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是一個民族或多個民族長期以來必須閲讀的書籍。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華文化經典以五經、四書和四大名著最爲重要。漢代確立了以五經爲核心的經典體系，宋代確立了以四書爲核心的新的經典格局，四大名著的經典地位則始於晚明，而確立於五四以後。

　　晚明開始形成“四大奇書”的概念。“四大奇書”是明代四部長篇章回小説《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的合稱。明末天啓、崇禎年間，這四部書常被論小説者並提，至清初，李漁明確提出了“四大奇書”的概念。他在爲兩衡堂刊本《三國志演義》所作的序中説：“嘗聞吴郡馮子猶賞稱宇内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遊記》及《金瓶梅》四種。餘亦喜其賞稱爲近似。”李漁之後，“四大奇書”成了小説評論中的常用術語。

　　明末清初“四大奇書”概念的提出，藴含着特定的文化深意——“四大奇書”其實是比照儒家經典四書來命名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四大正書”，《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則是“四大奇書”，一“正”一“奇”，足以相提並論。在清代中葉曹雪芹的《紅樓夢》問世之後，去《金瓶梅》而取《紅樓夢》，逐漸形成了“四大名著”這一約定俗成的稱呼。其中，《三國志演義》是歷史演義的代表作，《水滸傳》是英雄傳奇的代表作，《西遊記》是神魔小説的代表作，《紅樓夢》是人情小説（或世情小説）的代表作。

　　四大名著之所以享有崇高的經典地位，是因爲它在建設現代中國文化的歷程中具有無可替代的功能。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四大名著在國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日漸凸顯。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於1951年3月，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總署的文件明確規定，“它是國家的文學書籍出版機構”，“校勘整理”古典文學名著是其重要任務之一。四大名著的整理出版，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爲國家文化建設作出的一項引人注目的貢獻，在國民教育中成效顯著。1996年教育部頒佈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附有“課外閲讀書目”，1999年新課程改革啓動，其後頒佈的語文新《課程標準》中有“建議性課外讀物書目”，這些書目體現出對中華文化經典的重視，四大名著一直是其中的重點。

　　四大名著是中國人的經典，也是整個人類的經典。從20世紀初到21世紀的今天，無論是在受西方啓蒙思想影響的“新文化運動”的視野中，還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的中國大陸文化界，甚至在當今深受西方學術傳統浸潤的歐美漢學家那裏，四大名著的經典地位都不約而同得到認可。如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説史論》中所説，“的確，從過去四十年間學術界在這幾本書上所下的驚人功夫來看，似乎就是它們搆成了中國小説的傳統。現在，不僅中國學者，就連西方的漢學家，對有關它們的作者以及版本方面的最細微的問題，也都以極爲嚴肅的態度來探討”。毫不夸張地説，四大名著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化的偉大貢獻。

　　四大名著享譽中外，其傳播日漸廣泛。英文譯本、法文譯本、俄文譯本、 捷克文譯本、羅馬尼亞文譯本、波蘭文譯本、越南文譯本、朝鮮文譯本、日文譯本……遍佈海外各地。以四大名著爲研究對象的海外碩士學位論文、博士學位論文、學術專著以及期刊論文，更是不勝枚舉。四大名著是與許多漢學家的名字聯在一起的，如德國的弗朗茨·庫恩，前蘇聯的羅加切夫，英國的杰克遜，日本的長澤規矩也、小川環樹、相浦杲，美國的韓南、浦安迪……四大名著因爲無數讀者的閲讀，而獲得了永不衰竭的活力。

　　《四大名著應該這樣讀》由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