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82年剛剛畢業，同學們幾乎全都離校而去的一天，王家新和沈瑞花（沈睿）來到我的家，並非是爲了告别，而是當時身受處分的家新不得不和我這個在他今後一年裏直接負責觀察他所謂“表現”的人做一點表白。當時天很冷，坐在没有暖氣的屋子裏，每個人的姿態和表情都顯得僵硬。家新是一個不會説套話的人，却不得不講了些當時政治語言的之乎者也，我想當時我也必定之乎者也得可以，只是不太記得我們到底説了些什麽。沈瑞花幾乎是一言未發，一副小姑娘稚氣未脱的矜持。20多年後我向她提到我們畢業時的最後一見，她居然已是完全忘却了，或者是故意的忘却，雖然她依然還是當年稚氣未脱的模樣。

　　可我真的無法忘記。我們在寒冷的空氣中口吐着霧氣，審慎地選擇着字眼和表達的方式，完全扭曲了我們之間天經地義的極其珍貴的同窗關係，更不要説那種純真的同學情誼。其實家新當時即使小有越矩，也不過是一位詩壇新星受人追捧故事中的細枝末節，並無驚奇拍案的動能，但在當時却讓他蒙受處分，無法和同學們一起正常畢業。而我雖然是當時79級的政治輔導員，可畢竟還是家新的同學，被賦予了觀察其表現，向領導提供後續處理意見的任務，不免有些尷尬。

　　當年的春末夏初，我奉命出差到襄陽，就是爲了瞭解王家新在觀察期間的所謂政治表現。我没有見到他，計劃裏也只是從領導機構那裏詢問情况，但我却在十堰見到了同學杜華。記憶裏，杜華的宿舍和老八舍的房間相比，白晃晃空盪蕩的，巨大得令人垂涎。夕陽中我們一起爬山，眺望霧氣茫茫的山谷，却没敢有絲毫去看望家新的念頭，因爲畢竟有明確的政治界限，我不應該有任何外調任務之外的動作。離别時分，好像忍了很久，杜華問我：“怎麽是你來調查王家新？”

　　時間過去得太久了，我已記不得我是怎麽回答他的。但直到現在歷歷在目不能忘記的，是那時圍遶着我生活中的怪誕：丢掉自己想要的，做着自己不願意不喜歡的事情，大聲地説着别的什麽人的話語，自己想説的却爛在喉嚨管裏。感謝杜華，他的疑問在我的腦子裏縈繞了好些年，讓我對自己的質疑從他的問話裏蔓延開去……

　　恢復高考的那年，放棄了藝術學院自己一心向往的音樂專業，竭力鑽進武大中文系，完全是出於俗氣的光環考量：一流的綜合大學，一流的院係豈是三流的藝術院校可比？可我並不喜愛中國文學。信不信由你，直到今天我都從未讀完過中文的《紅樓夢》，更没有在《詩經》的意境裏沉醉過片刻。1981年暑假期間，離畢業的時間還遠，係裏通知我準備留校任教於外國文學教研室並立刻就任79級的政治輔導員，我幾乎是求饒般地拒絶了。早在文革之初的少年時代我就發誓此生絶不任教職，是因爲眼見父母身爲教師，在連綿不斷的打壓批判聲中唯唯諾諾的可憐人生處境。但是，當係裏立刻派老師到我在漢口的父母家中做工作之後，我屈從了，害怕即使不留校也不會再有一個理想的去處。畢竟不服從分配是一個不輕的罪名。

　　於是就有了和王家新雖然同窗四年，却在那個冬天裏的如同陌生人的邂逅。

　　和王家新同時受處分還有王東昇。在四年的同學時間裏，東昇給人的印象是開朗、幽默。你常常可以聽到他在走廊裏的大嗓門，濃重的湖北腔，充滿了激情。他和家新是類似的處分原因，但對他批評的用語更爲嚴厲苛切。當我被領導叫去，吩咐我負責王東昇的考察工作時，我才在久久的傳聞之後，第一次瞭解到東昇受到處分的原因和細節。可即使在當時，我也没法覺得他的所謂錯誤事實有多麽的嚴重，充其量不過是我們通常諱言的男女情愛細節被人敵意地公開描述而已。

