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村後的鳳凰山下，有一座建於南朝的普慧寺。文革中，寺廟被砸，一班信士將那個叫做詹祖的木雕菩薩請到了我家樓上，擺上香案供奉。

　　1977年高考之後不久，姐姐特地回娘家打探消息，並讓信佛的母親向菩薩求“告”。“告”是用粗大楠竹的根做的，從中剖開，呈現陰陽兩面。如果抛到地下，陽面都朝上，叫“笑告”，表示不置可否，或者不值一提；陰面都朝上，叫“陰告”，即菩薩無法幫助你，或事情無法辦；如果一個陽面，一個陰面，叫“勝告”，又叫“準告”，意思是大吉大利，心想事成。

　　那天，有村裏其他人在場，母親不願以廟裏的“告”示人。但她拗不過姐姐一再催促，順手拿起我的一雙破舊布鞋做“告”，雙腿跪地，念念有詞，連抛三次，皆爲“勝告”。爾後，母親笑容滿面地站起，拍了拍膝蓋上的灰土説：“好了，我兒可以上大學了。”姐姐提議再抽支簽，母親横了她一眼説：“不要太折騰祖爹（詹祖菩薩）了。”

　　歲月匆匆，生命匆匆。母親早已不在人世，姐姐也已年邁，但高考前後的相關情節依然不時浮現在我的腦際，故鄉的風亦常常縈繞夢中。

　　家風：得個“頂子”麽事用

　　“頂子”是一個俗語，官話叫“頂戴”，在清代，它是官級的象徵，用以辨等威、昭品秩。不知什麽時候，推及到文人。家傳曾祖禮門先生有一“頂子”，那大扺是因爲他參加過黄州府應試，獲過邑庠生的名譽。但那所謂的“頂子”，我想只是一個清式禮帽而已，或許頂飾上也有最低一等的品珠？

　　不過，老先生的文筆的確不錯，書法仿柳體，甚是清秀，進取精神尤爲可敬。小時候曾經見過他最後一次應試的謄寫卷，上面有“五十有四，面白，無須”等字樣。據説，他那一年考得不錯，但因丁憂，與“舉人”失之交臂。

　　因爲祖上的緣故，我家在那個山區擁有了“書香”。《資治通鑒》呀，《四書集注》呀，《詩經》呀，還有手鈔本的唐詩宋詞之類，五花八門的書，置於書桌抽屉下的夾層和祖上應試時隨身携帶的書櫃裏，也有些書放在一個較大的棕箱裏——棕箱，由棕繩在木箱外編織而成，古董也。這些書，在我念到公辦小學開始翻看（一、二年級在私塾性質的村辦小學唱讀《百家姓》、《三字經》之類），自然是懵懂地翻看，看得多了，懂的也便多了。

　　實際上從“四清”開始，便要“破四舊”了。清楚地記得，父親和堂兄把那些“孔老二”的書捆到了柴火裏，以免被人收繳。人算不如天算，誰知蟲子也不比人差，把書給蛀得體無完膚。

　　《薛剛反唐》、《羅通掃北》、《北宋志傳》等書，被排除在“四舊”之外，章回小説通俗易懂，我的閲讀文學作品之路由此發端，偶爾也到村裏的祠堂裏聽大人們講“九人頭”等公案故事，有時還學着給同齡人講説，甚至攀到大樹的枝上，一邊聽鳥鳴，一邊講故事。

　　接觸具有時代氣息的書是在進入中學之後。讀《林海雪原》，對第四章“白茹的心”印象最深；讀《苦菜花》，記住了“母親”、馮德剛、馮德强、娟子以及那個長工和漢奸妻子的私生女。有三個武漢下放知識青年住在我家的房子裏，他們給我帶來了前蘇聯的長篇小説《葉爾紹夫兄弟》，書中那個翹着小鼻子的女孩最後朝鋼水中的一躍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里，以致多年以後，我還會在詩中揣摸她的心迹：

