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黄詠雩先生的《燕歌集》，久久不能忘懷，眼前鮮活地站立着一位精通文史的學者，又是一位愛國憂民的大詩人。這位學者博學多才，深諳文史，兼通儒釋道各家學説，堪稱文史全能。這位大詩人傳承屈原離騷風骨，行吟於祖國大江南北，留連於各個歷史名城和著名古迹，既爲歷代興亡慷慨悲歌，又痛心疾首地弔民伐罪，所觸及的史實鐵证如山，所論歷史的功罪闡述精當，興亡的教訓十分精闢。更爲可貴的是超越時空，引古喻今，直言治國的趨吉避兇的規律，力説恤民爲民的真諦。想着，想着，一位非常清晰鮮活的形象在我眼前顯現，黄詠雩先生就是一位二十世紀嶺南的文史專家和創作古典詩詞的杰出大詩人。他以極其濃厚的文史内涵爲骨架的長篇詩作，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是嶺南同輩詩人中的佼佼者。我情不自禁以廣東有此爲後人景仰的大詩人而自豪。

　　詩必言志，詩之志也就是詩之魂。綜觀先生全詩集，不難看出其顯著的詩魂，那就是詩中始終深情呼唤的崇高理想——“求大同喻小康”，並堅信這個偉大理想“終能攀”。在黑風苦雨的舊中國，先生爲此苦苦追求，歷經磨難而不悔。

　　在解放後的中國，先生看到了新的希望，並爲此歡欣喜悦。他面對天安門高歌“盛世見大同，四海正海晏”。正是這個詩魂决定其詩作價值與定位。文學史顯示，唯吹響時代號角者才配爲大詩人。屈原、杜甫的不朽是因爲他們爲國之憂而憂，爲民之求而求。詠雩先生執着堅持康有爲和孫中山的大同理念，再三爲此而呼，催人奮發，實在難能可貴。我們讀詩敬人，首先就是這一點。

　　先生之志還在於念念不忘報國。他的詩作處處洋溢着關懷民生的熱情，哀嘆民生之多艱。他贊美爲民請命的歷代清官，敬佩善修水利造福百姓的能吏。他聲言“不求一己豐腴”,“敢爲肉食鄙”。這種報國壯志正是歷代有志氣的文人的特有風骨。先生繼承了這種優秀傳統，而且身體力行。詩其詩，既看到詩人律己，又可以勵人，這也是一種難能可貴。

　　先生之志還在於他立足於對歷史興亡規律的求索而産生的許多政治思考，足可發人深省。他主能“足食與足兵”,“力解民困”，他反對帝王“專制肆荼毒”，“黥徒百萬人工殫，白骨撑拒誰生還”，他更痛恨“暴秦尚功利”，嚴刑酷法“用鞅斯”，賈誼曾寫《過秦論》痛斥其非，他就此而正氣凛然地提問“鑒戒知不知”。他還反對勞民傷財的大興土木，憤然寫出“煌煌丹碧”都是“人膏血”。他崇敬忠烈，在桂林瞿式耜、張同敞二公拒清兵而就義之處，盛贊二公“此頭可斷不可辱，天有傾，江可竭，忠節大名懸日月。”同時，他痛恨叛徒賣國賊，憤怒斥責吴三桂“胡天胡帝無賴賊，虎狼入室狗當烹”。他更把這些政治理念，用儒學精粹概括爲“仁者無敵於天下”。够了，引此足見先生察古而警今，用心何良苦也。他詩中之思，乃人民之思，他之言乃人民之言,可爲今人鑒戒。先生能樹後人可鑒戒之言，這也該是他又一種難能可貴之處。

　　然而，先生雖有報國之志，但時逢亂世，懷才不遇，有志難酬，滿腹才學無所作爲。爲此，先生在詩中不禁反復嗟嘆：“平生懷兼濟，奈何守寂寞”，“我生既不辰，及此黄發期”，“壯志老何用？去從屠沽游”，“圓輝不我照，我琴只自彈”，“但求詩酒一狂縱”。像歷史上的那些愛國大詩人和大學者身遭厄運但憤而著述一祥，他或北上，或西行，所到之處，觸景生情，思如泉涌，寫出一篇篇情景交融的力作，發人深省，振人心扉。事情就是這樣無意栽花花竟發，使先生成就爲屈原、杜甫的現代傳承人。詩集的出版，可以説，報國有詩文，傳世有真言。先生今日有知，定當引以爲慰了。

