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商人運動（商運）肇始於1904年1月清廷下諭籌備，1905年7月在廣州成立的廣東省總商會（商務總會）。隨後，各商業行會、跨行業的商會聯合會如廣州總商會、七十二行商會等亦相繼成立。商人代表着民族資産階級利益，在我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的政治、經濟舞臺上嶄露頭角、生機勃勃，扮演着重要角色。當時廣東省總商會的首任總協理爲左宗蕃，協理鄭觀應，助協游西關小畫舫齋主人黄景棠，以及朱文沛、區贊森、許應鴻、吴福元、杜榮光、潘金生等。廣東省總商會是廣東省第一個商人們自己的組織。其領導機構由商人自己選舉産生，不受官方任命。但它却是清廷官府授權商人組成的，代表官方立場的機構。廣東省總商會成立後，積極參加愛國運動。鄭觀應在《致廣州商務總會總協理書》説:“天下安危，匹夫有責。我粤各界同胞亦皆國民一分子，吾知必能互相策應。而不落他人之後耳。”廣東省總商會成立後不久，廣州即成立反美愛國運動的領導機構“廣東拒約會”。總商會不僅積極參加，而且它的頭頭鄭觀應還被選爲“拒約會”總理，積極領導拒約會成員進行反美愛國運動的鬥争。在立憲運動中，總商會也積極參加，在政治舞臺中一展身手。此外，在經濟舞臺上，廣東省總商會還爲商人間的互相合作創造了有利條件，牽綫搭橋，對全省各行商的活動也發揮了積極的協調作用，對廣東市場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還加强了中國與外國“商戰”中的競争地位，提出實現這種競争地位的途徑、方法等。至20世紀初，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清革命，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以廣東爲革命根據地，東征南討北伐，轉戰全國，廣東商民在廣東省總商會、廣州總商會及其行業組織等的帶領、組織下，均給予大力支持，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長期以來，學術界有不少人認爲，上演廣州作爲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策源地這場威武雄壯、波瀾壯闊的歷史巨劇的角色僅局限於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婦女運動，却忽視了廣州商人運動的歷史作用。這是不够全面看待這一問題的看法，也是不够符合當時的歷史史實的。本文擬從下列方面對其歷史作用作一粗淺探討。

　　一、對孫中山領導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從初期猶豫、走和平獨立道路，到歡迎革命的轉變

　　1911年革命黨人領導的辛亥武昌起義取得成功，清官席捲而逃。各地積極響應，湘、陝、晋、贛、滇、皖等省紛紛起義。廣東也不例外。當時士紳巨賈及其政治代表的廣州商人運動，雖然未能與以同盟會爲核心的資産階級革命派站在一起，走暴力推翻清政府的地方統治、建立革命政權的道路，而是想走和平獨立的道路，在反對舊政權，建立新政權這點上是與資産階級革命派一致的。當時隨着民軍的紛起，省城幾乎處於民軍包圍之中，陷入孤立狀態，同盟會在城内秘密設立指揮機關指揮和聯絡各地民軍，進逼廣州，造成大軍壓城之勢。在這種情勢之下，廣東紳商1919年10月25日齊集廣州西關文瀾書院召開會議，推舉鄧華熙、樑鼎芬爲正、副主席。會議由於受廣州清鄉總辦江孔殷操縱，極力想走和平獨立道路，但粤省自治會代表譚民三、陳惠普却認爲“此等政策，斷不濟事”。29日，九大善堂、七十二行總商會在廣州西關愛育善堂集會，經討論决議：“承認共和政府”“承認滿漢一體”，同時呈文總督。會後由九大善堂、七十二行舉辦商團以自衛，“一面公舉代表至港向黨人總機關宣達意旨”，决定擁督獨立，并發散傳單，市民得知情况欣喜萬分，“有人持白旗大書‘廣東民國獨立’字樣，竪立該院門口，放鞭砲萬響。城鄉内外各鋪户，亦懸旗張燈，放鞭砲相慶賀”。在督署前聚集2萬多人，争相祝賀。張鳴岐督署等在革命黨人、民軍及商人運動等各種力量的壓力下，軍心大變，使其想保住自己地位和權勢的用心化爲泡影，遂决定贊成廣東和平獨立。大家在諮議局開會，張鳴岐等逃之夭夭，遂公舉胡漢民爲都督。11月10日時任廣州總商會董、廣州市米糧行主席的黄顯芝先生與各界代表齊迎胡漢民從香港回來廣東諮議局履任，使廣東省級資産階級政權——廣東軍政府正式成立。“即時將中華民國國旗掛於諮議局屋頂之上，各人歡呼鼓舞，壁瓦俱震，拍掌之聲不絶”。至此，省城廣州真正光復，宣佈獨立，並波及全省各地，實現全省獨立，建立革命政權，取得成功，這些都與廣州商運配合革命黨人所作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二、從經濟上支持政府解决財政危機

