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仲秋，我出生於湖北長江邊上的一個小村，成長在貧寒與艱辛的環境。自幼打草拾柴，上學唸書，還患上“文學病”（巴金語）。酷愛唐詩宋詞，喜讀“三言二拍”，最敬佩魯迅先生。勞作之餘，常爲賦詩强説愁，望斷天涯路。

　　文革期間,《長江文藝》（文革後期復刊時改名《湖北文藝》）在梁子湖舉辦寫作班,開闢“廣闊天地出詩篇”專欄。作爲回鄉知青，我有幸接到通知，背上行李上路，跋山涉水赴會，拜師學藝，以文交友。1976年7月，在《長江文藝》發表詩歌處女作的時候,我記住了貝多芬的語録：人啊人，你當自助！

　　應該説，這首抒情詩的刊登，初步改變我的命運。1977年早春，頂着料峭寒風，我從鄉下走向縣城，朝氣蓬勃，滿懷憧憬。住在四面透風吱嘎作響的破廟閣樓，却是文化館最年輕的文人。大約在冬季，迎來文革後的首次高考，遂成爲武漢大學中文系的新生。正可謂：“到得前頭山脚盡，堂堂溪水出前村”（楊萬裏詩）。

　　在校四年，珍惜光陰，雖未刺股懸樑，却是三郎拼命。發奮唸書，先期惡補英語，刻苦鑽研，後迷西哲文論。籃球場上，偶爾勾手投中，作文比賽，也曾僥幸摘銀。七七詩社賦詩，櫻花筆會賞花，投稿《珞珈山》，叫賣《這一代》，凡事熱情參與，無不勉力而行。1982年元月畢業，分配到公安部，置身首都，却無暇學孟郊，一日看盡長安花；閑時只愛散步天安門前，久久眺望北京那蔚藍而凛冽、却异常遼闊的天空，仿佛融入某種沉静幽遠又意味深長的詩境。

　　1984年，組詩《希望的田野》在《北京文學》刊登，並成爲該年度優秀作品得奬人。獲奬感言偷柳永，其實效仿王國維：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1986年春，參加詩刊社第六期“青春詩會”，發表組詩《父老鄉親》。仲秋，調入作家出版社。面對人才濟濟，頗多壓力，眼看青春流逝，不再仿徨。讀書如饑似渴，寫作近似瘋狂，爲了童年文學夢想，忍把浮名，去换取淺斟低唱？

　　1989年夏日，詩人夢碎。苦悶失語之後，遂試小説。1990年，魔幻現實主義長篇小説《鬼窟》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1991年4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5月，出席全國青年作家代表會議；6月，始任編輯部副主任。1992年以後，陸續出版長篇小説《凶年》、《瘋狂過後》，中短篇小説集《祝你好運》、《漂流》、《半島小説》；散文隨筆集《向墻而立》等書。短篇小説《塵緣清淺》再獲《北京文學》優秀作品奬。

　　2000年，作爲中國作家代表團一員，訪問美國。遥對自由女神，可望而不可及。幸會李陀冰凌，頓生隔代之感。 2004年7月，中國作協面向全國公開招聘局級幹部（迄今唯一之舉）。在朋友們的鼓勵下，報名競選。一番長篇演講，語驚四座，再三投票考評，高分當選。結果以民主人士身份，擔任作家出版社副總編。

　　前年秋天，應黄運全邀請，到鄂西北采風。站在武當山上極目遠眺，感覺人生之路就像那條蜿蜒曲折的古老神道，若想登上風光無限的巔峰，等着你的是360級雲梯和三座無比陡峭的天門。唐代杜甫寫得好：會當凌絶頂，一覽衆山小。

　　2011年10月1日

　　附：我的小説觀

　　客：聽説你是從農村考出來的，請談談你的童年和少年，它對你的寫作是否有着某種深刻的影響？

　　張：多年前，看了路遥的《人生》，有些遺憾，不是説路遥没寫好，我的意思是指那個東西，如果由我來寫該多好。因爲，我的經歷跟這部作品的主人公高加林太像啦，某個意義上，我就是高加林，所不同的是我考進了大學。

