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像人和人的關係一樣，人和書有時也有一種奇妙的緣分。

　　記得四五年前的一個頗冷的日子，忘了是初春還是晚秋，我開車沿着一條小公路盤旋在美國賓州西北部的山區，途經一個小村落集市，看見路邊有個小小的跳蚤市場，時逢週末，市場裏竟也熙熙攘攘。於是停車路邊，拿了一罐飲料，邊喝邊走，活動腿脚之便，隨意地看着林林總總的舊貨攤。無意中，在一個賣破爛舊書的攤子上，一本紅色精裝厚書上的三個黑黑的毛筆中文字攫住我眼神：金瓶梅。

　　這是本1940年出版的英譯本《金瓶梅》，由老一代美國漢學大師阿瑟·韋利(Arthur Waley)作序。雖然歷經半個多世紀之後，紙質略有發黄，但除了扉頁上有個購書人的印章之外，書幾乎和新的一樣：

　　Tedna
　　Ted & Edna Teske
　　471 Meadow Road
　　Larimer, PA 15647
　　412-863-5403

　　很難想象，在這麽一個大概連中國餐館都没有的窮鄉僻壤的集市上，居然有這麽一本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静静地和一大堆不相干的雜書厮混在一起，從日出到日落，不知被多少人的眼光掠過，也不知走過多少這樣的山鄉集市，現在居然出現在我眼前。隨意地問價，一個美元。其實，如果回價50美分，小販也會答應的，畢竟，在這地方，不會有幾個老美會拿這書來消閒的。但我没有還價，遞過錢，這書就屬於我的了。

　　我也知道，我大概一輩子也難得會去讀幾回這本英文的《金瓶梅》——要看《金瓶梅》，我不會去讀中文的嗎？只是，在那種環境中，我和它面對面時，我覺得，我們冥冥中有某種機緣。對那個地方，那條小路，我只是偶爾一經的過客，居然就在那一天，那一刹那，我們在那裏相遇，是巧合，相信也是緣分。

　　從那以後，這本書就一直平安地坐在我的書架上，和各種中英文的文史哲書雜在一起。當我的搜尋的眼光在書架上掃過時，很少會在它身上停留。但非常偶然的，也會想起初見它時那瞬間的驚訝和迷惘。

　　偶爾，我會好奇它的前任主人。扉頁上的印章蓋得很一絲不苟，夫婦兩人的名字，地址和電話這些個人資料都印在上面，看來是個愛書的人，他們的書是不會象一般老美的那樣，看過就被胡亂扔掉。否則，半個世紀之後，書不會還這麽新。也許，只是在他們過世之後，這些書才被他們的後人三文不值二文的清倉給專收舊物的小販，最後輾轉流落到我身邊。

　　其實説“最後”兩字多少有點夸張，我們都只是這萬物逆旅中的過客，誰也不知道各自將來的最後命運，我們現在，只是一種緣分而已。

　　二

　　1998年回國時，發下大心願，把中華書局出的那套《二十四史》裏唐朝以前的幾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晋書》、《宋書》、《南齊書》、《樑書》和《陳書》等都給背到美國來。這些書，有些原來家裏就有，自己在北京臨時又補充了兩套，於是興冲冲地滿載而歸了。回到美國清點戰果，才發現裏面缺一套《後漢書》。有心想讓家裏補買了寄來，又嫌費事，何况海運還得等差不多3個月。於是在圖書館借出一套看，只是心裏多少有點怏怏。

　　那時還在紐約工作，偶爾閑時，也會去號稱紐約第二中國城的法拉盛走走。一段時間没去，發現那裏街上竟然雨後春笋冒出幾家小書店，看招牌，猜想多半是大陸人開的。象這種賺不了多少錢的生意，除了那些要糊口，但又捨不得丢掉老本行的大陸文化人，哪個銅臭滿身的市井之徒會往裏面投錢？

　　有一家名叫大陸文化書店，開在一個小購物中心的地下層裏，門面很小，但是裏面除了大路貨的暢銷書之外，居然還有不少諸如《道藏提要》之類的冷僻學術著作。心裏感嘆着，又是個文化人的主兒。正亂翻書時，竟然發現墻角邊蹲着一套12本《後漢書》，大喜之際，一看標價，又凉了不少。原價人民幣120元，這裏要價92美元。雖然按美國書的標準，這其實也不貴，但畢竟是小一百塊錢，按當時匯率，合800元人民幣左右，很有點心痛。於是拿着書向店員抱怨書太貴，是否可以打對折。她接過看看，不是什麽熱門書，説可以給我七五折。心裏算了算，七五折也要60多美元，心痛得稍好些，但仍在猶豫。正好這時店老闆不經意地踱出，和我閒聊起來，此君果然原來供職於上海某家頗有名氣的雜誌社。承他青眼，居然給了我四五折的超特優惠，12本書，一共44美元。

