作和文物的收藏、鑒賞和保護工作。

　　黄公的一生，亦商亦文。其父黄顯芝是獲國民政府總統指令褒揚的愛國殷商。黄公承父執師教，投身社會，造福鄉梓。歷任横江鄉事務委員會員長、南海縣參議員、廣州市參議員、米行公會主席、汽車運輸同業公會主席、廣州市總商會常委、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主席、廣州市愛育善堂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但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詩文方面。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以詩詞著稱於文壇，然而建國後他的作品極少在有關刊物發表。這有歷史的原因，由於他出身於富商之家，建國前與文化藝術界的才俊交往密切；又由於他在三十年代初曾爲廣東商界翹楚，因商務工作的需要與當時的政界人物亦有交往，因而建國後屢遭運動衝擊。有幸的是他爲富而從善、爲人正直、辦事清廉，雖事出有因，但查無實據，雖屢受運動波及，却都化險爲夷，可他却從一個文化界名人變成一個邊緣人。在那個“極左思潮”的年代，他在文化事業上對社會的貢獻難以得到公允的評價是在所必然。他晚年曾慨然感嘆“吾之心血，恐待百年後，方能爲世人賞識矣！”這不僅是對其作品未爲世人所認識而慨嘆，更是對人生懷才不遇的慨嘆。

　　在中國歷代的詩詞家中，當世盛名者不在少數，當世遭逢厄運、身後多年才得以正名者亦不乏其人。歷史給黄公開了個玩笑，他是兩者兼而有之的文化名人。黄公辭世二十二年後的1997年，黄詠雩家屬印發了黄公的遺作《天蠁樓詩詞》手鈔本。1998年，廣州市政協爲全面搶救整理黄詠雩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産，由廣州市政協及荔灣區政協的“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聯合組成編委會，組織文史委員和有關專家、學者，通過整理編輯和出版工作，終使“藏在深山人未識”的黄詠雩詩詞《天蠁樓詩文集》於1999年與廣大讀者見面。與此同時又披露了黄公生平爲保護詩詞作品，爲保護文物的感人往事。

　　2002年1月27日，廣州市天河區沙河文博會在黄公誕辰100週年之際，隆重舉辦《紀念著名詩人黄詠雩誕辰100週年作品交流會》，以進一步宣揚他的優秀詩詞作品。至此，著名詩人黄詠雩的形象在南粤大地得以確立。

　　一、詩詞作品　南粤明珠

　　春　望

　　東風吹緑眼前迷， 雜樹群鶯又滿蹊。

　　積雨暗滋新草蔓， 亂雲長壓衆山低。

　　芳園花氣迷蜂聚， 落日簷牙餓雀啼。

　　晴影瞞人春狡獪， 朅來笠屐好相携。

　　這是詩人十四歲創作的七律詩，在同年的多首詩作中也不算代表作。但在小詩人的筆下，晚春的植物和動物都充滿生機。瞬間變化的天氣，携帶雨具來去匆匆的行人寫得活靈活現。在靈氣中還透出點稚氣，可能在前輩詩人的眼中尚覺不够完美，但却不失爲一首好詩。

　　他年幼入學，先後拜多位名儒爲師，兒時便能仿詩作，少年步入詩壇即顯露詩才，在詩界前輩中已廣受贊許。他十六歲再拜廣東著名學者簡朝亮爲師，深得師歡，獲益良多。他手不釋卷，博覽群書。國學根基深厚，文史知識廣博，兼通儒、釋、道三教要義及諸子百家要領，這爲其詩詞創作，古文學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從青年時期起常參與詩詞界的雅集活動(詩詞界的雅集——這是指詩詞界人士組織的一種交流活動。他們定地點、定時間以詩會友，届時大家把自己的新作拿出來交流、吟誦、切磋，亦有命題即席創作的。如陳樹人組織的清游會，就是爲了雅集詩畫名流以詩會友的一個組織。），以詩詞與各詩友唱和、切磋，每有佳作。1929年暮春，嶺南畫派創始人陳樹人於廣州東山樗園設紅棉宴，雅集詩畫界名流，以紅棉爲題作詩。黄詠雩即席連作十首，著名塾師黄祝蕖也順其韵和十首，在最後一首以“自有天才自不知，楚庭絶頂醉題詩，風流跌宕真才子……”等詩句盛贊詩才横溢的黄詠雩，一時在文壇内傳爲佳話，所以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黄詠雩即以詩才著稱於文壇。

