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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我愛珞珈山

  我們的《珞珈山》已經是第三期了。

  當你打開這散發着油墨香的套色封面,撫摸着這精心設計而又十分可笑的題頭;當你看到這工工整整而又十分幼稚的字迹,品嚐着這感情真摯而又很不成熟的習作,你會想到一些什麽呢?你也許會首先想到那些創辦《珞珈山》的年輕人吧?因爲她像他們那樣年輕,她的每一頁每一個字都藴藏着他們火一樣的熱情!如果你真感興趣,那就聽我從頭講起吧。

  春天,1978年的春天,在武漢大學工字樓前,一群77級中文系的同學們正在興奮地談論着。他們身上還散發着家鄉的氣息,臉上還掛着剛進武大的笑容。

  “我們拿什麽來紀念5.23呢?”

  “我們用什麽爲四化歌唱呢?”

  “我們用什麽來交流我們的作品?用什麽來活躍學術空氣呢?”

  “我們辦一個刊物吧!”

  “辦刊!”“辦刊!”這個建議立即飛進了教室,飛進了宿舍,飛進了65顆年輕的心間。

  當天下午會議結束:“事不宜遲,立即行動。”可是,一個個難題也緊接而來,我們給她取個什麽名字呢?“揚帆”“東湖浪”“新芽”“戰地黄花”……好傢伙,一連提了40幾個刊名,大伙兒都摇晃着腦袋。“走,到同學中去!”代表們又飛出了各自的宿舍。經過一個晚上的徵求意見,終於一個實實在在的刊名誕生了——“珞珈山”。

  “珞珈山”是我們學校的標誌,“珞珈山”是毛主席視察過、周總理戰鬥過的地方,“珞珈山”更是哺育我們的知識寶庫,我們日日夜夜就生活在她的懷抱中。就在那個春雨沙沙的夜晚,我們的《珞珈山》在珞珈山百花競放的懷抱中,在65顆年輕的心房裏,悄悄地破土出芽了。

  刻不容緩,同學們編的編,刻的刻,把一切課餘時間都獻給了《珞珈山》。王三峽同學剛辦完父親的喪事,歸校後心情還十分悲痛,又拉下了許多功課,可不知情况的“編輯”,却把1萬餘字的刻寫任務交給了她。這個來自湖北沙洋農場的女青年教師一句話也没説,埋頭不停地刻了整整兩天……我們的韓指導員,簡直成了一個不知道休息的人,他不厭其煩地推開了一間又一間辦公室的門,聯繫紙張,領鋼板蠟紙,甚至連涂改的蠟頭都要去張羅……人説“萬事開頭難”,我們這一切何嘗不是從這個“難”字開始呢?《珞珈山》就是這樣開始了她的第一頁生命。

  印刷廠的師傅,爲了《珞珈山》準時創刊,他們加班加點,幫助印刷。同學們感動地向他們道謝,他們却説:“客氣什麽,你們高興,我們也就高興了。”多麽檏實而又熱情的話喲,它温暖了每個同學的心。

  就這樣,《珞珈山》創刊號在同學們中間傳開了。當他們用沾滿漿糊的手,輕輕地捧起這本散發着油墨香的小册子,心裏充滿了説不出的感情。他們在想:“她多麽親切可愛,我們怎樣才能使她常開不敗呢?”

  編到第二期《珞珈山》時,正值武漢盛夏。夜晚,别人在外乘凉摇扇還熱得喘氣,他們却要躲進蚊帳或者穿上厚厚的衣服、長筒膠鞋,防禦蚊子的攻擊。有時停電了,他們就點起蠟燭、打起電筒繼續刻下去,汗水不停地流着,爲了保護蠟紙,他們把手絹捆在胳膊上。套色封面需要用小噴霧器把各種顔色噴在一張紙上,近20個同學輪换着忙活了一個星期天,隨着封面上色彩的變化,他們的衣服上、手上、臉上也沾滿了顔色,但是没有人嫌臟,更没有人叫苦。他們以自己爲《珞珈山》出力感到光榮。因爲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業。

  現在,當你看到這第三期《珞珈山》的鉛印封面,你也許會流露出驚訝和喜愛的眼光,但你想到我們的采購員陳忠、劉海清嗎?是他們跑遍了武漢三鎮,買來了急需的紙張;你想到我們負責印封面的聯絡員胡曉暉了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去找有關單位開證明辦交涉,嘴説幹了,腿跑疼了,他却樂呵呵的。爲《珞珈山》四處奔波的韓指導員更是像園丁那樣用汗水澆灌這棵幼苗。没有他們的努力和支持,《珞珈山》也許不會有今天,這就是我們的《珞珈山》,盡管她是這樣的不成熟,但她是美麗的,盡管她顯得是這樣幼稚,但她是健康的。

  當我們又捧起一期新的《珞珈山》,很多同學總是感慨地説:不容易呀,多虧了這位“編輯”,少不了那位“干將”……但哺育她,又少得了誰的心血呢?在她每一次遭遇不測的時候,是我們整個集體的熱情和努力保護了她,不,她正是一座草木葱蘢的珞珈山,她象徵着65顆緊緊抱成團的心。

  我愛《珞珈山》,我更愛那些哺育她的人們。

  原載《珞珈山》第3期

  徐業安自述:

  我於1955年5月出生在武漢市蔡甸區(原漢陽縣)。父親在城裏工作,母親帶着我們兄弟在農村艱難生活。兒時記憶最深刻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刻骨銘心的飢餓,城鄉之間的交錯。

  1962年上小學,作爲學生代表被推選爲校革委會委員;1968年畢業,因中學停課,輟學參加勞動。1970年上初中,高中時入團當上校團支部書記。

  1974年高中畢業回鄉務農,當過大隊水利隊長,1975年初當公社植保員,搞農作物病蟲測報。同年11月擔任縣委路綫教育工作隊員,後在縣衛生局辦公室當文秘,下鄉、駐點、吃百家飯、業餘創作。

  1977年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聽課、看書、應付考試、涂鴉寫詩。1982年初畢業,被分配到湖北省委辦公廳信訪處,從此與底層百姓打交道。畢業後的頭幾年,堅持創作發表了一些作品。主要從事綜合分析,反映群衆意願,推動解决訴求,進行業務指導,研究信訪理論。連續7年在江漢大學兼職講授信訪專業,出版《信訪行爲管理學概論》等,1992年評爲副研究員。

  1997年,在水鏡先生隱居過的南漳縣掛職當縣委副書記,同年10月任湖北省信訪辦副主任,分管群衆來信辦理和綜合研究;2000年任省信訪局副局長。

  2005年被調入國家信訪局,先後任辦公室主任、正局級督查專員兼國家投訴辦常務副主任、綜合指導司司長;2011年任國家信訪局副局長。

  出大學門就入信訪門,從地方到北京。做的是具體而復雜的事,走的是平凡而艱難的路。别人看來不屑的事,對我來講必須咬着牙干。沿着慣性一步一步往前挪,接地氣、辦實事、不懈怠,多實踐、勤學習、深思慮。深感時代的變遷真快,普通老百姓真的不易,辦好中國的事情真難。

  編輯附記:我們的同學徐業安,不幸於2014年4月8日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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