　　1982年開春的那個學期伊始，王東昇來到我們77級剛剛離開的老八舍，在二樓我作爲79級輔導員而居住工作的房間裏找到了我。我們坐下來，屋子裏光綫很暗，還有一種初春裏舊房子霉霉的味道。他説：“劉老師，我向你報到來了。”東昇的態度謙卑得可以，謙卑得讓人心痛。我趕緊説：“王東昇，不要不要，千萬不要叫我老師，我們過去是同學，現在還是同學，千萬不要這麽稱呼我，千萬千萬。”隨後他對我説的我對他説的兩個人一起説的一點都記不起來了，無非是認識認識再認識，改造改造再改造之類我們那時賴以生存交流的標準語言。但我清楚地記得當時聽他講話的感覺，就好像是一塊破碎的玻璃在玻璃黑板上哧喇哧喇的滑行，抓住碎玻璃的手還流着鮮血。

　　記不起爲什麽到東昇勞動的單位去要跨過並列着的十多道鐵軌，地面很黑很臟，還很擔心不小心踢到鐵軌，弄壞了新買的皮鞋。我去那裏是爲了瞭解王東昇的情况並向領導們匯報。我見到的每一個人都幾近夸張地叙述王東昇如何如何的好，辛勤地勞動，認真地學習，真誠地待人，等等等等。好像是要對付我這個不懷好意的獄吏。我特意小心地没讓他們知道我還是王東昇的同學，免得他們會用更爲狐疑的目光打量我。

　　最後一次與王東昇有關的記憶是第二次去他的單位，天下着小雨，火車頭的汽笛聲如同嘶吼。依舊是黑漆漆的鐵軌黑漆漆的路，依舊是逃跑似地離開。此後，直到入學30週年的同學聚會才再次見到他。當我們四目相對，看到東昇的眼神，我知道我們依然陌生。可是短短的幾天裏我没能找到機會單獨地和他聊聊。當然，我還會再有機會見到東昇，我已經準備過多少次了，我會對他説：東昇，你要知道，不太會有人像我這樣不僅理解你深深的屈辱，也真正地理解你在平凡直板的外表之下，有一個狂野不羈的男人的内在，這種内在多年以前就感動着我，直到現在。

　　和這些記憶在時間上完全同步的，當然是和我若即若離的79級。作爲同學我們相處了兩年半，而作爲他們的政治輔導員也有兩年的時間，其中有半年是二者重叠的。我幾十年生活裏有爲數不多的不斷重復的夢境，其中之一就是作爲輔導員的存在和失職。入夜的夢裏，該召集會議的時候自己却不見了，每周一次的政治學習又無故缺席了，居然還有數月的時間完全不記得自己作爲輔導員的身份，不理會自己的工作，隨後是領導恐怖的眼光和失業的宣判，然後一身冷汗地醒來。這種夢改變着細節，不時地重現。用不着相面解夢的高手，你就會知道我内心深處對那個職務的無奈，有時幾近恐懼。

　　作爲中文系的體育委員，我和79級的不少同學早有來往，而作爲他們的政治輔導員，當然對他們有着更深的瞭解。整體上説，79級更單純，性格的綫條更清晰明瞭，在孩童般的笑臉後面悄悄地隱藏着涌動的活力。他們生性善良，不生是非，極好相處。不像77級那樣張揚狂放，把厚厚一捧生活的塵埃抹在額頭上，在櫻花叢中的小角落裏睁大眼睛，夢想着吸納全世界的空氣。也比78級更加温和含蓄，鋒芒不露。如果可以，我會抹掉政治輔導員的經歷，只是他們永遠的同學和朋友，和他們一起永遠動情於《友誼地久天長》，那首1983年我們在學校操場上噙着泪水齊唱的最後一首歌。2006年在北京，久别20多年後，77級的幾位摯友和我一起與79級的幾位同學聚餐，剛剛見面，還没來得及闊别後的寒暄，郭君正便説：“我們就不要再稱呼你劉老師了吧，還是直呼其名，叫你晨鋒的好。”那時，我的心裏有一種説不出的感動，如同酒後一般温暖而沉醉。也立刻使我回憶起1982年底的某一天，79級的幾位同學在我家陰闇破舊的屋子裏毫不拘束，自己動手炒菜做飯的温馨情景。那時有李而亮在。有李而亮在的地方，總會有格外的歡聲笑語。還記得他們對清炒的洪山菜薹贊不絶口，使我從此信服了那種武漢名菜的魅力。