　　廣東光復不久，軍政府宣佈廢除清朝各項苛捐雜税，從而减輕了人民的負擔，但亦使軍政府面臨着經濟崩潰的危險。因爲原廣東財政的主要來源賭餉和各種苛捐雜税廢止後，加上新政府及軍費的龐大開支，令當時的經濟形勢十分喫緊。

　　爲瞭解决財政危機，軍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如籌募公債500萬、向港商借款40萬等，仍無濟於事。最後只好采取發行公債,向省港商界借款，並將原封存不流通的清官錢銀局紙幣1200萬元加蓋軍政府財政部印之後發行，並令廣東總商會承認通用。在總商會、七十二行、九善堂暨各團體召開的會議上，總商會董暨廣州市米糧行主席黄顯芝積極帶頭響應配合，他手舉紙幣樣板，笑説:“此銀紙可在米鋪買米。”因而帶動當時的商善士紳各界的廣泛支持，並通過了《總商會議决維持金融機關案》、《總商會、七十二行、九善堂暨各團體公啓》等重要决議。這樣才使廣東軍政府的財政幾由零始，一躍而擁有一千二百萬可换取物資的現金，從而使軍政府和廣東財政安度難關。且能支持他省的革命鬥争，實功不可没。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但革命果實並没能保存下來，而是被袁世凱所竊取了。袁把臨時政府遷往北京，放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内，遠離革命黨人控制的地區。4月，孫中山辭去大總統職，與廖仲愷、胡漢民等自上海回廣州。胡漢民復任廣東都督，廖任財政部長。時任廣州總商會會董兼廣州市米糧行主席的黄顯芝先生代表商界迎胡、廖於省諮議局，並捐銀一萬零四百元給政府。

　　三、賑灾捐米飯，救民於水火

　　1915年（乙卯）7月，廣州發生百年一遇的罕見大水灾，灾情殃及全省，人民在龍濟光的殘暴統治下，生活更爲困難，各地灾民遍野，龍氏不顧百姓死活，不斷巧立名目的捐税，如雪上加霜，廣東士紳巨賈爲此痛斥：“四民生困，發窮匪滋，半數由是。”黄顯芝則令其所屬糧倉開放，賑濟附城鄉民，並用大船五艘、小船若干艘，接濟難民，分贈粥飯藥品，並捐棺木百具爲遇難者辦理善後。救民衆於危難之中。1916年7月，龍濟光被逐出廣州，滇、桂軍直逼廣州，與龍濟光軍交戰三十餘日。8月16日，粤商會致電北京政府，詳述龍濟光禍粤罪惡，呼吁去龍，配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和各界逐龍的鬥争。廣州米糧業主席黄顯芝還目睹當時附城廣三鐵路一帶，鄉民均受兵禍之苦，於是開辦兵燹棲流所於其鄉南海横江鄉，收留救濟了數千名難民，捐施米飯藥物。難民咸稱其好。1918年廣東省糧食歉荒，洋米亦輟運，僅仰給皖、贛，且米價踴貴，民皆叫苦。黄顯芝聯合米糧業行内鉅子籌組廣東糧食救濟會，主持採運糧食工作，計前後共運給廣東全省糧米共38艘，使米價及時得到平復，粤人皆稱頌。第二年糧食又歉收，糧食救濟會在廣東省政府的支持下，繼續爲舒解糧荒而努力，做出了貢獻，使飢民得以度過難關。1931年，廣東又發生大水灾，比之乙卯年灾情更甚，廣東商善界同心合力合辦廣東水灾賑濟會，黄顯芝的兒子黄詠雩在其父退休後，擔任董事兼採運股主任，對此出錢出力，對灾民施以援手。