　　他又愛遊歷名山大川、名勝古迹、名人遺址。這觸發了他的創作靈感，他每游必有詩。他一生寫下了不少懷古詩，或贊美山河之壯麗；或撫今追昔，同情黎民之疾苦，鞭笞統治者之害民；或鑒古察今，縱論天下興亡；或謳歌先賢之偉績；或痛斥民族叛徒的無耻。這些情感的表達在懷古詩中隨處可見。

　　他不僅與詩詞界交往密切，與一衆丹青妙手也交誼甚篤。無論北派的國畫大師或嶺南的國畫名流，均廣有交往，互有詩畫雅贈，切磋交流，相得益彰。從廣義的文藝角度，詩和畫是藝術的兩個分支。在畫家眼裏，黄公的詩就是一幅幅絢麗的畫；在詩人眼裏畫家的畫就是一首首俊美的詩，無論工筆、意筆，無論濃墨重彩，無論簡約素描，都是一首首内涵豐滿的詩。毫無疑問，詩人從中吸取了藝術素養，潤物細無聲，融匯於詩作，昇華了詩詞的造詣。

　　鄧圻同先生在《憶詩詞家黄詠雩先生》一文中(《天蠁樓詩文集》下册315頁)，把黄公詩詞創作的一生概述爲“讀萬卷詩書，游萬裏河山，寫千首詩詞，交四方文友。”此話不假，聽起來有點浪漫，然則，詩人平生經歷的劫難却又鮮爲人知。

　　黄詠雩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詞，因幾經離亂散失不少，根據其家屬的回憶，現遺下的只是其作品的十之二、三。近年經過廣州市政協組織有關部門對其文化遺産進行整理出版，是作者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撰寫的《芋園詩稿》十四卷1294首，《天蠁詞》四卷192首和《芋園文存》28篇。

　　關於黄詠雩在詩詞創作上的成就，作爲他家鄉的横江人，目前尚無力評價，還是借文化界、詩詞界的行尊去評説，這會更客觀，更具學術水準。

　　其師簡朝亮贊其早年詩作“甚合詩義”。

　　詩人胡熊鍔在評價《芋園詩稿》時如是説：“置之八代詩中，允無愧色。”這是一個很高的評價。我們理解此評價之意是：黄公的詩詞可與歷代詩詞家相比，即使與唐宋詩詞相較也毫不遜色。他寫的騷體詩與先秦時期的騷體詩亦可比肩。

　　廣東書畫學院副院長、作家何邦泰在爲《天蠁樓詩文集》做“跋”時，對作者作了這樣的評述：“黄詠雩先生無疑是一位愛國詩人，其愛國的赤子之心，其愛民的拳拳厚意，躍然活現於字裏行間，先生詩詞的價值主要在這裏。”

　　廣西師範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古文學家黄漢清在爲《天蠁詞》作注、釋、評後欣然寫下《詞海之珠——天蠁詞》一文，他深有感觸地作了這樣一段評述：“《天蠁詞》作者的文史功底令人敬佩，他對經史子集之言，儒、佛、道之理，傳説之神話及諸多名物典故，信手拈來，巧妙構句，表達精闢。國學根基如此深厚之人，恐怕於今不多矣！”