　　你看鋼花飛濺時的燦爛／你聽生命之海的激烈浪涌／渴望着，讓我化一縷青煙／隨風而逝，完成始也完成終。

　　現在説到這一節的正題上來。我的少年時代看書有一個壞習慣，就是每每喫飯時在飯桌上看書，睡覺前在床榻上看書。這個時候，母親總是會嘮叨，得個“頂子”麽事用？話裏飽含着慈祥母親對我的無限關愛。母親關於讀書的看法基於她對世道的檏素認識，或多或少也受她辛酸人生的影響。她是童養媳，7歲便來到命定的夫家。盡管曾祖父是秀才，祖父是教書匠，但她似乎没有感受到“文化”給她帶來多少温暖。她説，即使在豐年，我們家的稀飯裏也要摻進難吃的風乾薯屑。

　　但對於我，當時讀書就是唯一的愛好。這種愛好，有“書香”的熏陶，也有“思想”的推力。上高中的第一篇作文叫做《論又紅又專》。我在文章中寫道，只有爲人民服務的思想，没有爲人民服務的本領，既不會紅，更談不上專。老師給出的高分，鼓舞着我在“智育第一”的大帽下刻苦攻讀。高二的時候，語文老師生病了，還讓我拿着他的教案上台講課。

　　1974年夏天，告别高中的那個正午，我們吃完一大盆紅燒肉（猪是學生養的），之後，根正苗紅的張艷芳同學問我：“今後有什麽打算？”我選擇了沉默。但在回鄉的第二天，我清理出了一個“單門獨院”的房子，一邊治山、治湖、種莊稼，一邊啃書本、寫日記、寫讀後感。一年以後，我成爲一名光榮的民辦小學教師。這些履歷，可以理解爲高考前的鋪墊吧，盡管它有些漫長，也有些青澀。

　　鄉風：考個中專就不錯

　　現在看來，在告别農事，走上講台時，就確立了我人生的終極航向。

　　年輕時我也有點血性，摔跤吧，不僅要勝過同齡人，還可以放倒許多比我大的孩子。讀書吧，總想争第一，高中時有一篇作文，老師批下一個低分，我把那幾頁撕掉，重新寫一篇交上去。治湖吧，我在鄉下的時候身體不怎麽好，但也敢赤脚走在冰凌上，膝蓋陷在污泥裏。教書吧，機遇難得，自然要干出個樣子來。

　　文革後期，進入中學有考試關，我帶的那個畢業班，連聾子、跛子都考過了分數綫。我帶的語文，全班測評成績居大公社（相當於現在的區、鎮）所有學校同年級首位；我還在全區上過漢語拼音的示範課呢，聽説後排旁聽的美女教師表揚我的講課像教授。小公社（鄉）考老師的數學，我考了100分，第二名84分，他後來考上了黄岡師專數學係。因爲這些“業績”，我在具有特殊意義的1977年獲得生平最爲珍視的一個榮譽：廣濟縣模範教師。因爲這個榮譽，參加了全縣教育工作會，會議開了7天，天天大魚大肉地吃，那種感覺，就像進入天堂一般。後來，我又參加了大公社組織的批判“四人幫”學習班，也是好吃好喝地招待，那些日子真是其樂融融。

　　暖心暖肺的事在1977年接二連三地發生。改變命運的高考信息在夏秋之交就傳到了山鄉。從那時開始，我便利用課餘時間與同樣是民辦教師的下放知青張錦鬆一起復習，一起切磋，他從城裏帶來的油印復習資料得以共享。

　　聽説我要參加高考，村裏一位愛説風凉話的人説：“這伢要是考上了大學，我送他一支金筆。”我反話正聽，權當一種鼓勵。

　　忘了是什麽時候報的名，什麽時候填的志願表了。但填表時的情景終生難忘。那一天，我步行10多裏路來到原來的學校陽城高級中學（高一時叫田鎮高級中學。田鎮就是長江中游最重要的軍事要塞田家鎮），首先關注的是貼在墻上的招生信息，上面有校名和專業，密密麻麻的幾張紙。心裏話，我那時並不十分明瞭哪些學校排名第一、第二，我首先是選擇地區，此前，我没有走出過縣境，我怕走得太遠回不了家，所以，先找離廣濟縣最近的省城武漢，接下來是找專業，命運垂憐愚者，我一眼就盯上了“中國文學”，再看前面，是武漢大學，絲毫没有猶豫，我將它確定爲第一志願，第二志願、第三志願選的是師範，依次是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黄岡師專中文系。除了文學，還是文學。個中原因是，我在民辦小學一直教語文，有時也寫些小詩，在縣文化館主辦的《廣濟文化》上發表。

