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留校任教，輾轉至退休，回首望去，自覺於己能留下印記，在生命歷程中能成爲人生節點的，爲數寥寥，清晰可辨。記録在案，姑且算是“致那逝去的青春”。

　　一、從這裏出發：助教進修班

　　畢業留校後，如何做一名“授人以漁”的教師，内心是懵懂的。兩三年後，進了一種教育部要求高等院校開辦的班，初稱“研究生班”，後來在發放證書時，已經正式命名爲“助教進修班”。武漢大學中文系助教進修班的招生對象，是全國各高校的助教教師，通過數門課程考試，達標者入。

　　在我衆多的證書中，它算得上好看且鄭重的一類：藏藍、皮質、内襯海綿類物質，摸上去略有彈性，很有内涵的樣子。而我自認爲含金量很高的大學畢業證書，與它一比，實在是很簡陋：大紅，緞面，硬板紙樣的内襯，握在手裏，似乎没有内容。最要命的是，它幾乎只有助教進修班證書的一半大。

　　結業證書蓋有大學校長劉道玉的章，莊重地證明瞭我在“中文系文藝理論助教進修班中學習了碩士研究生主要課程，通過考試成績合格”的一段歷程。課程有七：文藝理論專題研究，馬列文論專題研究，西方文論專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藝思潮專題研究，美學專題研究，多學科學術專題講座。

　　這些課程的講授者大多在當時已經是“腕”，今天則多爲“大佬”了。名單如下：

　　何國瑞、李希賢、曾慶元、王文生、陸耀東、陳美蘭、劉綱紀、易中天（按證書上“碩士研究生主要課程成績表”的順序排列）。還有一位孫姓老師，未蓋章，簽名潦草，認不出來了。

　　助教進修班時間一年。基本上，我是一個好學生，上課守時，聽講認真，課堂筆記雖然没有大學同學張强做得好——據説，他連老師的咳嗽都能順手記下——但於我已經是盡力了。那年的11月份，我懷胎第十月，臨近生産，仍然在非常彆扭的姿勢下，努力記着老師的每個金句與廢話。好在武漢大學大多數課堂上的“課桌”是連在“椅”上的，“桌”只是一塊板，還不到兩張A4紙那麽大，是“椅”把手的延伸，這種非正規的課桌椅，給當時的我最大的便利就是，我在靠近“課桌”作筆記時，還有足够的空間安放尚與我一體的兒子。

　　事後證明，這本證書一點兒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當你需要證明自己時，它都屬於忽略項。它是過程中的省略號。盡管它很漂亮，但没有任何人事部門要看它。

　　我還是感謝它，它記録了我忙忙碌碌、豐富繁雜、有時也萬般無奈的那個階段，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並推動了我。

　　在臨近寒假時，我生育了我的兒子，坐完月子後，我便開始馬不停蹄地孕育每門課作爲考試成績必交的論文。這數篇論文，需要在短短的寒假期間完成，其間，我還要和待哺的兒子周旋。這對於不喜歡也不善於寫論文的我來説，是個巨大的挑戰。我勝利了！從那時起，我和論文達成了共生共贏的關係，相伴我一生的教與學。

　　二、鷄蛋因適當的温度而爲鷄：讀嗎？讀！

　　上個世紀末，教育部“青藍工程”發動了，主旨是要求全國高校青年教師提高學歷。此前，全國高校教師，本科即可留校任教。新聞學係教師，尤其學歷不高，一是因爲，新聞學碩士點在全國高校所有的專業方向中設點是最少的；二是因爲傳媒界工資高，許多新聞係學生不願讀研，不願留校任教，所以更不能對留校教師的學歷作硬性的規定。我當時是新聞係主任，按要求在全係召開會議，號召大家讀碩士，並要求確定哪一年報考，排出順序，作好規劃並上報給學院。新聞係除我和少數“60後”之外，大多是“70後”的青年，剛剛留校不久，都在成家立業之際，無一人表態願去續學。我已經快晋昇教授了，不屬於被要求提高學歷之列，但内心却有一種莫名的悸動，於是，我宣佈：第一年，我去考博。

　　學院並不希望我去考博，曉之以理：你其實不必。但在當時的大勢下，也表態：只要你願意，不阻攔。唯一要求，不要考到外地，這樣，我就能繼續在係裏“帶着一群小青年了”（時任院長語）。

　　考博很艱難，復習方向漫漫無邊，只能一本本書狼吞虎咽：我從鄭傳寅老師處借了他私人藏書一紙箱，運回南京，又從南圖、校圖分别借回數十本。少睡覺是唯一能把工作外的時間用於復習的方法。做假想題，讓自己覺得充實。最後一個月幾乎平均每天最多只睡三四個小時。

