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圈年輪。

　　1974年的夏天，17歲的我高中畢業了。那一年，對於我們那個偏遠地區小城的大多數高中畢業生來説，只有兩個去向可以選擇，一是下鄉當農民，二是去農場或林場當工人。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浪潮中，我選擇了“上山”。

　　林場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麽艱苦，原因是我幸運地被留在了總場的林業試驗站（其實就是苗圃站），没有被分往青山之外復青山的山巒叠嶂的分場，且一年後又幸運地被抽調到總場宣傳科負責宣傳報導和廣播站的工作。胡曉暉曾在網上發過一篇回憶小文，大意是當年剛入校時，由於没有正式教材，係裏讓他負責找人幫助老師油印教材，於是我毛遂自薦，説自己如何懂得搗鼓油印機之類，成了他的“得力”助手雲雲。這毛遂自薦的資本，便是我在宣傳科裏“鎚煉”得來的“手藝”。

　　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父親一個長途電話把我風塵僕僕召回了家。同時到家的還有我在農村插隊的妹妹。父親當時在師範學校工作，瞭解到了國家將要恢復高考的消息，他認爲這是改變他兩個女兒命運的最好機會，絶不能錯過。文革，曾經徹底粉碎了我對於大學的夢想，由於我父親的政治問題，在1977年以前，我從來就没有幻想過自己有朝一日能跨進大學的門檻，盡管那時工農兵大學生已經招生了若干年。高考的恢復，其實不僅僅是給予了我能從林場走出去的機會，給予了我能獲得更高更好的教育的權利，更是給予了我一種在政治上與他人平等的深切感受。我没有必得的自信，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須全力以赴，努力争取。回到林場，抱着父親找來的各種復習資料，我開始了除掉工作、喫飯和有限的睡眠時間之外的夜以繼日的復習。在復習期間，與父親往返的電話内容大多是關於我報考什麽專業。我最初的理想是考醫學院，後來聽説醫學院不要高度近視的，而我的視力只有0.2，只好放棄了。後來又想考外語學院，又聽説外語學院對考生的形象要求很高，戴眼鏡會影響録取，也只好放棄了。命運捉弄人。如今我在北外工作已經30多個年頭，每當想起當年的這些“聽説”，想到跟外語曾經擦身而過就不由得苦笑。報考中文，實在是我當年一個很無奈的選擇——由於飽受父母文革期間的動盪之苦，我當時對與政治十分緊密的哲學、政治經濟學之類的專業唯恐避之不及。

　　1977年的高考，是先填報學校和專業，再參加考試。相對於今天先考試、知道分數後再填報志願而言，那是更殘酷的一次賭博。填報志願開始了。我想報北大。雖然身處偏僻之地，雖然我基本是在文革中接受完基礎教育，實際上並没有學到多少真正的知識，但我還是對北大心存憧憬和希冀。但我這樣的憧憬和希冀被很現實、很清醒的父親“無情”地“扼殺”了。理由有兩個。一是，不能好高騖遠，要以“考上”爲前提，如果第一志願報高落選了，就有可能影響到後面志願的録取；二是，父母在1977年雖然都已經恢復工作，但並未平反，工資依然在較大幅度的降級中，如果我們姐妹倆都考上了大學，我還要到北京去上學，家裏無論如何負擔不起這沉重的費用。父親給我劃定的報考範圍，是長江以南的學校。爲了監督我報名，父親還派母親到了林場。最後我的三個志願依次是：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廣西大學。

　　1977年的歲末，在凛冽寒風穿窗而過的破舊鄉村中學的教室裏，我完成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考試。公榜了，我以總分332分、單科平均83分、全地區文科第2名的成績被武漢大學録取。我妹妹也考上了廣西大學土木工程係。我的喜悦、我們全家的喜悦，無以言表。父親後來説，他1979年拿到組織部門寄來的平反通知，也没有當年看到我們姐妹倆的大學入學通知書那麽高興。我相信，這是父親的肺腑之言。

　　在北上的列車裏，我遇到了前去北大報到的不知名的同學，閒聊中得知他的總分比我低了近20分，一時間，我陷入了無語，内心涌上一陣傷感和遺憾。然而，也是僅此而已。我知道，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境况裏，父親的决定是對的，因爲，我們不能預知。

　　羅小東自述：

　　羅小東，女，1957年出生於廣西。1982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廣西民族學院中文系工作，講授文學概論課程。1984年，重回武大攻讀古代文學元明清方向碩士學位。1987年7月研究生畢業，分配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工作至今。現爲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主要講授古代文學史、古代小説史、小説叙事學等課程。

　　期間，曾擔任中文系主任、學院副院長工作，並在1990、1998、2005、2008、2017年受學校派遣，作爲訪問學者、客座教授赴日本、韓國等國家進行訪學和教學工作，2009年，獲日本關西大學文學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