　　二、心係祖國的文物鑒藏家

　　黄詠雩對文物的熱愛始於少年時。1918年，時年十六歲的他，在遊歷桂林時購得《鐘隱雙禽圖》，回來後加以研究，證實是一幅南唐時代的名畫，並爲此畫題詩二首。

　　幾十年來，他對文物從愛好，到熱愛，到珍愛，隨着鑒賞水平的提高，他逐步體會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他的思想亦經歷了從潜意識的個人愛好，逐漸昇華到自覺保護中華瑰寶的心路歷程。

　　1939年9月，一批避難於香港的文化界進步人士，以國民政府前經濟委員會委員葉恭綽爲首在港組織了“中國文化協進會”。該會鑒於當時國難當頭，大片國土淪陷，很多珍貴文物面臨流出國門的危險境况，爲唤起國人抗日愛國之熱情，唤起國人搶救中華文化之國寶，决定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以葉恭綽爲首組成籌備委員會，黄詠雩亦是籌委會成員之一。他積極協助葉恭綽開展籌辦工作，組織展出的展品有二千多件，其中有不少是典籍類展品，亦有辛亥革命的文物。黄詠雩負責典籍的標注工作，要對典籍的年代、編者，典籍的内容概要地作標注介紹，這檢驗了黄公的文史功底，若學業未精，斷難勝任。同時他還拿出十六件從廣州帶來的文物參展，他參展的文物其中有一件商代的咏尊，是展會中一件最古的文物，有很高的歷史研究價值。展會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舉辦，展期從1940年2月22日至3月2日，是抗戰期間的一件文化大事！在隆重的閉幕儀式上，黄公作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發言，其中幾句是：“自國難興，百物書畫典籍不免有散失各處或流出國外者，望大家努力合作，保存整理，發揚光大之，更望組織一個永久的機關，籌措一筆巨款，使之計劃由臨時變永遠的，則能收大效。如是，則外人縱有金錢也不能完全收買我文化寶物了。此非只是地方人士之希望，亦國家民族文化生命所關，願大家努力去干。”

　　他是一個言必信、行必果之人，他對文物的態度，用現代潮語去表述是：“保護文物，從我做起。”

　　1938年，廣州淪陷前夕，黄公舉家逃難到香港，一家十口全靠黄公獨力維持。在香港他又無固定職業，時間一長，生活十分拮據。有朋友勸他變賣文物聊以糊口，他婉言謝絶，寧可變賣浮財，節衣縮食也不變賣文物。黄詠雩雖有富商之名，但建國前在廣州長期租屋住，當年曾經有美、英、日古董商人，文物鑒藏家得知他收藏有很多文物，於是慕名而來，他們欲購黄公的藏品，有人提出以一座洋房交换黄公的一件文物精品，對於長期租房住的黄公確有巨大的誘惑力，然而黄詠雩却軟中帶硬地回絶了，他説：“來觀賞，歡迎，但國寶一件也不賣！”此言一出，擲地有聲，其愛國之心天地可证。

　　黄詠雩對文物的鑒賞水平可謂獨具慧眼，在同行中爲之稱道。這裏僅舉二例，足見其鑒賞水平的非一般。其一，1956年下半年，有一天，他與黄寶堅醫生路過廣州西關西來初地，見一古董鋪内陳列有一册八大山人畫册(八大山人——原名朱耷，明末清初南昌人。明藩王後裔，十九歲爲逃避政治迫害削髮爲僧，專注於書畫，注重創新，繪畫藝術有很高的成就。），黄公仔細審視，認爲是精品，推薦黄醫生買下，連同兩副對聯一起計算是60元結賬（因此時黄公剛蒙受冤案獲釋，經廣州中院撤銷原案，恢復公民權利，尚未補發工資，身無餘錢）。過了幾天，黄醫生帶回原畫對黄公説：“經廣州專家鑒定，認爲此畫是假的，是後人仿作的，建議黄公自己收藏。”黄公説：“待補發工資才能還錢。”於是八大山人畫册歸黄公所有。不知怎麽的，此事傳到北京，稍後，北京派文物專家靳伯昇來穗，專爲故宫和北京文物商店采購文物。靳伯昇到黄公家，一見此畫認爲是八大山人畫册中的精品，即出高價要購買，黄公未答允，因有廣州專家鑒定此畫是假的在前，怕人説他資本家賣假畫謀取暴利。後來北京方面提出以愛護文物有功，用發奬金和發奬狀的形式來處理，恰逢此時，廣州美術館的謝文勇先生向朱光市長建議由美術館收購。礙於廣州專家認爲此畫是假的在先，而北京專家鑒定此畫爲珍品，因此朱市長批準賣給北京，並將此决定通知市文化局（因爲建國初年文物賣出外省要經市文化局批準）。此事雖有周折，但尚算完滿解决。

