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初，神州大地還是滴水成冰的季節。剛剛從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我，穿着母親特意爲我準備的厚棉褲、皮大衣，以自我牢牢捆綁的方式從武漢乘火車來北京報到。

　　本來，我拿到的派遣证是團中央政策研究室。然而就在啓程的前一天，意外接到歷史係劉嘯同學的來信。信中説：你就直接來中國青年報社報到吧，我已在報社人事處新分來的大學生名單上看到了你的名字。

　　這一消息讓我喜出望外。畢業前夕在填寫個人工作志願表時，我曾在備註欄裏揮筆寫下過一行字：我希望到《中國青年報》工作！

　　心願因何而來？我從小所住的長江日報宿舍，左鄰右舍兩位《中國青年報》的女記者，一位是以人物報導見長、首届範長江新聞奬獲得者郭梅尼阿姨、一位是中央團校畢業、和著名記者劉賓雁同一辦公室的徐秀阿姨。上大學期間，不僅每間學生宿舍都訂有《中國青年報》，我媽媽還在家裏給我們自費訂閲了一份，許多思想解放的好文章都讓我受益匪淺。

　　不僅如此，當日本電影《望鄉》在國内放映遭到某些非議之時，CCTV文化欄目專訪了《中國青年報》文化記者狄莎，她那標準的普通話、娓娓而談的文雅氣質和深刻見解都讓我着迷。向往北京，向往《中國青年報》，便成了我深藏於心的青春夢想。

　　走進中國青年報社大門，聆聽了報社社長、總編輯佘世光給我們18名新大學生上的第一堂課：我們正在共同寫作一本大書——它的名字就叫《中國青年報》。

　　從1982年到2017年，三十五個春秋彈指一揮間。然而，這句激動人心的話一直激勵着我無怨無悔地將人生的足迹留在《中國青年報》這本大書上。

　　一

　　可能在冥冥之中有某種關聯，成長於長江之濱的我，新聞生涯的第一步是從抗洪開始的。

　　1983年7月中旬，按照報社的規定，我乘火車南下到江西記者站鍛煉。

　　出發前我手頭帶了一個綫索：江西省永修縣柘林鄉幾個青年來信，反映他們承包了數畝荒山進行緑化，投入了不少資金、勞力，眼見有效益了，結果地方不兑現合同。到達南昌的當天，我便轉乘南潯（南昌—九江）綫趕到柘林鄉進行調查。

　　没想到，考驗迅即而來。白天還是陽光普照，傍晚時突然雷電交加，暴雨滂沱。第二天一早，我推開窗子往外一看，天哪！四周汪洋一片，與縣城相通的那條公路也不見了踪影。

　　我被洪水困在了柘林。想做一個名優秀記者的我這時非但没有緊張，反倒有一種大戰之前的興奮之感。我主動跟着青年突擊隊上堤，在深夜中，在泥濘中，深一脚淺一脚地艱難跋涉，一個點一個點地進行采訪，然後臨時找地方將稿件趕寫出來。

　　當時的通訊條件很差，鄉郵電所用的電話交换機還是黑色帶摇把的。我所寫的稿件最後是通過縣郵電局的話務員一句一句轉述給北京編輯部的。

　　我採寫的來自抗洪一綫的消息第二天被醒目地掛在《中國青年報》的報眼上，值班總編輯還專門配了一篇手記。後來有文章評論説，“記者通過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開着拖拉機、四輪車從四面八方趕回家鄉參加抗洪的場面描寫，生動顯示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面貌的新變化”。因爲在抗洪鬥争中表現突出，這一年我被報社評爲“優秀工作者”，同時成爲新來大學生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被提爲部門副主任的人。

　　如果説，1983年我還只是新兵上陣，而到了1998年全國軍民共同抗擊那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時候，我已是率領幾十位記者把守長江一綫的前綫指揮員了。

　　那真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日子。《中國青年報》記者通過鐵道部調度室緊急調配車皮的一個信息，最先揭開了抗洪報導的序幕。緊接着，幾乎每天都有主動請戰的記者加入抗洪隊伍的行列；幾乎每天都有記者登上飛機分赴武漢、哈爾濱抗洪一綫。

　　我每天晚上7點準時趕到位於漢口濱江公園防汛紀念碑對面的武漢抗洪指揮部參加通氣會，然後向各處駐守記者通報信息，布置任務。在第六次洪峰到來之前，我便背起雙肩包，帶着錢和十多天的《中國青年報》前往長江沿綫的石首、洪湖、公安、監利等地看望記者。在决定荆江是否分洪的决戰之夜，我隨濟南軍區某坦克師的一輛“巡洋艦”在百裏分洪區巡邏，直到天明。

