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陽春三月，鶯飛草長。剛過完春節和31歲生日，本應快樂高興的我却愁容滿面，度日如年，跌進了我31年人生的最低谷。

　　新婚不久的妻子病倒住進了醫院，且這病至少50％因我而生。妻子懷孕却血流不止，到醫院一檢查，葡萄胎，惡性的，惡到醫生給她做了三次手術後再也不敢做了。她體質虚弱得日日卧床不起，而我又没有幫手，家裏、醫院、菜場、厨房，買、做、送、餵全是一個人忙活，恨不能生出三頭六臂，分身出幾個我來。精神壓力更大，妻子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岳父岳母都是北京大學著名教授，他們把心愛的女兒交到了我手中，我怎麽向他們交待呢？我是一個城市貧民的孩子，我們因下放到同一農村歷盡艱難才走到一起，如有不測，怎麽對得起與我患難與共的妻子呢？壓力當然還不止這些，因爲照顧病危的妻子，我有半個多月没上班，單位裏有許多議論，那位容不得我的領導傳下話來：再不來，就别來了。單位是武漢人民廣播電台，我剛從下鄉的知識青年好不容易轉身爲廣播電台的編輯，當時那是一份多麽難得又有多少人羡慕的工作！孰輕孰重，我心中自然有數，但我如何兩全？

　　僅此還不算是最低谷。更讓我們夫婦二人心疼又不敢互相安慰交流的是：我高考落榜了。落榜的原因我無從知曉，束手無策。這次高考，對於高中66届的我，是最後一次機會。本來，我在1966年夏天就應該參加高考，那時，我們已經檢查過身體，填報完志願（先填志願，後考試），正在緊張備考復習，是“文化大革命”將這場文化考試終結了，整整推遲了11年。11年後的這一次機會對我們來説，是最後一班車，錯過了這趟車，已三十出頭的我們這些人就再也没有機會走進大學了。正因爲如此，妻子在得知恢復高考消息後非常支持，近乎脅迫地要求猶豫中的我立即報考，且特意從山區（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三綫軍工廠）趕回武漢，幫我尋找復習資料，替我打理生活，爲我填寫各種報表，促我安心復習功課，希望我能趕上這趟“末班車”。但是現在，録取工作已近尾聲，大學已經開學，天之驕子們已平抑了興奮開始拼力汲取文化，學校的大門已經關上。我猜想，我近300分的高考成績雖屬高分，但31歲對於大學新生亦屬高齡，這大概是大學不願接納我的主要原因。

　　謝謝鄧小平，在録取工作後期又發了一個指示，要求以走讀生方式，擴大招生，這無疑向我開出了一趟“末班車”的“加班車”，又一次新的希望燃起，我踮起脚跟，翹首那趟車向我駛來。車來了！然而没有停留，只與我擦肩而過，又開走了！我仍然没有坐上那班車。

　　長長的等待後心中剛被點燃的火又一次被澆滅。是我的“北廣、武大、北大”的志願填反了方向？還是那句“不服從分配”的話刺激了録取官？是岳父的“政治問題”影響了我？還是自己的家庭出身不過硬？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覺得整個身軀還在向那個不見底的深淵裏墜落。那感覺，不只是大學向我關上了門，是整個世界都向我關上了門。坐在病床前，我們無言以對。望着重病中日益消瘦的妻子，抹干妻子眼角的泪水，我自己的泪水也禁不住涌了出來，我們倆就這樣不知所措地坐到天黑。

　　二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3月下旬，我們已在盤算如何度過今後的歲月，福却悄悄地向我們靠近。先是醫生説妻子的病有好轉，可以從急救病房轉到普通病房，這給我們兩顆冰冷的心添加了些許温暖，减輕了我的負擔，更减輕了我們對疾病的恐懼。紅暈笑顔爬上了妻子的臉頰，雖然都只有一點點，那却是好運的開始。我暗自祈禱，希望命運能向另一個方向轉折。

　　命運在捉弄人時可以那樣殘酷，命運在撫慰人時又會是那樣地慷慨，慷慨得讓人難以置信。太巧了！與妻子同病房的竟然是時任武漢大學中文系副主任張廣明的妻子。一見面，同病相憐當然就有話説，話説了不到幾句便談到了我們的境遇，説到了我考大學落榜的事。我正欲向張廣明主任請教我何以落選，張老師却搶着説：“這事應該没問題，因爲鄧小平再次指示招生工作，明確地提出，一定要把高分高齡的考生特别是老三届的學生收進大學。明天我就到係裏幫你問一問這事。”“高分高齡”！“老三届”！這不就是我嗎？真正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感覺眼前突然出現了一綫光明，而近一個月在黑暗中的行走又讓我不敢立即相信這突如其來的一綫光明，或者説讓我一時還睁不開眼睛。我不相信我的國家會爲我和我的同伴們又專門開出一班“加班車”，不相信這加班車會在我面前停留，不相信我真會坐上這趟“末班車”駛向未來，不相信天上會掉下餡餅且正好砸在我的頭上。

