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半生，像我們那一代那樣躊躇滿志好心情的時候，真是難得！

　　武大在當時的中國名牌大學中是最前衛和開放的，所以也就成爲學分制的第一個試點。這個改變可是非同小可！它對我的四年大學生活甚至以後的人生都有關鍵的影響。要知道在實行學分制以前，學生對自己的學業是没有自主權的，上課點名，如果無故缺席就算曠課，曠課最終要記入學期末的總成績。學生不是獨立的個人，是一群“北京填鴨”。而我們1978年就在中國的大學做成了對得起自己的大學生。我自己的一串記憶猶新的小故事全是因爲學分制的改革，除了感恩，還能有什麽呢？

　　正經的就不説了，專聊不正經的。

　　吃

　　没有什麽好吃的。食堂的伙食在我們畢業之前一直都屬於舊社會。記得每次在食堂打飯的時候都是戰戰兢兢，在排了長隊輪到你時（如不想排隊就乾脆没的吃），眼睁睁看着那位師傅的勺子舀起一勺僅有兩小塊肉的燒土豆，在往你的飯盒裏扣的前半秒，他把勺子先端平同時一抖。你知道這一抖都意味着什麽嗎？心也同時一抖，很少例外，那兩塊肉必然會十分精準地被抖落一塊（如果稍有誤差，那必然是兩塊一起落下！）。這讓我想起一句頗具哲學意義的老話，該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該是你的——饞也没用。

　　確實是吃不飽。爲了改善伙食，我很做過些努力！珞珈山路口的小店有最好吃的熱干面和油炸面窩，也可以買小販送來的鷄蛋。但是，當時我媽給我每月的生活費是20塊錢（張樺最清楚），不允許經常去奢侈。於是我就發明瞭“三鮮鷄湯麵”。如果是清水煮干掛面，實在難以下咽，而我的湯，鮮就鮮在幾滴香油，一撮味精，最重要的“一鮮”就是青菜葉。我到現在依然堅持相信，在武大這是除了我没人敢干的壯舉。

　　我一度經常在晚自習之餘，由於腹中無食飢餓難耐的驅使，快速從中文系、歷史係的八舍爬山穿過那些經常灑滿月光的寂静林間小路溜到珞珈山市場。在中心小廣場的一側，昏闇的燈光下，每天都會有一大堆菜市場的垃圾，那裏面有些還能吃的菜葉。我最初是天黑之前下課路過時發現的。仔細偵查過後，便决定深夜獨自行動。説是“垃圾堆”挺嚇人，其實全都是亂七八糟的菜葉，尚未腐爛。翻出幾片過得去的並不難。懷揣寶貝菜葉，一路小跑趕回宿舍，只用一兩分鐘便洗净開厨，小煤油爐點起來，把一大鋼飯盒的清水坐好，一邊看書，一邊等着水煮開，再放掛面。掛面煮成八分熟，便可以放菜葉了。菜葉一進，情况就大不一樣！一是清湯開始微微泛緑，二是菜的清香開始飄漫出來。好了，這時馬上關火，放一勺尖白鹽，滴三五滴香油，再加七九顆味精。對不起，此時我們宿舍就出事了。嚴重地影響了晚自習！不要説天性活躍的徐少舟，樂觀好動的蔡詩紅；就是深沉穩重的蔡靖泉和凝神專注的盧烈紅都扺抗不住那個香味兒，一直飄散到走廊，驚動到隔壁的高伐林、張立偉、李棟、陳順智、吕波和王東昇。幾個人圍上來，瞪眼問：什麽湯？不眨眼答曰：鷄湯。狼多肉少，準確地説應該是“僧多菜少”，一分鐘之内我那飯盒從裏到外一滴油星也不剩。如今三十幾年過去，三鮮鷄湯麵做法的秘密，我才是第一次提起。