　　説到《燕歌集》的藝術，也有着十分明顯的個性特色。其一是詩中有史，史詩交融。“以史爲鏡”，這是經典名言。先生深諳歷史，精通儒釋道要義，每到歷史遺迹處，觸景生情，酣暢放歌，總是抓住精要，縱論歷史興亡的教訓，言簡而意深，鏗鏘而有力。特别是先生有感於勞民傷財的弊端，爲之憂心忡忡，因而在詩作中引古喻今，警勵今人，其用心良苦，其用情也深。先生這個藝術特點和他的詩魂互相輝映，珠聯璧合。報國的詩魂是詩作的内核，而史與詩交融則是其必然的藝術形式，二者相輔相成。縱觀文學史，能實踐這二者珠聯璧合的，屈原是第一人，而杜甫和陸游則是古代兩大杰出代表。説到現代，二者壁合詩作之多，而且又能渾然天成的，先生當屬個中翹楚。其二是直抒胸臆，一氣呵成。讀先生之詩，最能直接感受到的，是詩如泉涌，飛流直下三千尺，直白腑肺，意到筆到，意盡則停。這樣的詩作令人讀得痛快，看得爽心。這樣的詩，當以李白爲出類拔萃。而先生的詩，既有屈原、杜甫的思想風骨，又具有李白一氣呵成的詩風。這樣把杜李兩大名家特色融匯一起，堪稱詩壇高手。尤其是切中時弊之處，先生之詩真如高漸離之擊竹，聲如裂白，慷慨行歌，穿透雲霧，發出撼人的力量。請看《報國寺行》一詩中結束部分：“自昔建置窮奢極華，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君不見，報國寺門高綽楔，煌煌丹碧人膏血”。這裏真是字字千鈞，痛快淋漓！在《感遇》中寫：“贏秦尚功利，刑法用鞅斯；著論有過秦，鑒戒知不知？”這等出自心坎，擲地有聲之句，非一氣呵成是不可以寫出來的。文如其人，有此特色的詩人必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一步三望、贍前顧後之人决難有此雄奇氣勢。其三是花鳥擬人，景物傳情。在這個詩集，凡寫花鳥，無不擬人，所寫景物無不含情。這種藝術特色出自《離騷》，成爲文學史上的傳世之技巧，後代作詩無不用之。先生熟讀《離騷》，深懂個中三味，運用起來揮灑自如，而且别出蹊徑，既傳承而又有創新。本集的《自序》可見：“嗟乎，靈猿照水，抱月皆空；孽雁驚弦，冲雲獨唳；天涯芳草，王孫遊子來歸。……”這裏的“靈猿”、“孽雁”、“芳草”都擬人化，而整個詩境更是愛憎之情异常分明而深刻，確是佳句。如果這樣的詩只是有話説話，那就是其淡如水的大實話，並非可供欣賞的詩作了。在本集之中，運用這種藝術特色之處，可説是星羅棋佈，每詩必備。該説，大多詩人都有運用此種藝術形式，但比較起來，先生運用的嫻熟與巧妙，與詩意的水乳交融，無疑是詩人群中的卓越者。

　　詩言志，更言情。黄詠雩先生出版《天蠁樓詩文集》時的言志和言情已引起了我國嶺南詩壇的注目，接着，《天蠁詞》出版再引起人們的關注，現在《燕歌集》的新出版將更令人著目。這三部著作，尤其是《燕歌集》的問世，必然見证了黄詠雩先生作爲我國現代嶺南古典詩詞領域大詩人的地位。這個大詩人地位决非我的妄語或隨意而言。這有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有先生的大量詩詞爲证，這是最有力的證明。如果憑藉政治地位而獲取大詩人地位，那是經不起文學史考驗的。我有幸從先生的故紙堆中發現這些珍貴的詩篇與殘稿，發現其非常價值，因而組織了詩稿整理專門機構，並最後經我審定出版。做了這些，我只是爲了復活我們現代嶺南詩壇古典詩詞領域一位大詩人的形象，不讓他在歷史滚滚紅塵中淹没。這是我可做，而且應盡的職責，也算是我爲嶺南詩壇所作的一點小貢獻吧。

　　承盛情邀請，我繼《天蠁詞》之後，再寫了以上文字，是爲本詩集之序言。

　　二一年十一月於廣州市惠雅書房

    （作者：何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