　　然而第二天一早，在我還來不及去打聽張主任所説的鄧小平指示的真實性時，在張主任還没有來得及爲我去“開後門”時，便收到了武漢大學的録取通知書。手捧着録取通知書，咬一咬嘴唇，擰一擰大腿，才敢相信我真的被武漢大學中文系録取了。我狂奔着跑向醫院，釋放我壓抑多時的情緒，要把通知書盡快地呈現在病中妻子的面前，那才是醫療她的心病和身體病的一劑良方。在病房，我們相擁而泣，忘記了這是在病房，忘記了同房的另一位病友，忘記了向張主任道謝，忘記了醫生和護士們正在門外準備查房。他們知道我們的故事，在等待中笑了。我們也笑了，用笑來表達我們的歉意和感謝，用笑來結束我們的這一段酸楚的往事。

　　三

　　我帶着簡單的行李和復雜的心情走向了珞珈山。那是4月初的一天，春天借着珞珈山的湖光山色展示出其嫵媚動人的尾韵，教學樓也借着暮春的寂静來呈現其深邃與肅穆。踩踏着櫻花道上如雪的落花，一首小詩迎面而來：“莫怨春歸早，花餘幾點紅，留將根蒂在，歲歲有東風。”多麽好！一邊高矗着静謐的書齋，一邊洋溢着無邊的緑色，踏上那條小道我便深深地愛上了它們。

　　和我一起乘坐“最後一趟加班末班車”到武漢大學報到的只有10多個同學，都是而立之年的人，男人都有胡子，一問，都有家室，一個女生還挺着大肚子，我們並不驚詫，31歲能跨進大學校門，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本身就是一個特例。迎新點早已撤銷，我們一起到行政大樓報到，一起到校醫院檢查身體，一起接受比我們年輕的戴着紅色校徽的老師給我們戴上武漢大學的白色校徽。我們將走向武漢大學不同的院係，但我們的學號和年齡都將是那個係裏最大的。我們完全不相識，却像早已相識的老友一樣互相幫襯，互相提醒。和我一樣，能趕上這趟“末班車”，每一個人可能都有一個生動而酸澀的故事。

　　是的，我們本該在11年前便走進大學的，這是我們的不幸；但我們又是非常幸運的──如果中國没有走向改革開放，如果高考制度没有恢復，如果大學没有走讀生，如果没有一次又一次的擴大招生，如果没有這些“如果”中的任何一次“如果”，我們便成爲不了這趟“末班車”裏的最後一批“乘客”，而將永遠地被關在校門外。這一點，我們都很明白。

　　這點“明白”，我們會將它長久地裝在心底。走讀時，我們每天懷揣中學生月票（市政府認可大學走讀生使用中學生月票），奔波於江南江北；四年中我們很少看精彩的週末電影或參加週末派對及舞會，而要回家去盡丈夫和父親的責任；課堂裏我們與小我們十二三歲的同學一起學英語，我們是從認識ABC開始（我們這茬人在中學時都是學的俄語），他們已在中學裏學習了數年；操場上大部分同學15分鐘跑完了2000米，我們却要測試許多次流下更多的汗水，這一切都因爲我們心中裝着那份“明白”。我們的優勢在畢業後，社會經驗比年輕的同學豐富，我們會更快地融入社會，但我們也不敢懈怠，只能努力工作，積極投身改革，熱情服務社會，因爲我們的時間不多，被减去了十二三年，更因爲我們都不會忘記1978年3月那輛緩緩向我們駛來的“加班末班車”。

　　趙譽泳自述：

　　趙譽泳，常被人寫錯，至今我的工資單上還是寫的“咏”，此字雖雅，却辜負了算命先生説我家五行缺“水”的讖語，我家兄妹六人的名中皆有“水”，怪罪下來，我有“口”難辯。

　　浙江紹興人。這只是從小至大無數次填寫的各種表格“籍貫”一欄中的幾個字而已，1947年2月20日出生在武漢。典型的“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那一撥人，經歷瞭解放後的無休止的一次次“運動”，有目睹，也有親歷，所以之後便能多看清一點動向，多知一點冷暖。