　　負責發放志願表格的是我念高中時的食堂會計，此人姓王，長的一表人才，面目和善，也許是報名的太多，忙昏了頭的緣故，輪到我拿表時，他遞出來的竟然是一張中專志願表。我説，錯了，我要考大學的。他“嗯”了一聲，换一張遞出，又是中專，再换一張，還是中專。我有點生氣地問，怎麽回事？誰知他冷不丁冒出一句，考個中專就不錯了。當然，他最後還是拿出了大學的志願表。但他有點委屈地説：我可是爲你好。我理解了他這話的意思，上高中時，我特喜歡幫厨，幫助厨師干活兒，是可以飽餐一頓的。大概我那時的饞相給他留下了頗爲深刻的印象，再就是我每周都是交大米充伙食費，吃菜撿一分、兩分的買，這些由他經手的事情，在那個時刻統統都提取到他的腦子裏了。

　　實際上，我們公社那一年參加中專考試的比考大學的要多出幾倍。據説，中專試卷也是難考的，從後來録取的比例看，大學還要略高一些。中專録了多少我不知道，大學文科，我們全縣首批參加體檢的總共是33人。

　　父親、母親像局外人一樣，從來不過問我的高考。依稀記得父親好像説過，今年考不上，明年就考中專吧。母親呢，她最希望我早點娶回媳婦，好接家族三代單傳的香火。母親是民國五年生人，高考那年，她老人家已經六十有一。

　　校風：身邊多有護犢人

　　在我的記憶裏，1977年的高考是在一個遍地金黄的季節。晚稻在田間剛剛收割，野菊花還没有完全凋謝，“抓綱治國”的口號在墻壁上、在廣播裏廣泛宣示。

　　湖北那一年的高考是在12月6、7日兩天。我和我們那個公社的考生大都自帶鋪蓋提前一天來到母校——陽城高中，校園裏有歡迎的條幅，老師們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我們的到來，一些教室擺上了雙層架子床，成爲我們休息的地方。

　　參加考試的有許多是當年的同學，72、73、74届學生居多，大家見面，免不了一陣寒暄，問得最多的是高中畢業後做了什麽，報考了哪所學校。女生參考的很少，只記得我們同届的有一位叫吴桃娥的參加了考試，後來録取到了華中師範大學。

　　雖然是初冬，校園裏却洋溢着融融春意。歷史在與中國高等教育開了10年玩笑後回到了正常“開科取士”的軌道。幸福掛在考生的臉上，也掛在老師們的臉上。

　　我們那所高中，雖然在山區，條件不是很好，但師資力量很强，足以比得上現在的省級重點中學。教過我的語文老師，一位是武鋼三中下來的，一位據説是原國民黨少將高參，在東北戰場投誠過來的；數學老師，一位是武漢六中下來的，一位後來調到了武穴一中；教化學的女老師改革開放後昇爲我們縣的副縣長；教物理的顧弘老師考上了全國恢復高考的助推者之一、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的研究生。

　　校園的秋色、春色都由老師涂抹。高中的時候，我們出黑板報，辦專刊，寫些詩歌什麽的，學校都是全力支持。寫得最多的是大字報，一首《看看我的變》抄滿了一大張紙。有一次寫了一首批評我們公社黨委書記的長詩，貼在公社食堂門口，許多個日子忐忐忑忑的，擔心會受到打擊，但直到畢業也没有人追究。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豈知身邊多有護犢人啊。

