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光陰似箭，我們離開母校30年了。畢業後各自東西，同學們各有成就，或入仕途，或入商海，或遠走高飛异域他國，也各有種種人生故事。我則始終未離學業。雖然教授早當了，博士生導師也做了，但自己人生總的來説波瀾不驚平平淡淡；雖案牘勞形，但也就是發了些文章出了幾本書；教了幾十年書，雖不敢説桃李滿天下，但自問倒是不敢誤人子弟。回想我們這一代人，在母校求學時正是國家思想解放之時代，實爲幸運；下面報告我近年一本書的出版經過，也讓大家體會一下做學問有樂也有苦。姑且作爲我們這一代的一種思考吧。

　　真有“敏感問題”？

　　拙著《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六十年》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當時也是作爲該社年度重點書目出版的。面世以來，看過本書的朋友和同學的反映還好，北京的《文藝報》和湖南的《理論與創作》也發過關於拙著的書評。然而這本波瀾不驚的學術著作，出版却頗費轉折。

　　記得當時拿到自己這本裝幀平素的著作，有些慶幸，有些遺憾，但更多是感慨。

　　慶幸，不僅僅是出了本書——這是我第六本書，出了固然高興，但初次出書的那種近乎狂熱的快樂早已不再——還因爲它的難産終於結束。在近三年的等待中，那種焦慮、迷惑和沮喪都已結束。項目結題的幾番催促和一再拖延的尷尬也宣告結束。

　　遺憾，是因爲兩家出版社都要求删改“敏感問題”。删改不僅破壞了前面幾章結構，内容進展顯出了跳躍和突兀，還由於那些“敏感”恰恰爲我看重，也是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發展的重要歷史教訓。如我做了仔細分析的王實味《野百合花》問題就完全空缺。雖然這樁歷史公案早告白天下，但放在文學史框架中作重要問題討論還是惹人注目。再如某些對現實主義文學影響甚大的特殊思想事件以及某些特别個案，也只能有所避諱。如此等等。

　　書出了，我當然感謝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對第一家出版社的謹慎，似乎也難責怪。兩家出版社的責編都很年輕，思想活躍，但没終審權。該責怪二審三審的主管編輯們過於謹慎？想想也不能。我們這些書齋中人對圖書出版規範不甚瞭解，總覺出版社謹小慎微。但换位思考，我們若是負責二審三審，又會如何？若招來麻煩，言者無罪，作者不會有什麽，但出版社就很難輕鬆。今天來説這件舊事，是我覺得這類情况恐怕並非鮮見。從拙著出版過程及結果看，又確實覺得如今這個時代，對於學術的自由和探索，還真没必要弄得草木皆兵。

　　因此將拙著出版曲折的原因講出來，應該説還是有些啓示作用。

　　意想不到的曲折

　　這本拙著最初是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而計劃，課題名爲“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多元搆成的整體研究”。項目過了通訊評審，終評落馬，後轉爲省社科基金項目，拿了個自籌經費項目。翻檢資料和思考過程中，感到要説明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發展特徵，必須回溯歷史，進行比較。因此最初搆思被打破，思路亦不斷擴展，最終就寫成了一本系統研究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史的專著，並最終定名爲《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六十年》。

　　當時所在單位出於學科建設需要，計劃拿學科經費出套學術叢書，和某家出版社談好，拙著也納入了計劃。我交稿很早，單本合同也簽定，責編送審也早。但奇怪的是：比我晚交的其他書稿都風平浪静陸續出版，唯獨我這本書老拖延。我向責編催過多次，每次回答都是還在審，而語氣中似有難言之隱。拖延當然有原因，我也猜到幾分。果不其然，最後那位年輕的責編告訴我：二審、三審其實都早已完畢，對於拙著學術水平没有任何疑問，但拙著涉及到一些“敏感問題”，都有些把握不定，領導有顧忌。這一猶豫就是好長時間。

　　當時只想快點出書，我於是向責編提議：凡你們認爲“敏感”的，我就删改。年輕責編也想早點完成此事，便向出版社領導報告了我的想法，領導也就同意改改再看。拿回到處圈劃了的書稿，我立刻動手進行删改。去掉那些“敏感”，有些地方則做些説法含蓄的修改。完後立刻交稿，以爲這次可以順利通過。因爲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麽“越軌”處。

　　却不料還是拖延。再催促責編，回答還在審。這一審又是幾個月，早已拖過合同時間。最後責編告訴我：出版社某副主編認爲，拙著問題不是删改所能解决，整個話語體系有問題。聞言真是驚訝。盡管進行了不情願的删改，又拖延好長時間，到頭來却是如此結論。

　　這就還得説件事。由於我怕學科經費有限，初稿完成後，還參加了一次學校出版基金的申請。也就需要匿名送兩個校外專家評審。後來我看到了校外評審專家的評審意見（專家評審意見表也是匿名），兩位校外專家都指出了不足，如有些内容安排不當，有些論述過於瑣碎，但對拙著研究水平則一致肯定，評價可以説還頗高，如認爲拙著對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史的研究是全面、系統和深入的，理論厚實，時有新見，資料豐富等。後來出版社擔心的“敏感”或話語體系問題，其實恰恰是專家們欣賞的地方，也是我覺得較有意義的所在。我的不少觀點其實都是共識，但集中起來就特别醒目。這大約就是“話語體系”問題了。“敏感”是可以删改和消滅的，話語體系則不是删改所能解决，簡言之就是要推倒重來。