　　其二，著名國畫大師張大千(張大千（1899—1983）——名爰，四川内江人。中國著名畫家，三十年代便有南張（大千）北溥（心畬）之説，他在繪畫上多才多藝，晚年名嗓世界。），1933年南游廣東，前來拜訪黄詠雩，鑒賞黄公藏畫。黄公出示清湘畫册(清湘畫册，即清初石濤畫册，石濤（1694—約1718）本姓朱，名若極，出家爲僧後佛號石濤聲，是清初富有創造性的杰出畫家。），張大千仔細鑒賞後興奮地寫下一段題詞，最後幾句是：予藏清湘十册，南北往來所見，不下二、三十册，未有若此册之極變化神奇者，披覽再四，敬識於後，詠雩詩人出示拜觀狂喜大千並記，時癸酉十一月也（即1933年農曆十一月）。黄詠雩的書畫藏品中得畫界高人如此高的評價，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黄公對古書畫文物的鑒賞水平。

　　作爲一個詩人，對文物有如此高的鑒賞水平，對很多人來説是一個“謎”。我們冒昧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他的鑒賞水平首先來源於他深厚的文史功底，他一生博覽群書，當然包括文藝類書籍。他尤其對歷代的書畫名家有較深入的瞭解。那個朝代有那些書畫名家，他們的藝術特點，他們的作品存世情况，甚至他們的人生經歷都成了他的文史知識，這些學識爲他鑒賞文物提供了依據；同時他又與一批文物鑒藏家、書畫名家交友。張大千、黄君璧、陳樹人、高劍父、黄賓虹、趙少昂等一衆畫家都是他的朋友。他們之間詩畫互贈，共同鑒賞，相互切磋，畫家有他的藝術體會，詩人另有他的鑒賞高見，在雙互交流中提昇了黄公從感性到理性的鑒别能力；再次，廣州西關地區歷來是文物集散地，南來北往的古董商，文物玩家集結於此地，黄公也是這裏的常客，在與這些人交往中獲得不少實踐經驗，鑒别畫紙是哪個年代的，各朝各代的裝裱風格有什麽區别，這一切都有考究。何况黄公天賦過人，觀察獨到，記憶力超人，這造就了一個文物鑒藏家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黄詠雩非一般的鑒賞文物的能力，既爲個人收藏，也爲搶救我國珍稀文物做貢獻。他曾以真换“假”，用居巢的扇面畫册精品换回廣州美術館認爲是假的兩幅畫。其中一幅是明朝沈周(沈周——字啓南，號石田，江蘇吴縣人，有文字修養，明代杰出的山水畫家，書法家文征明，畫家唐寅（即唐伯虎）曾出入其門，遠方來求畫者不絶。）的《沈石田菊花鶂翎圖》。黄公認爲這是一幅難得之精品，從而避免了因誤判爲“假”的文物經文物店流出國外（因爲美術館鑒定爲假的畫只有兩條出路，一是交美院學生臨摹，二是交由文物店外賣，從文物店賣出的文物可以出口國外）。這樣的例子不是僅此一例，在這裏只不過暫且打住吧。