　　客：高加林落榜了。

　　張：我的童年是在貧困中度過的。現在回想起來，貧困也好，艱辛也罷，倒算不得什麽，最深刻的感受是，在湖北家鄉，我是個多餘人、局外人，從小被歧視、被遺棄，總不在别人的視野裏。由於父親在武漢工作，母親出身大地主，在以階級鬥争爲綱的年頭裏，我的處境你可想而知。

　　客：我能够想象。

　　張：我讀書成績很好，但入少先隊特晚，一直入不了共青團（到大學才解决），參軍無望，當工人更是甭想，連做個代課老師都遭到反對，半途而廢，這一點和高加林一模一樣。

　　客：不容易。

　　張：是的。我從小愛讀唐詩宋詞，做過一件自得又笨的事兒：每晚在煤油燈下抄借來的《唐詩三百首》，用了幾個月，全鈔寫下來啦。然後開始學寫格律詩，在同學圈裏流傳。這樣，遠近有些小名氣。有一年，《長江文藝》社來我縣辦寫詩班，就是現在的詩會，叫我參加。哪曉得大隊部扣壓通知不發下來，快散會了我才偶然聽説，立馬連夜趕去。因爲没住過賓館，還鬧了個笑話：我居然背着被褥去了，引得老師們哈哈大笑。

　　扯遠了，話説回來，就是在這次筆會上，我寫出了政治抒情詩《航船高歌向未來》，不久發表了。文化館的老師覺得我二十郎當歲，有培養前途，就把我調進了文化館。那時，我是文化館最年輕的創作員，編些歌舞戲曲之類。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上武大。

　　客：我的印象，你參加過《詩刊》青春詩會。那你第一篇小説發表在什麽時候？

　　張：你到過武大嗎？武大校園特漂亮，圖書館最美。那絢麗迷人的琉璃瓦拱頂，我一望見它就想寫詩。可是，你知道的，我的詩人夢，到80年代末徹底破碎了，在漫長的苦悶和失語之後，我放棄詩歌而轉向小説。第一篇短篇小説發在《青年文學》，1990年。

　　客：你説過，《瘋狂過後》是迄今爲止你最滿意的作品，那麽，你爲什麽要寫這樣一部晦澀難懂的小説？

　　張：一年前，李敬澤在一篇評論中，也問了與你近似的問題。大意是，那種夢囈的低語，過耳驚心，什麽力量狂野地衝擊半島（我的筆名），讓他接近失語，而又不得不説？事實上，這是個不可問的問題，不能説的言説。

　　客：你寫它，是因爲有真實的經歷嗎？

　　張：當然。但，有時候，你知道，我們很難真正面對事情本身。我們常常朦朧地記起一件事兒，可就是叙述不出來，一旦講出便全然走樣。也許，小説能够幫助我們。米蘭·昆德拉説，小説的靈魂，它存在的理由，就在於説出小説才能説的東西。的確如此，唯有小説能够説出我要表達的東西。於是，在某個瘋狂夏夜過去很久以後，我的“聯想486”才開始艱難而遲鈍地叙述着。如你所見，它不説發生過的事情，不説可復述的故事，也不刻畫個性人物，而只是説着，持續地零碎地説着，説着每天都是今天，説着我是我也是你同時還是他。

　　客：那麽，我想問，你這部貼上“解構主義”標籤的小説，是一種什麽樣的解構主義？就我所知，解構主義最初在德裏達那裏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東西，我却從未聽説它是一種小説寫作上的方法。

　　張：起先，也是别人送給我這頂“帽子”。1995年，在“半島作品座談會”上，武漢大學中文系幾位教授、博士，和《芳草》的陳應鬆討論我的兩個東西。一個中篇，一個短篇，恰好，它們都是從這部長篇中抽出來單獨發表的章節。他們認爲，我的作品采用了自我顛覆或自我消解的叙事方式，因而將我的小説稱呼爲“解構主義小説”。