　　既然某副主編有這樣的否定性看法，出版社當然不敢冒風險。也不知出版社哪位同志提議，最後决定送給省圖書評審小組裁决（我以前還不知有這麽個組織。不過還是感謝這種提議，畢竟體現了一種負責態度，不是乾脆退回書稿了事）。不過皮球踢過去，身負重任的圖書評審小組的評審員們當然更加謹慎，結果拙著被否定。於是合同作廢，一本不折不扣的學術著作的出版就有了這樣一次殀折。

　　一年多等待，却是這樣一個令人沮喪的結果。一再拖延，又導致項目結題的幾番催促，令人煩躁。好在那位年輕責編非常負責，説他有個朋友在另外一家出版社當編輯，不妨轉去一試。山窮水盡疑無路，當然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二話没説立刻同意。

　　於是書稿很快轉到第二家出版社，也就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這次接稿的責編依然年輕，思想依然解放，但送審後還是要求删改，删改後還是有些猶豫，還是想放一放，等個合適時機出版。同樣拖過了合同簽定時間。但整個情况好很多，不再涉及“話語體系”問題。

　　這期間還有個插曲：當時焦急等待中，我注意到十七大後廣東新聞媒體提倡進一步解放思想的令人鼓舞的情形。如請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登了專訪。我很興奮，專門打電話給責編，請他注意廣東新聞媒體的提倡思想解放，希望他將信息轉告領導。我還説現在無須擔心拙著這種學術研究會給出版社添麻煩。如今想來，仍覺有趣。

　　兩家出版社開始接受拙著這種選題時，無非以爲是學院派的一本梳理歷史資料性質的學術著作，不會存在什麽問題，即使存在“敏感問題”也可以修改。起初肯定都没有料到拙著會這麽讓他們頭疼。至於我自己，更是没有想到會如此麻煩。

　　而有人認爲拙著有“話語體系”問題，無非三個方面：一是認爲解放區現實主義文學基本是政治功利化；二是對建國後推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整體評價不高；三是對恩格斯典型論的局限性提出了看法。其實學界對這些問題早有討論，有的看法還形成了共識。但在一本現實主義文學史論中集中談論，就難免有些醒目。但上述問題都涉及現實主義基本原則，因此拙著進行了較多探討。

　　如前所説，將拙著出版曲折的原因講述出來，希望對讀者（包括編輯們）有些啓示作用。也就是希望學術研究空間盡可能開闊。還是那句老話，應該百花齊放，百家争鳴。

　　李運摶自述：

　　由於埋頭書齋，多年來和同學聯繫甚少，所以想給學友們簡要匯報自己情况。2018年3月2日是我66歲生日，雖要工作到明年6月，但這天辦了退休。單位給我計算的工作年限是49年3個月，包括3年知青、6年工人、大學帶薪讀書4年和36年教齡。開列工作經歷清單，是除少年歲月，它包含我至今全部人生經歷。大學畢業後一直在教學一綫，也有些學術成果。獨自完成著作5本：《中國當代小説五十年》、《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化旅程》、《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六十年》、《裂變中的守成與奔突》、《現代中國文學思潮新論》；主編教材2本：《中國語文》、《中國當代文學史》（與人共同主編）、在《文學評論》、《江漢論壇》、《學習與探索》等人文核心刊物發表論文100餘篇，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理論版發表評論10餘篇；人大報刊複印資料全文轉載40餘篇。

　　我工作經歷中，還有一事即我的調動情况，需向同學們略作説明。大學教師在大學間流動本是尋常，但我的調動在國内同行還是引起議論。從武漢調廣州倒没事（原因也簡單，我兩歲起生活在武漢，只是想换個城市）；但從廣州調長沙，特别是又從長沙調南寧，議論就多了。從地區經濟和教育情况看，多少違反了“人往高處走”常理。瞭解情况的朋友能理解，交往不多的同行難免奇怪，也有好事者譏諷“李運摶越調越差”。我曾寫過一篇議論文《學術腐敗三種類型》（2001年第9期《文學自由談》），批評瞭高校存在的以權謀學、權力侵蝕學術規則、學霸佔山爲王的不良現象。該文被人大報刊複印資料全文轉載，可見所言並非少見。其實我是有感而發。我對先後執教過的大學本身並無意見，説來都是重點院校，和普通教師也相處不錯，尊重和愛護學生更是我執教原則，看不慣的只是個别以權弄學的占山爲王者，更不願意陷於相關的人事糾纏。我當然可以呆着不動，不過理想主義導致我還是一走了之。由此，我還要特别感謝兩位同學：一是王慶存學兄在我調動中曾予以仁義之助，二是張天明學弟在長沙對我多次關照。如今退休之人回首大學讀書期間往事，真是感慨萬千，尤其對有位女同學的善良純真懷有刻骨銘心的感激。我2008年才用手機，至今還未用微信，待我明年6月告老還鄉，我一定用微信，和同學們多多叙舊話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