　　面對滔滔江水，我也留下了通訊《奮戰在長江大堤上的紅肩章》、《抗洪大堤團旗紅》、新聞分析《萬衆一心，巨龍低頭》、特寫《再訪桂丹》等20多篇軍民抗洪的作品。

　　在1998年的抗洪鬥争中，我同時獲得兩種榮譽：一是全國婦聯表彰的“抗洪救灾先進個人”；另一個是衆記者送給我的愛稱——“部媽”。比較而言，我更喜歡後一個，因爲這裏更具真情。

　　一位外國著名探險家曾這樣解釋自己的登山動機：因爲山在那裏。記者也是同樣，每當各種各樣的自然灾難、社會灾害發生，我們的第一選擇就是拼命向前，因爲新聞在那裏。

　　2003年4月，“非典”突然襲擊中國，整個北京城一時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已出現感染人群的北方交通大學和中央財經大學，相互傳染的恐慌情緒使得衆多學生乘着夜色四處逃離。隨後，北京的學校立即采取了封校停課的策略。

　　作爲中國青年報社新聞中心主任的我，在第一時間以網絡辦公的形式把全國各地的記者召集到一起，同時自己也像一名戰士一樣勇敢地走進北京的大學校園進行采訪。記得北京交通大學張書記見到我的最初一瞬間當場落泪，他望着我説：“在這場突如其來的灾難中，只有你是第一個走進大學校園進行實地采訪的記者！”

　　 很快，我的整版通訊《當非典襲擊大學校園的時候——來自中央財大、北方交大的報告》很快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上。國務委員陳至立看到後親筆做了批示：“文章體現出來的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抗擊“非典”的戰役結束後，我獲得中宣部、中國記協授予的“全國新聞界抗擊‘非典’新聞宣傳優秀記者”榮譽稱號。

　　二

　　我純屬那種“種了公家的地，荒了自家田”的主兒。盡管我的兒子——發現於雪域高原的“牦牛”是那樣的來之不易，我還是没有像其他母親一樣精心培育，因爲我始終認爲孩子是一個自由成長的過程。直到2000年兒子小昇初的時候，我才突然發現，現在的教育已經异化到難以想象的地步了——北京市公開實行的是“電腦派位”政策，而實際上，電腦派位還没開始，我兒子班上50來個同學，30多個已經落實到那些重點中學了，剩下的是那些既無權又無錢的孩子。

　　由此，我對新聞的關注逐漸轉到教育上來，尤爲關注教育公平。十年來，没有鴻篇巨製，但採寫的一批觀察性文章及千字評論，如《今年高考新名詞：裸考》、《該是奥賽和高考脱鈎的時候了》、《爲改革而生的理想主義者永遠不老》等等，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

　　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我所做出的最大努力是積極宣傳國家助學政策。促使我對這一問題的關心並對此逐漸産生感情的是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身材魁梧的他幾次當着我的面流泪的情景讓我一輩子刻骨銘心。

　　一次是在他面向中國農業大學學生宣講國家助學政策時，來自遼寧朝陽的一位女大學生在介紹自己的家庭狀况時説，因爲家庭貧困無錢上學，媽媽不得不賣掉了結婚時的戒指。爲了讓她吃上一口熱飯，爸爸每天給她送飯，可是爲了節省一元錢的路費，40多裏的路，爸爸每次是坐着公共汽車來，却一路小跑着回去。聽着聽着，大滴大滴的泪珠不由自主地從張部長眼睛裏奪眶而出。

　　另一次是在張部長辦公室裏。談起現在國家實力比過去强大多了，可是上不起學的學生却更多了，甚至還出現了家長因交不起孩子的學費而自殺的現象，張部長哽咽了。他踱步走到窗前，遥望遠方，自言自語地説，“這説明瞭什麽問題？！共産黨歸根結底是窮人的黨，政府不去幫助這些貧困學生，那還能指望誰呢？”

　　從此，我成了宣傳國家助學政策最忠實的志願者。我的長篇報導《帶着感情做好國家助學貸款——一個人和國家一項助學政策的推進》公開見報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强烈反響。以後我又連續多次對國家助學進行專題報導，爲推進國家助學工作盡了一份心、一份力。

　　除此之外，我還和教育部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旭明一道策劃組織了“助學政策，助我成才”大型徵文活動。以“感恩、自立、誠信”三項内容爲主題的徵文活動爲期三年，中途遭遇到人事變動以及種種困難，但終於還是堅持下來了。參加的單位由第一届的80多所學校增加到800多所學校，徵文數量也幾十倍的數量增加，成爲在全國高校有一定影響力的品牌活動。