　　四、進言政府，减輕民食負擔

　　1917年9月廣東護法軍政府成立，孫中山在廣州就任海陸軍大元帥，通電否認馮國章爲總統，宣佈段琪瑞等爲叛逆，下令北伐，發動了護法戰争，鼓舞了各地反對北洋軍閥黑闇統治的力量。置七總裁，黄顯芝等商界代表人物對護法軍政府積極擁護，並謁請外交總長伍廷芳、財政總長唐紹儀，請求免去糧食印花税而獲得批準。自此以後三十年，大家皆以爲例，從而大大减輕了民食負擔。1927年黄顯芝退休，其子黄詠雩遞爲廣州總商會委員、米糠行養和堂主席。1928年又任米糠發行商業公會主席。廣州起義失敗後，農、工、商、學運皆受禁制影響，處於低潮。1930年黄詠雩借同業公會法之頒行，首先召集米糠全行商店代表，起草組織章程，改組同業公會。他被大家一致推舉當選爲廣州市米糠發行同業公會主席，並主持總商會促進改組同業公會會議。廣州市各商業同業公會自是紛紛組建。廣州商運，於是再現蓬勃生機，以争權益。他主持總商會、市商會聯合討論修正廣東印花税條例會議。主持米糠、雜糧兩行聯席會議，反對皖省政府以武力强抽米照費，影響民食。1930年2月，黄詠雩當選爲廣州市商會第一届執行委員會委員兼調查科主任。黄積極履行職責，向政府提出請求將一千萬借款撥還二成公債速給現金案。4月，黄等五執委向省財廳提出改善營業税的報告書。1932年1月，黄主持市米糠行呈請政府豁免糠類抽税獲准。8月廣州市商會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大會之議决案，絶大多數均爲要求政府撤除各種苛捐雜税，减輕商民痛苦者。1933年8月，以黄詠雩爲首的省商聯會，以粤省經濟恐慌，已到極點。根據商會法，要求政府召開經濟會議，討論救濟辦法。黄詠雩還擬具提出經濟會議提案各件給省商聯會，獲修正通過。省商聯會即請求省財政廳改善營業税。11月，廣東省經濟會議召開，黄氏代表省商聯會提出多項挽救經濟危機的提案。然而，會議提案只討論了三分之二，廳長區芳浦即令會議結束，所以其餘提案未能獲准通過。

