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春雨來得真早，剛過了立春，就下起瓢潑的大雨來了。我和福禄兄一下車，就連跑帶跳地冲到一棵大樹下躲雨。經過大樹的阻隔，雨似乎疏落了些，但時間一久就發覺：樹葉和枝干並没有把雨水傾瀉到别的地方，只是把雨水收攏起來，聚在一些間隙處大滴大滴地滴在我們的頭上、棉衣上了。

　　“這樣待下去，我們遲早會全身濕透的！”我先叫了起來。

　　“這樣走出去，我們也别想有一層干的衣服回到家裏！”福禄苦笑着回答。要到郊外找一位朋友，我們竟選擇了這樣的一個又冷又雨的天氣！

　　“啊！”福禄忽然像着了魔似的，冲到了馬路的對面，回過頭來向我大聲喊道：“快過來，車來了！”

　　以往，福禄兄做事是一竿子插到底，從來不肯半途而廢的，這一次大大出人意表，我只好隨着他搭上了回程的公共汽車。

　　我跟隨着他下車，這時，雨勢已减弱了，他仍像個急脚神似的在前面走，我連跑帶走才趕得上，他家住在文昌路躍華大街，距離車站不遠。

　　這條躍華大街，在廣州市來説，算得上是一條較爲古老的街道，全條街用長形的花崗岩石，大塊大塊地鋪接而成。這條街的房子，大扺都是當年的官宦、富商巨賈所建，雖然年代久遠，仍不失其當時的雄偉和精巧之風貌。福禄的父親，住在這條街道裏已經好幾十年了。

　　我尾隨着他，推開了一扇棕色、鑲有彩色玻璃的大門。原來的大廳，已被木板間隔了開來，獨立成了一個居住單位；耳廳也另裝了木門，成了另一個獨立的居住單位；走過一條又黑又長的過道，纔到達内廳、書房和天井。和很多家庭一樣，由於居住的地方不够，天井都加上了蓋，當作房間使用了。這幢房子四層樓高，就在四樓的天面上，加蓋一層明瓦，一方面採光，另一方面遮擋雨水。但是，因爲年久失修，明瓦很多破裂，天雨正在裂縫中，滴滴答答地往下滴……

　　我還來不及端詳他們家的布置，立刻跟福禄和他的媽媽忙開了。我們七手八脚地用一些塑料布把床鋪、桌子覆蓋起來，把書籍、文具搬到書房裏去，從滴水如注的地方把東西搬移，然後放置一些臉盆、水桶之類去承接漏水……好不容易，總算大事粗定了，我們才一起坐下來歇息。福禄的媽媽爲我們沏好了茶之後，才提起來，我們彼此還未作介紹呢。

　　（一）　　　

　　福禄的媽媽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雖説是年逾古稀，從她臉龐輪廓、言語態度，可以看出年輕時必是一個丰姿婉約的大家閨秀。當我據她丈夫的姓氏稱呼她爲黄太太時，她立刻使勁地摇頭説：

　　“文化革命已經五六年了，不要再稱太太了，叫我伯母好了。”

　　黄伯母知道我和她的兒子一樣，都成了待業青年時，禁不住長嘆了一聲，隨後又説：“可是，你們切勿自暴自棄，現在找不到工作，就要更努力克制自己，多讀點書，將來總會有用的，書到用時方恨少呵！”