　　好奇之餘，我不禁問書店老闆，一套《二十四史》，想不通怎麽這裏就獨剩下《後漢書》没賣掉。老闆笑答曰，他們根本没定這玩藝，定了也不會有人買。是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莫名其妙發錯了貨，送來這麽一套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後漢書》。和對方交涉，人家説可以换，但得自己付郵費寄回去，想想不值得，就放在這裏了，也没指望會賣出去，準備年底捐給某圖書館了事的。

　　書上了我的書架，思忖着這緣分也實在蹊蹺得很，我本來獨缺《後漢書》，却不料這書店竟也正好有這麽一套，而且還是别人發錯了貨萬裏迢迢誤打誤撞送來的。如果没出差錯，這書不定在國内什麽地方晃悠，如果錯送來的不是《後漢書》，而是《史記》或《漢書》什麽的，我也不會買，那書就難説去了哪裏。冥冥中，這書分明就是奔我來的。緣分這事，真是妙不可言。

　　紐約法拉盛多少年來只有一家華人書店：世界書局，還是台灣人開的，當然以賣台灣書爲主。後來隨着大陸人日益增多，出現了一家叫中華書局的兼賣大陸書的書店。不過我對那書店印象並不佳。書店雖然門面不小，裏面擺設也洋洋灑灑，但就是懶得光顧，主要是壞了印象。記得《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走紅時，很想找本來讀讀。先去了世界書局，人家告訴我説，他們已經半年前就預定了此書，可是現在毫無音訊，也不知道什麽時候來。於是只好去中華書局碰運氣。當我在書店裏遍尋不見後，只好去櫃檯查詢，誰知那一副晦氣嘴臉的女人竟然反問我：誰是陳寅恪？新出的歌星還是電影明星？没聽説呀？氣得我心裏呸的一聲，轉身就走。

　　倒也不是説是個中國人就得知道陳寅恪，陳老夫子學問大，脾氣大，却大不過二三流歌星影星的魅力。但一本書賣得這麽轟轟烈烈，在書店工作却對此一無所知，還問出這麽愚蠢的問題，這就讓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三

　　大約七八年前吧，那時還是學生。也是這麽個寒冷的冬天，學校放寒假，我來到賓州東北部的一個小山城裏。離校前，我正在寫一篇文章。在一本相關的參考書裏，我看到作者引用了一段馬克斯·韋伯的話，正好與我文章的論題有關。於是很想找原書來讀。韋伯是二十世紀初的德國社會學家，他的著作世紀中曾在美國學術界大行其道，我要找的那文章出自英譯本《馬克斯·韋伯社會學論文集》（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1946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學校圖書館倒是曾有一本，却大概已被某人不告而取携去，電腦上顯示出：失踪。

　　人心理上大概有越是找不到就越想要的情結。到這山城之後，立即就去該地大學圖書館查詢，可是該校連此書都没有——這倒也好，省得被人偷，只是苦了我這等“求賢若渴”之人。

　　出了圖書館，瑟瑟地奔走在寒風中時，依稀記起前面某條街上有家二手書店，雖然不存很大指望，反正没事，進去看看也無妨。

　　年底的酷寒中，街上冷清清，書店裏也寥寥地没有幾個人。店堂倒挺大，沿墻擺着一溜書架，各色新書舊書被分門别類地參差標籤在各自的位置上。在靠街窗邊的一角，居然有幾個圓桌，還有一個小咖啡爐，平空給人以温暖的感覺，尤其是在這季節裏。兩邊墻上貼着黑白照片式的大幅現代畫裝飾圖案，奇怪地混合着懷舊和前衛的情調。墻下幾個條桌，擺着林林總總的各種舊式藝術收藏品——没有一般美國人狂熱的那些棒球卡之類惡俗物，而是一些能讓人回味歷史的物品。

　　書店的空間很大，書架擺得有點空空盪蕩，也許從商業的立場，這是在浪費可用錢來計算的空間吧，但配上裏面的擺設和裝飾，那没用上的空間却給人以舒服的視覺效果，很有點象莊子説的無用之爲大用的道理。這種文化氛圍，應該屬於紐約費城波士頓這種城市的某些地方，如果是建在一些人文薈萃的大學府周圍，也不奇怪。而這小城只是個衰敝不堪的地方，在這個不起眼的小書店裏，居然這麽文化，多少令人有點意外。因此，雖然第一次來，却有種熟悉和親切的感覺。

　　在文史哲分類的書架上瀏覽一番，果然没有看到我想要的書，欲轉身離去，竟然有點留戀不舍這空盪蕩的氣氛，於是去倒了杯咖啡，慢慢地喝着。

　　走過來一個正在整理圖書的老太太，原來這裏的老闆是她。説老，其實她大概也不過六十來歲吧，她穿着和神態顯出的雅致，透過温和而不造作的微笑，和書店這環境實在是配得相得益彰。

　　她過來問我是否需要幫忙。

　　我躊躇了一下，清清嗓子説在找一本馬克斯·韋伯的書，心裏還在想是否需要解釋一下韋伯何許人也。

　　她略一遲疑，輕聲問道：“是個宗教社會學家一類的人嗎？”