　　要高考了，離校多年的我們，依然得到老師的呵護。高考前的那個下午，老師還在像園丁一樣爲我們澆水。清楚地記得，數學老師講解的“圍籬笆”例題出現在第二天的數學試卷中。當然不是試卷泄密，它所體現的是老師的智慧和愛心。這是一道10分題呢，多了或少了10分，命運的天平就可能上揚或傾斜。

　　同樣是與數學考試相關，我們那個考場的監考老師是我們學校的陳校長，這個兩鬢斑白、眼睛永遠眯成一條縫的老師，慈祥得就像父親。當我面對一道難做的15分題時，他親切地走近我，輕唤了一聲我的名字，一股暖流當即涌遍了我的全身。

　　在這個考場，發生了一件不該發生的事。一位考生，也是我的高中同學，他回鄉後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進入考場没有幾分鐘，就交了卷子，後來瞭解，他在數學卷上寫了一首“懷舊”的詩。大概是想學白卷“狀元”張鐵生，慶幸的是，張鐵生所在的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望着他匆匆離去的背影，我們的陳校長輕輕嘆了口氣。

　　這次高考，語文和政治兩門，我是考得比較輕鬆的，語文卷的作文題是《學雷鋒的故事》。這個作文，我在念高中時做過，題目稍微不同，叫做《在雷鋒精神鼓舞下》，當老師的時候，我又以同樣的題目考過我的學生。人生哪，不經意間就會有“神力”相助，信自有之，不信亦無妨。

　　語文卷的古文今譯選自荀子的《勸學篇》。還有成語解釋，好像有“鞠躬盡瘁”。其他就是劃分句子成份。有一道題我總覺得出得不好，題目是這樣的：長江兩岸，無數的彩旗，巨幅的標語，歡呼的人群，呈現出一片無比歡騰的節日景象。

　　你可以把長江兩岸作爲主語，也可以把“彩旗”、“標語”和“人群”作主語啊。我先劃了一下，將“長江兩岸”作爲狀語，又在空白處寫下了我的看法，不知道改卷老師是給我加了分，還是扣了分。

　　政治卷的題目基本上都涉及到撥亂反正，前面説過，高考之前，我參加過批判“四人幫”的學習班，所以，無論問答題還是論述題，我都把它當作批判文章來寫，一連寫了五篇，估計不成問題。

　　歷史地理卷鬧了笑話。乘火車從北京到南寧要經過哪些河流、哪些山脈，西寧、南寧攪昏了頭，我只得寫了一個到西寧的，一個到南寧的。“世界上最小的洲是哪個洲？”我的回答是拉丁美洲。文革中，我們整天唱在口中的就是“亞非拉人民是一家”。嗨，人總有渺小無知的時候。我在鄉下的時候，看村前的池塘，以爲是最大的，因爲我無法游過；看祠堂的圓頂以爲是最高的，因爲小鳥和白雲總是從其間穿過。所謂眼光，所謂眼界，離不開人生閲歷和知識積累呢。

　　關於1977年的高考，記憶最深的就這些了。高考的結果自己很滿意。第二年春天，正在上課的時候，接到了武漢大學中文系的録取通知書，第一個通風報信的孩子挨了我激動的一巴掌。

　　還有一組與數字相關的趣事與大家分享：我生於1957年，在1977年參加高考，大學學生证號是：777007。好多“7”吧？母親説，世界上没有第一，只有第七。呵呵，我娘真是這麽説的。

　　雷喜梅自述：

　　雷喜梅，男，1957年出生，湖北省廣濟縣人。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一直從事廣播電視新聞工作，擔任武漢市廣播影視局副局長、武漢廣播電視台副台長多年；係高級編輯（專技二級）、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獲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湖北省新聞名人、湖北省首届十佳青年記者、武漢市優秀文藝家等榮譽。出版《屈原〈天問〉〈離騷〉新譯》、《追趕太陽》、《中國600詩人心語輕訴》等6部文學著作及《共和國科學檔案》、《電視新聞近觀遠望》、《三網融合背景下多媒體運營方略》等新聞實踐和理論著作。20多件新聞作品、學術論文獲中國新聞奬、國家音像奬、中國廣播影視大奬和全國優秀電視新聞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