　　帶薪讀博，决不同於帶薪讀大學。讀大學時，每月薪水寄到銀行存摺上，却無須付出任何額外勞動（感謝黨和政府）；而讀博的帶薪，意味着帶職，又因爲在南京就讀，過去需要承擔的一切，一件也少不了。還有家務，還有孩子，於是又該謝謝先生了。讀博期間，他自覺且勇敢地分擔了家務中最不可少也最煩雜的一日三餐，每日餐中，只期盼我和兒子的一句褒奬。我會在腦閑的瞬間，略含逢迎且敷衍地給予肯定，好在先生於態度及詞彚的理解向來弱智，聽後一定朗潤着臉欣欣然。被我自出生以來已經餵成了有偏向性的兒子却比較吝嗇對厨師的鼓勵，不僅如此，且自行制定章程，將厨師定爲“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四個級别。他爹至今仍不厭其煩地覥着臉，問：能提副教授了嗎？答案永遠否定，且指出不足：“水平太不穩定”。教授一級的標杆是他娘。今天，承襲了他娘喜愛厨藝的他，自個也已經由他自己一手破格提到了“副教授”級。

　　無論好孬，那時的我，着實享受了一把飯來張口、不染人間烟火的日子。當然，這種享受是有期限的，備考與讀博四年滿，我老老實實地“脱我博士袍，著我厨娘裳”。

　　博士學位的攻讀，其要點在寫博士論文。

　　動筆完成博士論文的過程是在暑假期間。自擬的計劃是每天不得低於2000字的撰寫，超額不算。假期以60天計， 至少可完成12萬字。於是時時兢兢業業。起行坐卧，皆如民國初年的名記邵飄萍言：“其腦筋無時休息”。總體説來，寫作過程還算順利，尤其是在清點着當日超額的字數、計算累積超額數量時，那種心中騰起的飛昇般的快感，絶不亞於發現銀行存款中多了個零的欣喜。但夾雜在其間的有些事，也真難以忘懷：

　　上個世紀90年代，有電腦的家庭不多，我家凑巧是這“不多”之一。電腦優點很多，但初用者經常會忘記，它不是筆墨，落地未必生根，寫得好好的，突然停電（悲催的是那時經常停電），倘未保存，則前功盡棄。而在電腦尚未普及之時，對電腦使用不多的“我”之流，“存盤”這個概念是陌生的，於是我常常對突然的停電欲哭無泪。現在的我，“存盤！存盤！”這一理念已浸入骨髓，有時只寫了幾個字，腦子還在思索，指節已經將保存鍵點下。所以，教育永遠不如經歷、不如教訓來得透徹，那是切膚的。此外，當時的電腦硬盤小，每個文件容量也小，一章只能放在一個文檔中，文件還特容易丢失。有一次，辛辛苦苦寫了一下午的文字稿，幾千字啊，突然丢失了，上下求索，全無踪迹，那種絶望，那種痛不欲生，無語可描述其萬一。 

　　這個階段總算過去了。

　　在我自認爲寫出了15萬字的“醒世恒言”（當然不是）並提交給導師後，導師告訴我，修改一下，交9萬字來。哇，真痛！於是，直到論文答辯前，我的狀態一直是：咬咬牙，删！再咬咬牙，再删！這一過程，給我一個最大的體會是：敝帚真的很自珍，但敝帚真的不必自珍。當你字斟句酌忍痛割愛後，會發現剩下的其實會比原來的乾净、清晰很多。現在的我，有時也會冷着臉對學生説：删掉X萬字再給我看！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晚清報刊與晚清小説發展關係研究》。爲了市場，出版時加了個正標題《報刊·市場·小説——晚清報刊與晚清小説發展關係研究》。我的學生告訴我，現在網上這本書的價格，已經比原價格漲約十倍，我未去核實過。

　　三、向往的工作：運交博士後

　　讀博士期間，我獲得了一個國家項目。當時工作已經更加繁忙，國家項目幾乎無法開展。這時，正逢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設立了新聞專業在全國唯一的一個博士後流動站。

　　在一次全國會議上，我對當時新聞理論界的“少帥”李良榮教授聊起我工作瑣事太多的苦惱，他用浙江口音很重的普通話，雲淡風清地説了一句：“來我這兒做博士後好了呀！”哇！“空中飄來五個字——那都不是事！”真是茅塞頓開，柳岸花明，煩惱迎刃而解！

　　我卸下係主任一職，每兩周回校一次上課，在上海國定路復旦大學博士後流動站的小樓裏，開始了我爲期兩年的博士後工作。

　　那是一套兩居室的住房，專門爲我這類有家室的人提供的，當時，凡做博士後均可將家人的户口遷往流動站所在地，出站後在當時找個工作，孩子與配偶就不必再操心户口的問題。因此，很多人即便爲了孩子也想進站。所以當我對流動站的人事部門説，我不遷户口時，對方大跌眼鏡。