　　珞珈山上每當春季，都會長出很多蘑菇，在樹根處比比皆是。最上乘的要數猴頭白蘑。櫻桃大小，質密色白，是少見的珍品。但學習緊張的我們没有時間和福氣細心去尋。那是我三生有幸在物理係教授周如鬆先生家蹭吃時嘗到的，口感潤滑而微脆，佐以真鷄湯烹製，實爲天下美味！和周教授的兒子程二周的一段友情，在這裏先按下不表了。那時期周教授對我的照顧，至今記憶猶新，回想那時的週末，沿珞珈山間蜿蜒的青石小路，走向樹影婆娑的教授小樓，加上腹中轆轆飢腸的對比，心情無限清爽與感動。

　　説回蘑菇，我倒真是大幹了一回。已經記不清是和誰搭伴，一次圖書館廣場上的週末電影我們没去，提了一只洗衣水桶和手電在天黑前上了山。已經昏闇的天光下，密林中滿是形態各异的大蘑菇，没見很多小的。有的甚至色彩典雅，紋樣奇妙。雖猴頭白蘑一個未見，短短一個時辰，也興高采烈地採到半桶大的。提回宿舍，洗净放入一個大臉盆，在煤油爐上開煮。當時年輕氣盛，雖知道太漂亮的蘑菇很可能有毒，但耐不住口腹之欲，粗略檢查了一遍，也就不管那麽多，直接進入蘑菇湯程序。本次烹飪，因正值電影時間，宿舍已是空盪無人，不存在影響晚自習之嫌，加上臉盆太大，乾脆在走廊裏擺開陣勢。照例是鹽、味精和畫龍點睛的一點香油。待一盆蘑菇高湯做好時，香飄滿樓，而此時我碰到的意外是，没人敢吃！記得有過一段有關生死的簡短的哲學争論，張立偉肯定在場。幾個人走開了，剩下的三五勇者，每人一碗，熱騰騰，喳喳呼呼地吃了。還剩下半盆。正好電影散了，大隊人馬殺回。見我們幾個還活着而且没有口吐白沫，後來的情况可想而知，最後只剩下我收拾爐子和臉盆的份兒了。

　　穿

　　我在大學的模樣要從我父親那件黑棉襖説起：他身穿這件棉襖1949年隨軍和平解放進北平城，行軍至未名湖接收北大清華。那本是一件土黄色軍服，當時穿在他身上可謂是英姿颯爽。60年代去農村，他也是穿這件棉襖，一直穿到洗白了。文革時，記得他和我奶奶商量過：如今成了“黑幫”，再穿軍裝不合適，就把棉襖染成了黑色。於是這棉襖又陪伴他度過了七年在干校的勞動改造。後來輪到我打點行裝來武大，就把它帶上了。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1978年的開放時代，我當時也是心存反叛，天生的半卷長發及肩，腰身緊窄的喇叭褲，還花了超過一個月生活費（23塊錢）的巨款從朋友賀曉雷（詩人賀敬之的兒子）手中買來一副太陽鏡，俗稱“蛤蟆鏡”，如果不是那時的財主張樺時常有小額無息貸款給我救急，無法想象當月我如何生存。老爸的黑棉襖當然是我反叛時尚的最强符號，爲了更强烈的視覺衝擊力，也爲了方便，我又在腰間加了一根粗草繩，脚蹬一雙凉鞋。通常這就是春秋裝。

　　如此的形象，現在回想起來相當可怕！這身打扮在早春天氣去李剛漢口家的小閣樓上，第一次聽到了四喇叭立體聲録音機放出的鄧麗君《何日君再來》，對當時已經聽習慣了西洋古典與革命歌曲雜燴的我來説，感覺真奇妙！如今也無法想象以這套行頭，厚着臉皮還敢去胡曉暉家品嚐他爸從抗戰時期就没换過湯的絶品泡菜！胡老教授也够能容忍，没有拿掃帚把我打出門外實在是個奇迹！