　　黄詠雩一生收藏古籍數以萬計，其他文物亦數以百計。有多個朝代的名家書畫、青銅器、陶瓷、古琴等。現藏於廣州博物館的天蠁琴，爲廣東四大名琴之一，原是唐代詩人韋應物的故物，三十年代爲黄公收藏。清鎏金佛塔，工藝精湛，抗戰期間，外商曾以數十萬元求購，遭黄公拒絶，現藏廣州博物館。另有明朝著名畫家仇十洲的《停琴聽阮圖》，清末嶺南畫派創始人居巢的花鳥游魚、荔枝扇面畫册原爲黄公的藏品，還有一批書畫名家的作品，現今也爲廣州美術館所收藏。

　　他收藏的文物曾幾度散失，其中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966年8月，當時是文化大革命“破四舊”風暴盛行時，他的家短期内被抄家近十次，其中一次用兩輛解放牌帶拖卡的汽車來抄，抄走的有不少是文物。八十年代中，廣州處理查抄事務辦公室通知可領回被抄走的物品，其中退回的文物只有十一件。但令人不解的是數十位近現代書畫名家送給黄家的畫却一直下落不明，如張大千、黄賓虹、黄君璧、高劍父、趙少昂等名家的畫，上有顯芝、詠雩的題款。物主是誰本一清二楚，至今亦不知所踪。還有明太師樑儲題刻七律詩一首的琴磚（彈奏古琴時墊於琴下之物），也不知落在誰家。

　　黄詠雩作爲富商，但在廣州却没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居所。那麽他的錢財都用到哪裏去？他的錢除了用於捐助教育事業，支持國民政府北伐，支持抗日，出版古籍外，相當一部分錢財用在收藏文物。他的子女曾問過其父：“您一生的心血，除了詩詞創作外，還特别愛好收藏文物，如今藏品散失，你不心痛惋惜嗎？”他回答得非常豁達：“此事我曾思考再三。我光身一人來到世上，那些物品價值再高，也是身外之物。它既非與生俱來，死後也不能將它帶走。我爲國家民族收集、整理、研究、保存文物，現在這些文物，大部分爲國家民族所有，從這個意義上説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没有什麽好惋惜的。”

　　對於一個生前幾經劫難，又受到不公平對待的詩人、文物鑒藏家，説出這番以國家爲重，以民族爲重的話，難道不是他“丈夫許國平生願”的最好寫照嗎？這正是值得我們後人敬重他， 懷念他的意義所在。

　　三、修編古籍　傳揚中華文華

　　自清朝道光至光緒四個朝代，廣東著名的藏書館有粤雅海山仙館、榕園嶺南碧琳琅館、馮氏翠琅軒館等幾間。這些社會名流的藏書館，即藏古書（包括雕刻好尚未付印的版本）還兼收書畫文件。黄詠雩一生好讀書，也好藏書，二十年代中得碧琳琅館叢書。此書原是巴陵(巴陵——今湖南岳陽地區，古稱巴陵郡。方柳橋先生在廣東當官時刻制的版本，剛付印時方氏即去世，所以此書未見在社會上流傳。此版片後爲順德辛氏所得，計有四十三種書，辛氏壓縮了内容又改變了名稱，但尚未付印。因歷經多年又變易其主，至黄公收藏時版片已多廢蝕。稍後，他的姨丈黄秩南(黄秩南——即黄任恒（1876-1953），南海平地（學政）人，藏書家、詩人，尤精研廣東文 獻史料，著述甚豐。晚年將其所藏圖書全部捐給廣東中山圖書館。又把他所藏的馮氏翠琅軒館叢書轉贈給他，並囑他把兩套叢書修編爲一套，刊行於世，把古人之精粹傳揚後世。黄公拜而受之，銘記於心。