　　對於這種命名，我當然欣然認可。你知道，解構主義理論家羅蘭巴特説過，閲讀的過程就是竭力命名的過程。德裏達也説過，解構不是一種批評，解構也是寫作和提出文本的一種方式。如你所知，最初，存在主義也是一種哲學思潮，後來，就出現了存在主義小説，比如薩特的《墻》、加繆的《局外人》。精神分析，原來是醫學臨床意義上的東西，後來滲透所有人文學科，也出現了精神分析小説和電影。説到解構主義，美國作家巴塞爾姆的中篇《白雪公主》，被西方批評家公認爲是解構主義小説。羅蘭巴特本人就有一本《一個解構主義的文本》，它不是小説，但也絶不是理論，而是一種新的文體，完全是虚構的文字。他將自己的情感軌迹和心靈歷程傾注到書中的情境，形成一個莊生夢蝶的格局，所以這部作品成了暢銷書，還搬上了舞台。

　　客：我看出，《瘋狂過後》的文本叙述，是一種自殺性的叙述。在這裏，叙述的不確定性，造成了讀者的自我和判斷力的喪失，同時也使意義在不斷的增值過程中不斷地消亡。

　　張：你所稱謂的“自殺性”，换一個説法，也就是解構性和顛覆性吧。我這個東西，的確不指望搆築什麽，而旨在不斷地拆卸，不停地消解，既拆卸文本應該有的涵義，又消解讀者對情節發展所抱有的傳統的、甚至是下意識的閲讀期待。

　　客：我讀出心靈的漂流是你這部書的一個主題。小説中的每個人似乎都處於流浪狀態。這是爲什麽？漂流是否是我們知識分子唯一可以選擇的心靈方式？

　　張：漂流，如果不是唯一可選擇的心靈方式，至少是基本的心靈方式，甚至，基本的存在方式。漂流是任意的、被動的、無目的地的。這個文學母題，在西方現代派後現代派文本中極爲常見。最驚世駭俗的是約翰·巴思的《夜海之旅》：夜海是哪兒？陰道。那個夜海旅行者是誰？一枚精子！

　　客：我也讀過巴思，够刺激的。我覺得，《瘋狂過後》還有一種深刻的逃亡情結。

　　張：没錯。假如説漂流完全是被動的，那麽，逃亡多少帶點主動性。這種逃亡情結是深度的，本身固執的，難以徹底解開的。

　　客：我感到你受了許多外國作家的影響，你喜歡哪些作家？

　　張：正像羅蘭巴特所説，文本是各種引证組成的編織物，它們來自文化的成千上萬個源點。所以，我有時利用大師們提供的現成語境，如果讀者熟悉它，便會加深對我的文本的讀解。我認爲對我的寫作發生影響的是這些人：薩特、加繆、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馬爾克斯……

　　客：你對自己的寫作是否有過絶望的時候？

　　張：經常絶望。

　　張水舟自述：

　　張水舟，筆名半島。湖北鄂州人。民盟成員。198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歷任鄂州市中學教員、市文化館創作員，群衆出版社編輯，作家出版社一編室編輯、副主任及二編室主任，現任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終審小組成員。

　　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丁香花説》，長篇小説《鬼窟》、《凶年》、《瘋狂過後》、《奇才劉伯温》，中短篇小説集《漂流》、《祝你好運》、《半島小説》，以及長篇紀實文學《血祭盧溝橋》，隨筆集《向墻而立》等。曾組織、策劃和編輯出版梭羅《湖濱散記》、《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美文精選》（二卷）、《瑪格麗特·杜拉斯文集》（三卷）、《格特魯德·斯泰因文集》（四卷）、《布爾加科夫文集》（五卷）等。詩歌、小説曾兩次獲《北京文學》優秀作品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