　　1983年的春季，對我，也對不少79級的同學來説，却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日子。臨近畢業，夜色中的珞珈山都顯得格外幽闇，心事重重。依不成文的慣例，每個年級在畢業之前都會加快發展一批黨員，也許是希望讓更多的武大學生能够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佔領一片高地吧。記得在79級畢業前最後一次發展黨員的支部會上，讓人詫异的是發展對象之一的唐軍居然没有出現。散會後的傍晚，在老八舍前的籃球場邊，匆匆從漢口趕回學校的唐軍找到了我，滿頭大汗地解釋他爲什麽没能參加支部會的原因，並希望能够爲他再召開一次會議來完成入黨程序。我本可以設法網開一面，但我拒絶了。一是因爲剛剛和林豪生老師交换過意見，我們都認爲唐軍的缺席是對自己極不負責的行爲；二是因爲誠實的唐軍並没有爲自己編造出一個讓人同情的理由。記憶裏的他雖然很失望，但好像並未爲因此事而顯得沮喪，我也再没有想過那次意外的事情可能對他的影響，直到最近我開始關注那艘在大連港受到無數人偷窺的“瓦良格號”的時候，才在網絡上得知唐軍直到1986年才入黨，那幾乎是畢業三年後的事了。不過行文的此刻他已是權傾一方，總算能讓我减輕不少心頭的罪惡感。我這樣安慰自己：也許，我更寬容，而他却會與生活的真實相反而流於平庸。

　　在79級畢業前的那段記憶裏，最讓我耿耿於懷的還是李而亮和吴錦燕。他們的熱戀也是當時中文系的一大新聞，轟動效應不亞於葉鵬和謝湘的故事。即將畢業之際，當何去何從的問題降臨時，不難想像他們心中的强烈渴求和忐忑不安。意識到現實的嚴酷，李而亮多次找我談話，目地就是要在他非常可能分配去北京的情况下，能讓吴錦燕也被確定分配到北京。當時的李而亮和我都差不多是哥們兒了，我們的交流完全没有隔閡。而吴錦燕是和孫麗娜一樣的那種不太搭理人的漂亮女孩，她從没有對我開口談到過自己的願望。大概是想做最後的努力吧，一天，他們兩人第一次一起來到我的房間。吴錦燕就站在掩着的門邊，静静地，没有開口講一句話。而我和李而亮談到的還是那種沉重，那種不可能的絶望。李而亮去北京，吴錦燕則必須回河南。我所能執行的是我當時認爲的最好的選擇，至少避免了兩人各回原籍的結果，而那曾經是領導們的熱議之一。

　　當年一心想留在原籍却被分配去北京的胡孝漢後來對我提到過他在分配時候的心情。他的話語讓我覺得欣慰。那個時刻意外點燃的一星飄忽不定的火花，在他此後的生命中逐漸燃起一團温暖明亮的的火焰。對於我這個輔導員來説，何不希望在每個79級同學的回憶裏，1983年的那個時刻都只是快樂！但李而亮却不能如此。同樣是赴京去令人羡慕的崗位就任，他的内心一定是冰冷冰冷的。後來聽説他不得不展開了長達許多年的“愛情保衛戰”，爲此甚至遠赴西藏，在高山峻嶺的稀薄空氣裏獻出了自己青春歲月中最珍貴的時光。除了嘆息，我還能説什麽呢？

　　分配工作開始的時候，我曾請教過鄭傳寅老師。他對我説：“分配工作復雜，你要千萬小心！”我很小心。對分配的每一個細節都仔細斟酌。整個過程如履薄冰。但我寧可從來没有做過那樣的工作。

　　送别了79級之後，是我漫長的逃避之路。静下心來，站在珞珈山麓向着校園眺望，仿佛空氣中只有一條筆直的路，我臂彎裏夾着教本，沿着這條路飄去，盡頭便是我的墳墓，没有任何叉道和拐彎。那種感覺讓人不寒而慄。從此我喜歡出外開會，坐船去南京乘車去四川雲南；沉湎於上海外語學院長達一年的進修學習。後來又去北大三年，在那裏雖然還是少不了當老師教西方文學，逃不掉兼任管理學生的政治角色，但那已是我逃避爲人師長的最後驛站。此後負笈去國，又在名利場裏摸爬滚打，衍生了曲折人生中另外的故事。姑且不論成敗，而我終於是自由的了。

　　2011年8月12日

　　劉晨鋒自述：

　　湖北武漢人，高大魁梧，南人北相，剛毅中不乏柔情，鐵板銅琶，唱大江東去可喻之也。校學生會體育部長，凡體育之事非他莫屬，曾組織全校象棋高手與世界冠軍柳大華對弈，柳着盲棋以一對十均勝，衆生爲之動容。又組織全校各類球賽，其爲主將焉。體事之餘習外語不輟。留校任教，授外國文學，不久到滬、京深造，後又赴美求學，終留美棄教事它業。輾轉多地，昇降沉浮，輝煌蹭蹬，人間冷暖，如魚飲水也。

　　注：蒙校友劉海清賜言，甚爲珍惜，故抄之以代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