　　此後他把兩套藏書的版本及版片(版本、版片——版本是指用木板雕刻好的書，未付印；版片即刻好的書頁。，選擇故鄉的浩然黄公祠及横江圖書館二樓的藏書客作爲存放地，購置木架，把二套書版分類排列，其版片以萬數計。從此他頻繁往來於廣州與横江之間，歷經數年的修殘補缺，逐頁校閲，精心整理，且依據叢書的種類又增加了部分内容。經幾年之努力，心力交困，終於在1935年農曆五月完成修編工作。此書收集了漢、唐、宋、元、明、清，及今人的珍貴著述一百三十餘種，分經、史、子、集四部。内容涉及詩經、易經、尚書、南唐書等解注與研究專論，及兩漢、兩宋的文史著述，兼有古代醫學、數學、自然科學等内容，可謂内容薈萃、琳琅滿目。此套叢書原擬用前名，但又覺於事不妥，因順德辛氏削减内容又改變名稱在前，且黄公又增加了内容，把並兩套叢書合編，再用前名於理不合，遂擬書名《芋園叢書》。書成後吴道镕(吴道镕——原名吴國鎮（1852-1936），廣東番禺人，教育家，清光緒進士，曾任廣雅書 院院長，《廣東文征》主編。有詩詞等著述傳世。《芋園叢書》編成，他除寫書名外， 並贈黄詠雩一副對聯以示慰勉。先生爲此書題名，黄祝蕖(黄祝蕖——名榮康（1877-1945），廣東三水蘆苞人，著名塾師，曾在南海平地、廣州西 關任教，1927年後在廣州西關開設祝蕖國文專科學校。他是詩人，著有《凹園詩鈔》和 《擊劍詞抄》。曾爲横江小學圖書館、石門中學校門撰寫碑文。先生爲此書作序。因當時財力有限，此書只印行了二十六套，須知此書每套二百餘册，累計已達五千多册。此叢書除贈予原藏知交好友外，其餘分贈各大圖書館，藏本在廣州中山圖書館可查閲，日本也藏有一套。

　　這套叢書修編將完成之際，有人出重金請黄公轉讓，他却婉言拒絶，他説：“予輯刊是書，非爲名利，義不可却也。”其實此時他處境艱難。此前他因以廣州商界領袖的身份爲民請命，要求减免税捐一事，開罪於廣東軍閥陳濟棠，陳於1933年冬至前下令囚禁於他，關了八個多月，重罰二萬五千元，他借債繳納罰款後才得以釋放。此時尚未還清。對於金錢不可謂不重要，然而“義不可却”，是要信守其對姨丈的囑托，把二套叢書修編出版，傳揚後世。若因處境艱難，金錢誘惑而賣掉版本這就是背信棄義，黄公是决不會做的。他勞心勞力，花費重金使叢書得以出版，他以一己之失，换取日後廣大讀者之得，他爲保存中華民族的優秀遺産作出了無私的奉獻。

　　四、考古鑒证　復活歷史文化

　　一件文物，往往隱藏着一段逝去的歷史。通過考古鑒证，向後人揭示曾經發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密碼，揭示建築藝術、工藝製造的奥秘，使後人能借古察今，古爲今用，這就是其意義之所在。

　　黄詠雩對文物的考證，傳世著述不多，如果從數量看，似是一個業餘考古者，從質量看又具有專業的水平。目前公之於衆的六篇考古論文，可分爲四類，分别是對古代石刻文字的考證、金屬制器的考證、建築遺址的考證、書法藝術的考證。

　　黄詠雩對《石鼓文是秦犬丘世父所作考》的考證論述尤有價值。因爲論著破解了自北宋歐陽修以來，歷經千年，上百學者争論不休的懸案。所謂“石鼓文”，是指在鼓形石頭上刻有的文字。1929年黄公北游至北京太廟(太廟——帝皇爲祭祀其祖先建立的廟。）時第一次見到，即引起了他的關注。於是他買回拓片（用紙在原物上拓印出來的文稿）着手進行研究。後來世事多變，幾經周折，所作的部分考證文稿亦已失散。此後石鼓文遺物又不知轉移到那裏收藏，直至1958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再展出石鼓文十個，這重又燃起了他的研究欲望，這已是事隔三十年了。研究的重點是石鼓文爲何年代之物，何人所作，放在什麽地方，文中又記載了什麽？既然近千年來那麽多文人學士亦曾試圖破解，但始終是各抒己見，莫衷一是。那就説明要準確破解它確有相當難度。黄公破解難題靠的是“三功一力”，何謂“三功”？即古文學功底、古文字功底，以及從商周至先秦的歷史功底。“一力”是指毅力、恒心。考古是一門科學，要經歷刻苦細緻的研究方有可能成功。