　　正説着，走廊傳來一陣急急匆匆的脚步聲，我剛回過頭來，就看見年約七十歲的老頭子，拖着拐杖走了進來，當他看見天井裏的一切已安排妥當之後，便點了點頭，安詳地把拐杖放在一旁，脱去大棉袍。黄伯母趕忙上前，把衣服接了過來，不用介紹，我也知道他定是黄老先生了，立刻站起來，他看到我，立刻打了個手勢，説：“坐，請坐！”我立刻把自己的名字報上，并且告訴他，是福禄的朋友。爲了引起話題，把剛才和福禄在郊外躲在樹下，又趕回來的一幕告訴了他。他微笑着聽完了我的話，説：“我也是匆匆忙忙趕回來救駕的，還好，書一本也没有打濕，今年的春雨來得真早。”説完，他站了起來，一本一本地檢視搬進了内廳的書本。雖然是大白天，内廳仍顯得很黑闇，按規定裝上的二十五燭光的電燈實在無濟於事，委實大大地傷害了老人的目力，然而，他聚精會神地一頁一頁翻看手中的一本書。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來了個“破四舊，立四新”，一些手戴臂章的紅衛兵、紅小兵們，專門到那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家裏，翻箱倒櫃，除了把值錢的東西拿走以外，還搬走了很多貴重的書籍。一些人藏書特别多，而紅衛兵小將們實在懶得自己去搬，往往自行寫了一張“勅令”，要書主自行銷燬。不少人當然不敢違抗“勅令”，但也有些人置之不理，等待紅衛兵自己來處理，待風頭一過，僥幸地把一些書本給保存下來了。黄老先生家好幾次抄家，至今仍保存有這些書籍，大概也是拜這些紅衛兵們一時懶惰之賜吧？

　　我默默地注視着這位老人家，他的經歷，福禄兄從來没有向我提過，但從他看書時的投入，完全可以體驗到他的學者風範。如果説，自古以來，中國的舊知識分子都在名利場中打滚，那麽，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在這知識分子只有挨鬥、挨批的份兒的時候，利從何來？名從何來？他在這麽困難的環境之下，仍那樣孜孜求知的精神支柱又是什麽？

　　我不止一次地止住了福禄兄的談話，我覺得：打擾他老人家實在是一椿罪過。後來，我悄悄地走到黄老先生的旁邊，輕聲向他告辭，並請求他借給我一套“李長吉歌詩”。

　　他把我手中拿着的那套“李長吉歌詩”翻了一翻，略略遲疑了一下，就答應了。他找來了一張報紙，把書本包成了一包，才交給我，我向他道謝後，就和福緑兄一起離去。

　　走出那條黑闇的走廊，我才發覺黄老先生一直跟隨在我倆的後面。我想，大概他還要出門吧。誰知，我們走到棕色的大門前面，他停了下來，立定，向我作了一個九十度角的鞠躬。

　　我一下子忙亂了起來，平生，我何嘗受過人家這樣的大禮！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學者，向我這二十餘歲的青年人行起這樣的大禮！

　　忙亂之中，忽然無師自通地急轉過身來，立定，還他一個九十度的鞠躬。

　　（二）　　　

　　回到家中，我把借來的“李長吉歌詩”翻閲了一下，便决心把全套書抄了下來，李賀的詩歌雖然不易懂，但獨樹一幟的風格，絶非其他詩歌可比。又抄又背的忙了好幾天，我的憨態終於給父親發現了。

　　父親打開了書本的首頁，把那朱紅色的印章仔細地端詳了一會後，就問我：

　　“你這書從哪裏弄來的？”

　　“從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那裏借來的。”

　　“這老人叫什麽名字？”“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一個兒子叫黄福禄。”

　　“那麽，這本書是他自己的了。你可知道，這兩個印章，一個刻着‘黄詠雩’，另一個刻着‘芋園’？”

　　“這大概是老人家自己的名字吧，有什麽好奇怪的？”我説。

　　“呵！你這傻孩子，你可知道二三十年前，有一套稱爲《芋園叢書》的書嗎？這套書的著作者、編者就是這黄詠雩，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詩人’；一些人把‘廣東三黄’並列，一個是黄竹林，另一個連我也忘記了，還有一個就是這位黄芋園了。”

　　“好極了！我可找到一位名師指點了！啊！糟了……”

　　“怎麽又糟了？”

　　“日前我到福禄的家中，向黄老先生借了這套書後告辭時，老先生一直送我到大門口，並向我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我真不知怎麽做才好……。”

　　“那你怎麽做？”父親顯然也很緊張。

　　“我趕忙還了他一個九十度鞠躬。”

　　父親登時舒了一口氣，説：“那也差不多，但你决不應該讓他老人家出來，應在他的廳堂就堅持要他回走，現在，能待人以禮的人實在有如鳳毛麟角般罕見了。”