　　更有趣的是，消息靈通的張樺聽説隔壁的水利電力學院有位“校花”（不好意思，把人家的名字忘了），就申請到“武大學生會”的名義，與水院合辦聯誼舞會，我當時和孫麗娜這種少有的時尚分子正擔任交誼舞教練，於是偕十幾個散兵遊勇去了。舞會的人氣完全不够，“校花”倒是領隊來了，也真的漂亮。初次相識，和我這種扮相出格的人近身曼舞，看上去心情挺好。雖無下文，大家也都過了一個“春江花月夜”吧，感謝張樺！

　　因爲我的流氓形象在學校過於引人注目，也難怪韓老師、吕波、葉鵬着急地找我談話勸我剪短頭髮。數次談話未果，最終我還是實在不願辜負他們的一片好心，乾脆在一夜之間剃成了光頭。現在提起這件事，覺得真是對不起他們！回想起那段改革開放的宏大曆史畫卷，放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生動地演繹，是多麽的真實幽默啊！

　　樂

　　當時由於年輕好動，加上營養不良，每天中午要睡一大覺（也是因爲武大學分制的仁治才有可能），下午三四點起床。全班就數楊可鳴和我最懶最能睡，由此得名，我們也就相交甚密。可鳴是校游泳隊蛙泳主力，爲了幫我改善伙食。他介紹我進了校隊。通過測試的過程最可笑：我的體力耐力其實完全不合格，可是教練僅讓我衝刺自由泳25米和50米，仰仗天生的彈跳和爆發力和後天的基本功，我蒙混過關，也勉强做了半年的板凳隊員，未參加過任何比賽（教練一定把腸子都悔青了），一邊在驕陽下看着可鳴在武漢高校比賽中與湖北體院的專業運動員激烈競争中屢拿名次，同時也不誤在校運動隊食堂裏很揩了一些油水。

　　徐少舟是我打排球的最佳搭檔，也是和蔡詩紅、張樺一樣，與我最談得來的摯友。他是個相當精準的二傳手，我們經常在網前模仿當紅的中國女排，苦練網上快攻，其樂無窮！飛毛腿蔡詩紅當時在練競走，高大强壯的蔡靖泉則練習撑杆跳。都是很專業很難的項目。我想不出什麽可選，憑一點悟性，居然報名參加了鉛球。中文系鉛球的前兩名（76級同學）就是校運會的前兩名，實在没的可争，他倆各自的體重起碼比我大30％，那我也就當仁不讓拿下了第三名——没什麽人報名玩這個苦差事。我們一伙人都各盡所能地代表中文系參加全校運動會。

　　最難忘的是葉鵬和陳忠的長跑。那時大家都一樣的營養不良，記得觀看比賽，我們都站在林間小路兩邊爲他們加油。我依稀記得，葉鵬在前，陳忠在後，他們志在必得的表情非常堅定，特别是他們的脚步落在那條水泥和石子鋪成的小道上，錚錚有聲，步步敲打在我的記憶裏，到今天還是一樣的鮮活。

　　緣分的關係，我認識了空間物理係的吴佑群和他同宿舍的吴忠國。在忠國的帶領下，我每天清早起來拉筋，練習拳擊散打。忠國在武漢體院有交情很好的老師。他從那裏借來拳擊手套和護具，在三年級以後我對散打入迷，每天都在心裏一遍又一遍默練那些出拳和飛腿動作，比研讀現代漢語熱心很多。佑群是個很有超前思想的人，他又介紹我結識了更激進的實際上是當時持不同政見的上海外語學院的李慶榮，與他們的密切交往，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甚至爲此還在我們寢室安裝了竊聽器——這是很多年以後方玲説出來的。爲了這些麻煩，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韓老師、葉鵬、吕波等等在暗中幫了我很多，到今天我也是十分的感激！

　　張樺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活躍分子。我們在籌辦出版《這一代》期間，他的組織才華已經顯露出來。好玩的是後來有一次武大學生會舉辦全校學生美術展覽，校美術隊隊長張樺是操辦人，他約我畫了一幅素描：愛神維納斯。我認真畫了，他嚴肅展出了。没想到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同學們喜歡，領導不幹了，一堆反對的理由，堅决要求把那幅畫撤下來。