　　住房一間是卧室，一間是書房，客廳則兼厨房，客廳的一面窗下，一個陳舊的煤氣竈台，孤伶伶地突兀在水泥台板上，一根管道穿墻而下，連接在煤氣竈邊。我很少自己做飯，完全無視它的存在，前任房客肯定做的，因爲不久，我就接到煤氣公司塞在門把手上的通知，通知我去結當月的賬。 

　　在站時，我用固定電話與家人聯繫。經常用電話來“煩”我的是兒子。他正讀高一，任了班長，有了些“事業”上的“野心”，想競選校學生會副主席（正主席由高二的學生擔任），於是與我溝通：如何發表競選演説？如何用些小花絮形成效果？我告訴他一些大多數媽媽都會説的話：態度要誠懇，有了誠意，便有了信任，競選不上没關係，參與是對自己的鍛煉與檢驗，諸如此類。競選的前幾天，他將競選稿讀給我聽（那時傳真不普及，電郵大多數人還不會使用）我提出意見，他修改。然後叮囑他，口齒要清，要有節奏，面要帶笑，要直目聽衆，不要有小動作（他緊張時會下意識地捻衣角）。其實，我也不善於當衆發言、當衆自薦。處於這種場境，一定也很糟糕。但面對兒子，我是支柱，而且，如果我不多多地説，會爲自己不能在兒子身邊打氣感到愧疚。競選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他買了些糖，在慌慌張張結束了他的發言時，用這個由頭，冲着空中撒了一把，“賄賂”了一下“選民”，下場時，幾位老師冲着惶惶的他，笑嘻嘻地説，也給我們吃幾顆啊！在電話中，我分享了他如願以償的喜悦。

　　博士後真是非常好的一種工作，如果能一輩子在流動站工作，其實挺愜意的。心無旁騖，有工資可拿，有租金便宜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大房子住，一門心思做項目即可。多好！當然，這只是從工作角度而言。

　　課題順利進行並結項，中華書局書面邀約，在“中華新聞傳播學文庫”中出版了這個成果，在站期間的科研任務也就順理成章地完成。

　　這是一個立足於新聞傳播學的角度研究的與農村相關的課題，書名《大衆傳媒與農村》。成果的主體是一個通過大型調研完成的調研分析報告，它通過許多人——我的同事和學生——的共同努力得以完成。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指導教師李良榮教授在《大衆傳媒與農村》序言中説，方曉紅教授以扎實的理論功底對數據進行梳理、詮解，有許多精到的真知灼見。本書，不但是從事農村新聞宣傳人員案頭的必讀書，也是傳播學研究的典範之作。

　　四、行千裏，始於武大

　　伴隨着理想、伴隨着奮鬥、伴隨着收穫，青春褪色，歲月逝去。

　　人的一生，在向着未知走去的時候，會經歷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會面臨許許多多艱難的抉擇，有些，事過境遷，便如過眼雲烟。而有些，會成爲你人生中的“坎”，你傾其一生，才能或未必能將溝壑抹平，也有些，會成爲你撬動某領域的一個支點，洞開你人生的多面，還有些，則成爲你人生中的一階“浮屠”，引領你更上層樓，窮千裏目。我願意將這些經歷稱爲人生“節點”。節點，不會被遺忘。有些節點，在經過它時，已經被鎸刻在你的靈魂中。

　　於我，武漢大學正是。

　　大學四年，改變了我的人生。

　　如果没有那一年的政策，如果没有那一年父母家人的一再鼓勵，如果没有那一年，心存自卑却又要强地執着攀緣， 我只能是一個在武漢大學門外、没什麽知識的“知識青年”。

　　武漢大學的四年，讓我對“大學”有了認知，那樣的建築，那樣的藏書，那樣的老師，那樣的坡地綿延，那樣的山高木低，那樣的緑蔭草香，那樣的柳暗花明，那樣的林林總總。它引發了我對學術的初戀，孕育了我對安身於這樣一個環境一個狀態的期待。

　　盡管後來離開了武漢大學，又經歷了三所大學的熏染，其中有兩所與武漢大學一樣成爲了我的母校。在年齡增長的同時，也經歷學歷的提昇，經歷了講師、副教授、教授，經歷了係主任、副院長、院長一個個階段的變動。我心存一份感激，感激賦予我這些經歷的所在。但，回憶過往，武漢大學始終位列第一，它是我主動選擇自己未來的開始，是我心中一份執着的依附。

　　在武漢大學網站的博士生導師名録中，我的名字仍然掛在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榜下，我願意我的名字保留在其中，盡管我從2009年始已不在武漢大學帶博士生。 想來潜意識中是我不願割舍與武漢大學的那份聯繫。

　　今天武漢大學裏，還有我許多同學，許多當年的同事，每回武大，看到他們，時光似乎會倒流，過去的種種，咀嚼多遍，仍有餘韵。

　　每每回首，我總能看到武漢大學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那琉璃的明麗，那是我心中永久的一抹緑。

　　行千裏，始於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