　　五、捐巨款米糧，贊襄國民革命於危難之時

　　1920年10月，孫中山與伍廷芳回粤，恢復軍政府，宣佈繼續執行職務後，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認識較前有了很大的發展。他認爲當時國内外形勢，在廣東省建立正式政府，作爲出師北伐，打倒軍閥，統一全國，建立民國基礎的革命根據地是非常必要的。1921年1月1日，中華民國軍政府在廣州舉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9週年紀念大會。孫中山出席大會并發表演説，主張建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時海軍總長湯廷光爲臨時督軍兼省長，向廣州總商會籌借軍餉，黄顯芝積極支持，即時借款二萬元。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發動反革命武裝叛變，叛軍4000多人圍攻總統府和孫中山在觀音山的住所粤秀樓。6月17日孫中山移節永豐艦，旋駐黄埔，設大元帥府，指揮平叛至8月9日離艦赴上海。在此兩月中，艦上糧食及檄調討逆各部隊之米糧供給，爲數甚巨，而艦糧極爲有限，黄埔又無藏糧，需糧急如星火。黄顯芝在其子詠雩的陪同下，與伍朝樞晋謁孫中山先生在黄埔永豐艦上致慰勞致意時，孫中山提出借米，黄氏即慨然將白米數船，約6000餘袋（每袋約200斤）捐助軍糧，並商妥交接辦法。但當時廣州黄沙已爲叛軍所據，泊於珠江河面的米船在叛軍砲口封鎖之下，黄氏父子不顧危險，令養和堂購備經香港轉運之洋米急運北上，由陳策將軍率艦於黄埔接收，亦乘夜冒險使泊於近沙面河面之一、二米船順流而下，以解轆腸之急。當時葉劍英元帥爲海軍陸戰隊營長，護衛孫中山先生於艦上，亦在接收黄氏贈米的寶璧艦上執勤。當時孫中山看到黄顯芝父子冒險送來的糧食時親手執着他的手表示嘉許致謝。1923年1月15曰，陳炯明在西路討賊軍的討伐下，退出廣州。2月孫中山回廣州就大元帥職。7月，兵站總監羅翼群向米商訂購軍米75萬斤，限5天内交付。時廣州市米行商店共30餘間，其中8間以黄氏爲經理，且爲該行主席，代表簽立合約。該項軍米欠價9萬餘元。米糧行黄氏一直未有領取。8月，羅翼群再向該行訂購軍米300萬斤，米槺行亦如期交付，但亦只領取米價的三分之一現金，餘下款項，候以官産折價作按相扺。所以自民國初年始，廖仲愷籌集革命經費及糧餉，即與廣州市米糧行商之首黄顯芝建立友誼，嘗以黄氏能仗義攄忠，贊襄革命，稱道不已。曾延請黄顯芝先生速來商議國事，親自馳車前往送返，優禮有加，擬聘他爲諮議，但黄氏却謙辭不就。孫中山亦嘗命内政部長徐紹楨，派令黄顯芝爲財政委員。時財政委員有廖仲愷、宋子文、古應芬等人，徐氏徵詢邀請黄氏，黄亦謙辭不就。1924年，駐守廣州各客軍，有不守軍紀而任意闖民居商鋪、擅自拘捕商民者，引起民衆的不安。當時廣東省長廖仲愷簽發命令，首句雲：“愛國殷商黄顯芝，支援國民革命有功”，末句是:“特飭各屬軍警，對黄氏及其家屬，妥加保護，不得侵犯。”同年10月10日，廣州商團武裝叛亂，陳炯明和商團頭子、香港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互相勾結，陰謀裏應外合，顛覆孫中山的革命政權。當時全城在商團反動頭子唆使下，强迫商店罷市，對抗政府。8月14日，孫中山接見商團請願代表，耐心對他們進行教育，勸他們不要以罷市與政府對立，不要受人唆使。8月27日，廖仲愷發出《勸諭商民開市布告》，聲稱：“如罷市商店，仍復執迷不悟，閉門停業，則軍事處置，斷不容緩”，并發出“着永安堂、養和堂照常辦米令。”黄顯芝遵令，即以廣州市米糧行主席名義通告全行各店開門，照常交易。至政府平定商團叛亂大局初定之時，養和堂購自安暹之洋米十萬石，已源源不斷運扺廣州，安定民生、支持革命政權。當時黄顯芝家鄉南海横江鄉團，在黄的影響下，没有參與商團亂事。所以省長胡漢民批準，横江團械，概免收繳。1926年1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支持，也得廣東人民的熱烈擁護，工農群衆群起支持，廣東商界也積極支持。當時廣州商界黄顯芝先生亦領銷金庫券五萬元支援北伐。僅舉以上事例説明，廣州商運是積極支持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的。當時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能以廣東一省（主要是廣州市）之財力，轉戰全國。除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等大力支持外，廣州商運的支持努力也密不可分。當時政府曾迭次向廣州商會借款、派銷公債。總數是以千萬、億元計。黄顯芝代表商界，皆踴躍認借認領，數至龐巨。黄氏嘗言：“革命建國慶幸成功，則弦高犒師，魯肅指囷，義無辭讓也。”1927年9月，廣州發生金融危機，政府又急需軍費，强行派銷公債。這就是著名的“四四借款”。它有如竭澤而漁。廣州市米糠行被强行派借巨款，銀行亦被迫向米糠行追收貸款。在這種情况下，他們只得抛售存米，套取現金上繳，完成任務。而歷年之債券借款多皆久候而償還無期。致使黄氏經營之米糠店由全盛時的12家、米機廠1家，營業額幾占全行業的三分之一，米業首富，至變成虧損嚴重，負債纍累，幾至全綫倒閉。這完全是因他們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的義無辭讓的支持和超負荷的奉獻所致。