　　從小家境貧寒。貧到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平日裏飯是吃不飽的，過年才能看到肉。因長期營養不良而得了貧困病——肺結核，險些初中昇不了高中，高中不讓考大學。衣不遮體，年年冬天手脚長凍瘡，痛不堪言。因窮險遭輟學，只得在年年假期以瘦弱之軀上街拉板車、到車站賣茶、爲居地掃街，只要能挣到錢什麽都干。挣的錢只够交書抄費，幸而雜費可申請免交緩交，加之上中學後申請到甲等助學金，才能繼續學業，完整地讀完高中。因此在我的中小學生活中雖無“頭懸樑錐刺股”的刻苦，却確有“鑿壁偷光”、“借書夜讀”的無奈。

　　中小學12年我讀了9所學校。幾乎一年换一所，恐怕屬“之最”。技校、師範、普高全讀過。頻繁地更换學校大都不是我個人的原因。學無定所，讓我所受到的初中級教育也多有缺陷，成績雖在班校屬佼佼者，在校外却是個中下等。不奇怪，那不是一個培養人才的時段。

　　屬高中66届。老三届是中國的一個特殊的群體，不諳世事的年輕人，仗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把好端端的一個中國鬧得天翻地覆，烏烟瘴氣，受損的不僅是國家，還有我們自個兒，大好青春，正值人生成長的關鍵期，都在鬧騰中耗盡。老三届中，66届高中生最慘，有人行文説，因文革，國人的年齡都减去了十歲，十歲是個平均數，對於66届高中生來説，却有11年的光陰被躭誤。

　　1969年下放到東西湖漢南農場。我很幸運，没有隨同學一起下放到山區，而是下到了一個剛開墾的湖區農場。那是泛洪區，土地肥沃，種什麽長什麽，今年不小心掉下一粒瓜籽，明年就會長出一片瓜園。都説農村苦，我却過上了比我家裏的城市生活富足許多倍的生活，每月有20幾元的工資，周周有葷、餐餐吃飽；22歲，第一次穿上毛衣，第一次上新華書店買書，第一次買食品孝敬母親。有了補給，去應付繁重的體力勞動也不覺太苦太累。然而，我們的社會環境，却是20歲左右的我們所難以應付的。湖區農場是一個新建農場，只有幾家本土居民，其他全是從别的農場支援新場自願調進的，大致有三種人，一是地富反壞右子女，他們在老場背着沉重的包袱，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到新場來尋找一條新的出路；二是或瞎或麻或跛或瘌，到一個新的年輕人多的地方來尋找伴侣；三是在老場人品較差的貧下中農子弟，來重建自己的地位。這三種人搆成了錯綜復雜的人文環境，幾乎每天都在上演着表面平淡其實驚心動魄的“階級鬥争”活劇。現在又加上了20多個胸無城府無牽無掛也有很强個性的知識青年出演活劇的一個角色，雖不是主角，却是串通各種矛盾牽引各種衝突又被各種力量拉攏利用的重要的角色。知識青年們像掉進了萬丈深淵，却也磨礪了我們。在農場我的最大收穫是愛情，她是北京妞，我們從這兒走到了一起，走過了人生，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後又調到東西湖區文化館。從演樣板戲起家，演員、樂隊、編導、創作都干過，有過一些轟動一時的作品，爲東西湖區的文化歷史留下了一點印迹。

　　1974年調到湖北暨武漢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做編輯工作。結識了包括高伐林、王漢廣在内的一大批武漢的青年作家詩人。

　　1976年秋到武漢市五七干校一年。感謝干校讓我遠離了原單位去準備77年的那次高考，讓我擁有充足的時間復習，讓我擁有安静的閲覽室看書，讓我能在干校對面中學找到高三課本和復習資料，31歲趕上了“末班車”。

　　1982年畢業分回武漢電台文藝部，1984年任文藝部副主任，1990年任主任，1999年評聘爲高級編輯，2000年調局新聞中心任業務指導。

　　2001年出車禍，險遭不測。雖命大車毁人未亡，却讓自己和周圍親友受罪不少，與死亡擦肩而過，年餘的病榻生活，像到寺廟去修行了一趟，更有感恩情懷，更能隨遇而安。

　　2007年退休。巴黎、香港、北京、武漢輪流居住。近年又忙於打球，乒乓球、羽毛球、網球，每天必打其一，每日汗流浹背，喜笑顔開，不知老之將至。不料因在崗時多獲了幾個國家級大奬，又趕上了一末班車，正高昇爲三級。

　　現有三車。一車四輪，已廢棄不用，係當年手推輪椅車，其餘二車皆二輪，一車負責接送我奔波於各球場，一車負責接送别人的孫子來去幼兒園。

　　工資不高，生活温飽。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屬四無家庭：無房（有居房）、無汽車、無股票、無金銀首飾，但不缺快樂——樂是知足常樂，自尋其樂。感謝上帝，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