　　要破解這個懸案，第一難是要讀懂石鼓中的文字。這可是二千七百多年前的文字。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戰國時期各國都有自己的文字，秦統一六國後才統一文字，秦使用的是篆文，篆文在今天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讀懂。何况製作石鼓文的年代又比秦朝早五百多年。那時使用的是頡篆兼有籀文（另一種文字體形）。今人看這些文字如不是專家學者，必是如讀天書。何况石鼓文還有破損缺失之處，要考究串通實非易事。即使能成功破譯，還要把此段文字内容與相關歷史聯繫起來，才能揭示石鼓文的内涵。黄詠雩經過幾年時間，既研究了前人的考證文章，甄别出其誤之所在，又吸納了其有價值之處。他查閲了幾十種文史資料，進行分析比較，去僞存真，終於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的風潮中完成考證，寫出論文。原來石鼓文是東周前期的諸侯國秦襄公十年，其長兄世父奉命到犬丘建立廟宇以祭天地、祭五帝時製作的。其文字記述了秦襄公保護周平王有功，受封諸侯，並記述世父五次領兵進擊西戎（周朝西邊的少數民族政權），及建立井田，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産等歷史事件。現代著名學者王國維、馬叙倫、郭沫若亦曾作過考證。雖然郭沫若的考證尚未完全破解，但相對最接近黄公的考證結論。黄公完成考證後，曾把論文送給中大教授容庚鑒閲，容教授對文物考古和古文字研究有很深的造詣。容教授審閲後寫下了一段評價：“該文所引用的材料之豐富、論據之周密、組織之完善是罕見的，”並專爲此論文題寫了題目，以示對黄公論作的尊重。

　　1932年，黄詠雩在廣州得一銅印，上有篆文，今文爲“廣州部曲將印”六字。隨後開始對此印進行考證。他的考證方法是很科學的，第一，他先考證“部曲將”是何官職。史料證實“部曲將”是自漢朝至三國時期的一種軍職，這就界定了銅印使用的大致年代。第二，考證“廣州”一詞，經查閲《廣州府志沿革》，證實三國時期是吴國吴黄武五年分交州，立廣州。就是説此物的年代應在設立廣州城之後的吴國時期。第三，他把印中的篆文與漢朝至三國時期的篆文形體結構進行對比鑒别，證實是同一時期的書寫形式。第四，他把此印與吴國時期廣州地區的相關歷史進行考證。終於引出了吴國孫皓三年，夏，郭馬在廣州謀反的歷史事件。郭馬本是合浦太守，後與部將何典、王族、吴述、殷興發動廣州叛亂，攻進廣州，殺死都督虞授，自封爲都督，隨他叛亂的四將，有的當了刺史，有的當了部曲將。此印就是此時製作的部曲將印，是用作軍隊的行文調動之用，也是身份的象徵。此印於1940年曾在香港“廣東文物展覽會”展出。其考證論文《廣州部曲將印考》於同期發表在《廣東文物·卷十》。他在考證過程中查閲了大量的文史資料，其中直接作爲論據引用的有十三種文史古籍。

　　黄詠雩從青少年起直至晚年都熱心於文物考古工作。他對考證工作的嚴謹、求實，及科學的考證結論令人信服；他孜孜以求的治學精神令人尊敬；他的博學多才又令世人欽羡。他對文物的考證爲彌補我國歷史文化的缺失作出了貢獻。