　　張樺和我義憤填膺，據理力争不得，就勢玩了一把惡作劇，剪了一條紙三角褲，趁夜深人静之際，溜到那一長排展覽橱窗前，張樺有鑰匙，打開玻璃窗，把它貼到維納斯的裸體上。第二天，可想而知，我們獲得了更大的反響。估計當時一定氣歪了不少長輩們的鼻子。記得那幅畫最終還是被撤了。而麻煩的是，那條維納斯的三角褲還一直貼在我們這幾個壞男孩的記憶之中，脱不下來了。

　　其實最樂的事肯定非《這一代》莫屬。張樺讓我設計《這一代》封面的時候，我安排了一串空白的脚印，没有留戀地走過那片黑色大地，一直通往心中無限向往的自由和未知的地平綫。當時真的很高興同學們通過了我這個在當時顯得很反叛的設計！一大片黑的！我們容易嗎？！

　　現在，33年以後，親愛的同學們，我們早已不再年輕（即使是年齡最小的林琳！），我在問我自己，也同時在問我們大家：不知不覺中我們已經走過了那一段漫長而又轉瞬即逝的歲月人生，我們現在站在什麽地方？我們是誰？我們變成了什麽樣子？我們高興嗎？我們健康嗎？我們有什麽後悔嗎？

　　其實我更想把這一串有點過於沉重的問題留給未來，或者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回答。

　　説到我自己的封面設計，那些空白的脚印，我想用那些曾經散發着青春氣息的趣事來填補。想必會引發同學們會心的微笑。我們年級唯一早逝的陳忠同學應該也能看到，在他和葉鵬不要命地爲中文系長跑項目争第一的時候，他那一串在林中小徑上落地有聲的脚步已經永遠留在《這一代》的封面和我們的心裏。

　　張安東自述：

　　從武漢大學畢業之後，1982年入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社做記者編輯，1984年入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讀研究生，期間報考工藝美院大學本科未果。1986年底退學，隨美院教師尚曉剛習畫，並在外國公司龢民營科技公司打工。

　　1989年初赴澳大利亞留學，師從Steve Gorden的 Paddington Art School Sydney學習繪畫和設計。之後定居澳洲，與朋友合伙經營廣告招牌設計公司。

　　1999年因陪伴父母回到北京，從事面向駐京外國公司的室内設計業務。2002年父親去世後移居深圳，開始工業産品（眼鏡框）設計至今。從2005年起，每年在巴黎和米蘭這歐洲兩大國際眼鏡展上展覽自己的設計作品。從2006年迄今，每年連續在國際最重要的三大工業設計大奬賽和其它重要大賽上獲奬，其中兩度獲得金奬：

　　德國國際設計論壇奬（IF Award, Germany）1次金奬2項，其它數次；

　　德國紅點設計大奬（Reddot Award Germany）數次；

　　美國《商業週刊》國際杰出設計大奬（IDEA USA，即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by Bussiness Week）最佳提名奬。

　　以上是國際最重要的三大工業設計大奬賽。

　　巴黎國際眼鏡設計大奬（Silmo o'Doir Paris，這是世界眼鏡設計圈内最高奬項）金奬，最佳提名奬；

　　2011年德國國家設計大奬（Design Press Germany）

　　2010年新加坡總統設計大奬（The President Award, Singapore）

　　東京國際眼鏡展2012年度最佳眼鏡設計奬（Eyewear of the year 2012, International Optical Fair, Tokyo, Japan） 

　　十年的拼搏，遠未功成名就，但是讓我明白小學時老師常教導的一個簡單道理：找到所愛事業，不能輕易放棄。目前因爲歐美和全世界的經濟危機，我的事業正處在最困難的時期。没有别的選擇，只能堅持下去。2012年起利用很有限的業餘時間在摯友蔡靖泉大力幫助下，與華中師範大學合作建立張光年研究項目。整理、研究和計劃出版我父親的遺作和其它研究資料，雖占去大量精力，考慮到對前人後人的意義，感覺十分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