　　六、支持省港大罷工

　　1925年6月，廣州和香港工人爲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鬥争，舉行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數萬罷工工人返扺廣州。當時港英政府大爲恐慌，立即宣佈戒嚴令，宣佈禁止糧食出口令和禁止金銀圓塊紙幣出口令，急調海軍陸戰隊登陸，軍艦往來海面巡邏。使香港頓時陷人戰時狀態。7月10日，工人糾察隊開始封鎖香港，對各帝國主義國家實行全面扺制的政策，禁止外國船隻進出廣東各港口，扺制一切外貨，並禁止使用外幣。這種做法雖能給帝國主義以打擊，但却也給自己帶來了困難。因日常的對外貿易全部中斷的結果是，它不僅損害了商界利益，而且動摇了他們對罷工的支持，甚至連廣州市民的日常必需品也開始短缺，連廣東人的米食——靠洋米進口來維持的途徑也給堵死。加上數萬罷工工人的糧食等生活必需都成極大問題，而直接影響到罷工鬥争的大局能否繼續堅持到勝利的大問題。黄顯芝看到了這問題的嚴重，於是偕同其子詠雩往見廖仲愷、蘇兆征，進獻解决問題的建議，得到廖、蘇贊同，並商妥在罷工持續年餘的時間内，廣州市的糧食供應，主要由黄顯芝米糠行養和堂經辦，由他們直接從安、暹、皖、贛等地采購米石，由海路運往廣州。每當有運米海輪進入珠江，皆由黄氏往罷工委員會領取“許可证”通行。6月23日，沙基慘案發生，人民對帝國主義暴行激憤至極，罷工工人糾察隊實行嚴禁一切物資輸港，港方亦禁轉運洋米以爲報復。爲取得罷工鬥争的最後勝利，罷工委員會决定把原定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口號改爲“單獨對英”的口號，集中力量打擊英帝國主義。7月1日廣東成立糧食維持會，由黄顯芝出任平糴主任。爲瞭解决當時廣州糧食緊缺問題，他們克服了許多困難，因爲當時東江流域尚爲叛軍陳炯明殘部盤踞，西北水陸路又不靖，商旅裹足，只能請求由湘軍、粤軍總部派兵護送，方能通行。到7月中旬，經過黄顯芝及其廣東糧食維持會的努力，米糠行養和堂置辦的米石已用海輪源源不斷運至，使原來僅由上述兩路運扺廣州米石且只有5000擔供應的糧絀局面，得到舒解。從而在米糧的供應上有力地支持了省港大罷工，直至取得徹底的勝利。

　　七、扺制“日貨”，籌款慰勞抗日將士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佔我東北三省。廣州市商界與各界一起，奮起扺制日貨，成立“對日經濟絶交委員會”，黄詠雩爲常委，主持會議。當時“抗日會”組織人員入商店檢查；“讎貨”，多未照章會同對日經濟絶交委員會辦理，引起諸多糾紛。商人求助於市商會，黄詠雩當時爲市商會調查科主任，堅持“抗日會”必須尊重大會决議案，會同“經絶委會”一齊檢查辦理，使之真正達到扺制“日貨”，打擊敵人的目的。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犯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抗敵。消息傳來廣東，大大鼓舞了軍民們的抗日鬥志。廣東商界在黄詠雩主持下，1月30日在廣州市商會召開急緊會議，一致議决：立即成立廣東救國籌款委員會，聯合海内外團體，廣募款借作後援，並即席先由粤商界集款20萬元,請由市長程天固擔保向市立銀行先行借出，立即匯去上海。1月31日，由商界議决成立之廣東救國籌款委員會召集第一次籌備會議,推選出15位常委，黄詠雩擔任常委兼主席。市商會暨各同業公會决定再電匯廣毫銀10萬元給十九路軍。2月3日，由商界救國籌委會與女界救國籌委會聯合發起召集的廣東各界救國籌款委員會成立。大力進行籌款。以黄詠雩爲主席的廣州市米糠發行同業公會和汽車運輸同業公會共籌得捐款數萬元，匯給十九路軍。黄詠雩同時又是市商會派進救籌會的代表，出任常委，主持救籌會會議。亦議决先籌墊毫銀20萬元，接濟十九路軍，並推舉2人携款前往上海。辦理救濟受難同胞。3月中旬，黄詠雩復出主持救籌會會議，議决推舉4人，携帶40萬元捐款赴滬慰勞十九路軍。黄氏以常委身份獲推舉爲慰勞團的領隊。

　　從以上史實，足以證明，廣州商人運動在近現代民主革命時期，起了積極的歷史作用。它不論是在資産階級舊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新民主義革命時期，在反帝反封建的鬥争前綫，始終都能做到與時俱進，站在革命一邊，站在人民大衆這一邊，盡自己的能力，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本文收録於：2007年5月《廣州：中國民主策源地》（廣州炎黄文化研究會 廣州四地論叢）第419~428頁。）
　　（作者：羅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