　　這一活動讓我結識了很多很多優秀的人：固原二中現已退休的王世海老師，曾以百倍的努力四處籌集資金，資助上百位貧困學生圓了大學夢；第二届徵文特别奬第一名的作者——中國林業大學學生劉春華因癌症已去世，可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她留給我的印象始終都是堅强、樂觀；廣西湛江師範學院獨臂老師鄭光華退休後還一直在“關心下一代”協會工作，她的名言是：要加大人生的密度；“倒也要向前倒”的湖北省學生資助中心主任薑旭萍，在她的努力下，湖北獲得助學貸款總數全國排名第一、參加徵文人數全國排名第一……他們都成爲我人生路上的朋友和榜樣。

　　經團中央批準，2006年我被任命爲中國青年報社副社長并兼任教育科技中心主任。走馬上任之後，我全力以赴連續幹了幾件相當漂亮的活兒，主持了首個“恢復高考30週年大型公衆調查”；在全國綜合性媒體中第一個創辦了《職業教育》版，並對一批大學校長、書記進行系列訪談，擴大了中國青年報在高校的影響力。

　　在推動“兒童營養改善”計劃、關注兒童早期教育、追踪“免費師範生”政策實施進展情况等多個教育專題，我都給予了必要的關注。

　　三

　　從1985年2005年，我在中國青年報記者部主任的崗位上工作了整整20週年。相信在中國新聞界，無論是中央媒體還是地方媒體，不説絶無僅有，至少是一個少有的記録。

　　當確定將我從新聞部選調到記者部去擔任副主任的時候，我的老領導、新聞部主任丁鋼一時不解：“這不等於是讓一只小羊羔掉到狼窩裏了嗎？”

　　記者部是中國青年報社第一大部，管理着全國各地30多個記者站。的確，相比那些年齡長於我，經驗比我豐富的老記者來，我是一個需要從各方面努力向他們學習的小學生。但我又是特别幸運的，不管是我的前任記者部主任郭家寬，還是我後來的十年搭檔——記者部副主任葉研，20年的光陰中我們像朋友一樣真誠相處，帶出了堪稱中國新聞界最好的一支記者隊伍。

　　在與“狼”共舞的20年裏，是我人生最美好、最燦爛的時光，也是我工作熱情和創造力最旺盛的階段。

　　我始終和記者肩並肩戰鬥在新聞一綫，在《中國青年報》上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録；在記者部管理、公開選配地方記者、組織各種業務研討會，我大膽進行過一系列探索和改革，收到明顯成效。1993年我創辦了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第一次成功組織了對5％的全國人大代表進行問卷調查；還和澳門基金會合作，在1995年到1999年期間連續舉辦了三届“澳門新聞奬”活動，迎接澳門回歸；我和新老記者以及他們的家屬像朋友一樣親密無間，多次充當記者的主婚人或證婚人，在新人結婚的盛宴上發表激情演講。我兒子牦牛小時候的一個保留節目，就是根據CCTV天氣預報播音員通報各地天氣狀况時，快速準確地應答出所在省份駐站記者的名字……

　　2004年秋季在北京召開的記者會是我終身難忘的一次記者會。我要調離記者部的消息立即在記者中間引發起强烈震盪。

　　會議中間的一天晚上，幾撥記者分别跑來邀請我到北京和平裏第五俱樂部K歌。到那兒以後，我才發現活動是記者們精心安排的，所挑選的曲目都與“母親”這個主題相關，如《慈祥的母親》、《世上只有媽媽好》等等。我們依偎在一起，他們一邊泪流滿面地唱，我一邊泪流滿面地聽。

　　這還不算，在我深夜離開以後，記者們並没有休息，他們又發起了一個“挽留部媽”的簽名運動，並趕在第二天上午上班之前將報告呈送給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强。

　　第二天下午會議開始，臨時插進一個議程——總編輯要到會講話並宣佈一項重要的决定。當時這位領導所説的話居然那麽具有詩意和哲理。他説，“有一種人，他的豐碑不是建在沙灘上，而是建在人們的心底裏。現在我宣佈，經過黨組研究，决定尊重記者的意見，讓謝湘同志繼續留任《中國青年報》記者部主任。”

　　會場上爆發起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本報駐福建記者站站長陳强手頭帶着一台裝有無綫通訊裝置的電腦，他在現場當即發出一條快訊：經過衆記者熱情挽留，部媽終於回來繼續給我們當記者部主任。

　　我隨即也發表了即席演講，“今天我感到特别的驕傲，特别的幸福。讓我引以爲驕傲的是，以往所有的記者部主任都是上級領導任命的，只有我是第一個由民意推舉的。僅冲這一點，我這一生就值了！！！”

　　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記者還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職業，能够讓人保持生命的活力和對世界的新鮮感。回望走過的30年曆程，帶着忠誠、帶着責任、帶着感情、帶着創造，我全力參與《中國青年報》這本大書的寫作。我做到了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