　　五、教育活動家黄詠雩

　　興辦教育事業是黄詠雩人生的四大成就之一。他從1929年至1949年的二十一年間，他帶頭創辦，或興資以助，惠及南海和廣州大、中、小學十數間。這充分體現其立人輔世的遠大理想追求。

　　1928年，南海縣政府提出“一鄉一校”的辦學目標。翌年，時任横江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的黄詠雩，在自己家鄉帶頭辦學，聯袂羅焕文、黄竹鳴、羅振垣、簡麗泉四人，創建横江小學。學校當年即建成，黄公親自從廣州等地選拔學識較高的師資，并親任校長。1930年，他又獨資捐建横江圖書館。這是一座二層的建築物，設計優美，紅墻緑瓦，鄉級小學能建有如此美麗的圖書館，在當時省内亦不多見。圖書館建成後黄公捐贈了王雲五著的《萬有文庫叢書》一套，並從自己的藏書中再選一部分捐贈。横江小學在建國前已頗有名氣，今天已發展成省一級小學、南海名校。這與當年前人的熱心辦學有承前啓後之關聯。

　　關於石門中學的創建，黄詠雩是始發端者。現在揭示一段陳年往事，對於瞭解七十多年前石門中學的創建是有所幫助的。約於1932年底，南海曬莨行業(曬莨行業——以薯莨的汁作爲染料漂染布匹的行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此行業在南海、佛山一帶盛行，其薯莨布出口東南亞等地。）推舉陳李珏、湯少泉、何天裳三人爲代表到省商會聯合會找黄詠雩求助，請其代向省政府要求减免該行業的税捐。稍後，黄公找到時任省財廳廳長的區芳浦（南海沙水人，黄公好友）轉述三代表之意，區芳浦向省長陳濟棠陳情，獲准减免。事後，陳、湯、何三人携款五千元到省商會向黄公答謝，黄公拒收。他靈機一動，進而向三代表提議：“今天南海二、三、九區(二、三、九區——三十年代的二、三、九區包括今天的裏水、鹽步、黄岐、大瀝的大部分地區及己劃入廣州市的部分鄉村。）尚無中學，你們既籌集了五千元，就請你們帶頭，倡議爲二、三、九區建一所中學，此款就作爲建校之用。”三代表欣然贊同。

　　不久後開展了籌建石門中學的工作。校董會主席爲陳鳳江，副主席爲黄詠雩、鄧剛。他們爲石門中學選址、購地、定名，出錢出力。石門中學於1933年農曆十一月十九日奠基。今天石門中學已成爲我省重點高級中學，七十多年來，爲南海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質人才，對於當年的創辦者是一種最好的懷念。

　　1933年，他在任廣東省商會聯合會主席期間還親自主持創建廣州商科學校，爲培養廣州市商業管理人才建立了摇籃。

　　1947年，他被任命爲愛育善堂(愛育善堂——建國前廣州市三大慈善機構之一，擁有善産房屋數百間，土地幾千畝，負有扶貧濟困，贈醫贈藥的任務。）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不受薪，全權管理愛育善堂的工作。在此期間，他幾經曲折創辦了八間平民小學，這些小學面對勞苦大衆，收費低廉，爲平民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建國後這八間平民小學都轉爲公辦學校。1950年，愛育善堂整理委員會在廣州市民政局領導下，他仍擔任主任委員，直至1951年底辭職。他在廣州又曾捐助千頃中學，並任校董。他也曾贊助過廣東國民大學的建設。

　　他在二十七歲至四十八歲這段人生的寶貴時光，熱心於辦學，成就不可謂不大，非一般人所能做到。雖然這些事都發生在建國前，但終究是有利家鄉，有利萬民的好事。黄公素有“丈夫許國平生願”之志，其熱心辦學，育人强國是其報效祖國意念的延伸。
　　(作者：肖樹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