　　（三）　　　

　　不到半個月功夫，我就把整套“李長吉歌詩”裏的詩歌摘取了部分批注鈔録完畢，到老先生府上去還書。碰巧福禄兄不在家，黄老先生和伯母正吃晚飯。

　　我告訴他們我已用過晚飯後便退到内廳去獨自看書。不一刻，黄老先生吃完飯走過來，把那套用報紙包好的“李長吉歌詩”打開來，翻了翻，説：“怎麽樣？看完了嗎？”

　　“是的，“看”完了。”我故意把“看”字加重了語氣。

　　“嗯！”他笑了笑，顯然，他明白了我的隱義。“告訴我，覺得怎麽樣？”

　　“美妙極了，真是愛不釋手，我把其中最心愛的幾首背誦了下來。”

　　“哪幾首？”

　　“《雁門太守行》、《夢天》、《開愁歌》、《高軒過》……”

　　“好，詩中的‘黑雲壓城城欲催’、‘更變千年如走馬’、‘壺中唤天雲不開、白畫萬裏閑凄迷’、‘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都是膾炙人口的佳句，看來，你的心性頗爲好奇的。”

　　“還有很多首都很喜愛，只是來不及背誦，我只好先抄下來了。”

　　我把那本鈔録了“李長吉歌詩”的練習本從懷裏抽了出來，他接過去，站在距離燈光最近的地方細細地從頭到尾翻看了一遍。突然，一轉身，握住了我的左手，把我拉到就近的一張椅子上，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轉到一張藤椅上，面向着我坐了下來。

　　“好，用功！你懂得用功！”他的語調包含一種不尋常的情感來。我默默地注視着他，他默默地翻弄着我的“書”。

　　幾年前投考大學填報“志願”時，父母親和我商量了好幾天，得出的結論是：在我們這個國度裏，文科人才在歷次運動中成了衝擊的對象，倒不如學工程來得保險，至於個人愛好，也不得不屈從於這個社會的現實，作爲業餘的愛好，陶冶身心了。然而，我在工學院唸書，對文學仍無法忘情，即使明天就要期終考試，今天也要念上幾遍詩詞，調劑一下緊張的情緒。文化革命高潮期間，家裏被抄了，部分至愛的書籍幸存，可是，從此以後，想要獲得其他好書來閲讀，就難乎其難了。除了鈔録，還有什麽辦法去擁有更多自己喜愛的書籍呢？

　　“來，我告訴你，你雖然懂得用功，但用功也要得其法。你以前讀過些什麽書？”我真高興他直截了當的教誨，實在意想不到他肯不嫌我的愚魯，我據實以告。

　　“這些都是好書，但是，以你的年齡和學歷，這些書是不宜過早去讀的。比如這本“李長吉歌詩”，李長吉是個專家，而不是個大家。李白、杜甫，才是大家。學問的寶庫，就像埋藏地下的礦石。有些地方埋藏的是稀有的金屬，有些地方是埋藏着銅、鐵、煤、石油之類。作爲一個初學者，就如一個初初發展的國家，打穩工業基礎比挖點金銀之類貴重物品更重要，你要先打好學問基礎，就得多讀歷史，如《史記》、《漢書》，多讀文章，如《昭明文選》、《左傳》。今人和古人選注的很多文章，都是有道理的，千萬别鑽牛角尖，别嘩衆取寵。此外，還應該多讀點文藝評論，引導自己去識别、判斷，提高自己認識水平。至於那些專家們的優秀作品，是應該重視的，但是，應該放在以後才硏究……”

　　（四）　　　

　　以後，我在學習上，都是按着他老人家的這番教誨、指導去做的。可是，好景不常，黄老先生在我認識不到三年的時間，就駕鶴而去了。

　　那是一九七四年底，我又一次到黄老先生家裏，他老人家却不在，福禄兄和剛從農場回來的弟弟福仁正談得起勁。桌子上擺滿了大大小小數十枚印章。

　　福仁在硏究書畫和篆刻方面，都比福禄强。他把一枚一枚的章石名稱、出産地如數家珍地告訴了我，還把其中一些由當代的篆刻名家如馮匡侯、劉玉林、鳳公、吴子復等人爲黄老先生所刻的印章挑出來，蓋在宣紙上，勸我拿回家去認真反復推敲，説日子久了，自然能悟出一些道理來的。

　　我當然樂於接受他的好意。不一會兒，黄老先生來了，看來，他今天很疲倦，以往他是提着拐杖走的，這次却有點依扶着它了。雖然，我很想多聆聽他的指教，但實在不忍心過份地勞碌他老人家，於是就提早告辭了。這時候，他又要站起來送客，我把他按在椅子上，堅持着不讓他站起來。我怎麽能想到，這是我和他最後的一面，我成了他最後一個客人！

　　幾天以後，再到黄家，只見他們全家老幼都戴上了黑布條。我不由得大吃了一驚，正在躊躇，福禄兄迎着我走了出來，把我拉到院子外，悄悄地告訴我，正是上次我到他家那一天，我和福禄兄出去以後，黄伯母買回來一大塊臘肉，準備不久過農曆新年用的。爲了防止鼠猫偷吃，想掛在厨房高一點的地方。那時侯，兒子都剛巧不在，黄老先生堅持不讓伯母攀高爬低，自己扛來一張小木凳墊脚，結果，臘肉没有掛好，黄老先生却被傾翻了的小木凳摔了下來，之後，不省人事，直到去世，也没有一句遺言。

　　當時，一般人都行火葬，幾位生前的好友都出盡法寶，在廣州市東郊的一個小山崗上替他覓得一個墓地，一位朋友更爲他把幾塊床板並攏成棺木，一天前已經入土爲安了。

　　我遵從父親的叮囑，到他家送去了奠錢，也按照世俗的習慣，在“三七”那天到黄家向他老人家的遺像叩拜。

　　清明節前的一個早晨，我和福禄兄一起到黄老先生的墳前，去拜祭這位已長眠了幾個月的老學者。

　　這是一個微秃的小山崗，附近很少人來往。墓碑是一塊兩三尺高的大石塊，是黄金海先生的手書。福禄兄一路上都没有説話，毛毛的細雨更增加了我們的鬱悶。

　　没有香火，也没有食物作爲祭品，福禄帶來的一束塑料花，顯露了一種虚僞的色彩，使我越看越覺得不對勁。終於，我們把這些膠花拔了出來，商量着，寧可采集點野花來。

　　“人生是否真是也有定數呢？”福禄突然問起我來。

　　“不知生，焉知死。”我答。

　　“父親年輕時曾由一位有名的風水師批過命，説他的壽元是七十二歲。本來他也不怎麽相信，只是到七十歲生日以後，他也恐怕自己時日無多，看書、整理文稿更加勤奮，更樂意指導登門向他求教的人，他常説：‘這些年輕人啊，文化革命之後便失去了指導的老師，自學是會多走許多的彎路的，我們不指導他們，誰指導他們呢？’一些朋友勸他小心：一些没有良知的人會以怨報德時，他認爲這類人只是極少數，况且，幾千年中國的禮教，早已深入人心，這些人一旦良心發現，也會醒悟的。有時，他還打趣説，‘反正我已七十多歲了，鬥争我，我也要死；不鬥争我，我也要自己去的了……’今年，他正是七十三歲。”

　　假如説，生死確有定數，那麽，就等於説冥冥之中，存在着生命的主宰。也等於説，死去的人，地下是有知的。上蒼建築了一座白玉樓，去容納人間的詩魂，“南海詩人黄詠雩”，理當也有個座位吧。

　　我把蒐集成束的野花，平放在墳頭上，然後深深地行了一個大禮。

　　後　記　　　

　　黄詠雩先生，字芋園。人們敬稱他爲南海詩人，相信老一輩的學人，不少知其名者，他去世至今，整整十年了。這篇短文，是在黄福禄兄離開大陸以後才敢發表的，敬希讀者原諒。


　　（本文收録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
　　（作者：蔡可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