　　肅然起敬之中，我立即答是，並告訴她，書架上没有找到，因爲出版年代比較早，不容易有。

　　她看看我，帶着些許歉意地告訴我，後面房間裏的書架上還有些新到的書，只是没有完全整理好，問我是否願意多費些勁去那裏淘淘看。

　　剛走進那房間，還没來得及蹲下細找，就一眼看見我的“心上人”在那裏！没錯，就是它，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銀河叢書，1958年版，1965年第十次印刷。

　　看見我那狂喜的樣子，老太太不禁好笑起來。這時候我才顧得上問她多少錢，心想多少錢我也要買，但願她不要漫天要價才好。

　　她接過書，稍一打量，説這書還没來得及標價，一般要賣五塊錢，看我這高興的樣子，她願意打對折賣給我，兩塊半美元。

　　我除了千恩萬謝，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話了。

　　過了兩年，在一個夏天，我又經過那裏，又去找那家書店，想再回味一下當時的那種感覺。推門進去，櫃檯前兩個髮髻高聳的“龐客”男青年在擺弄一台轟隆隆的音響，周圍到處是録像帶和半裸女人的電影海報。他們看着我奇怪，我也在迷惑，以爲走錯了店門，趕快道歉逃出。可是在艷陽下沿街來回走了兩趟，覺得自己既不是糊涂，也没找錯地方，只好鼓足餘勇再度進去詢問。

　　那書店嗎？早就關門了。對方漫不經心地告訴我。

　　搬到什麽地方去了？

　　不知道！

　　我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場怪夢，可是回去從書架上把那本書找出來，扉頁上分明寫着購書日期和地點。查了電話號碼本，也没見那書店的踪影，一段記憶和歷史就這麽消失了。

　　這麽好幾年又過去了，記憶和歷史變得更加模糊。我懷疑，現在走在街上，即使見到那老太太，我是否還能認出她來。只有這本書，無言地告訴我，曾經有過那麽一個冬天的日子。

　　書還挺新，裏面有些段落被各種顔色的筆劃了道道。紅圓珠筆横綫是我劃的，其餘的，則是書的前任主人留下的痕迹。

　　是誰？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書現在屬於我。

　　四

　　《愛情的故事》（Love Story）一直是我非常喜愛的小説。記得最早看的版本還是文革時期70年代初内部發行的。淺灰色的封面，書名好像就叫《美國小説兩篇》。除了這篇《愛情的故事》，另一篇是《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忘了翻譯者是誰了，但譯文之美，絶對大家手筆。

　　那時候，對美國文化歷史知道有限，喜歡的只是那老得掉牙，却又翻新得不露痕迹的愛情故事，尤其喜歡其不事炫華，淡淡的筆觸。故事並不轟轟烈烈，結局异常凄凉，都歸結在“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的迷蒙意境裏。

　　後來才知道，小説作者Erich Segal是耶魯大學英文係教授——耶魯大學英文係多少年來一直是美國在這個領域裏最好的係科，難怪作者駕馭語言如此不凡。

　　初到美國，趁一個暑假，先到圖書館找來原文的書來讀。雖然那時自己的英文並不好，讀起來磕磕巴巴，但透過平淡而優美的語言，依然能再次爲故事所感動。

　　美國人喜歡買書，却不象中國人那樣愛藏書，看過之後，往往便棄如敝屣，幾十元一本的書，在跳蚤市場上經常幾毛錢就出手了。這就給了貧窮留學生如我輩的愛書人以可趁之機。《愛情的故事》，哈潑出版社1970年的初版，精裝本，幾乎是新的，讓我只花了區區25分錢，就在舊書攤上搜到了，後來又買到其續篇：《奥尼弗的故事》。後來，《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也是這樣上了我的書架。

　　《愛情的故事》，一個出身顯赫家庭，不乏紈絝氣味的富家子弟愛上了一個來自下層社會的優秀女孩子。一個老得掉牙的故事，但放在60年代，表現的却是當時青年一代反叛美國主流文化價值觀念的潮流和心態。那種兩代人之間既對抗、又親情牽連的微妙心理，不知爲什麽，常讓我想起《牛虻》裏主人公牛虻亞瑟·勃爾頓和他父親紅衣主教羅倫梭·蒙泰尼裏之間的關係。

　　而《奥尼弗的故事》，作爲續篇，寫於1977年，表現的却是反叛的一代，經過在社會上幾年的身心磨練，開始認同他們曾經嗤笑和不屑一顧的父輩價值觀念。但這種認同並不是投降或者同流合污，而是在父輩們身上發現與自己理想相契合的地方——他們並不是自己曾經想象的那樣老朽和昏聵，他們的價值觀念也在造福社會。

　　《奥尼弗的故事》，語言没有《愛情的故事》優美，出版後也没有引起那樣的轟動，但我覺得其思想比後者更深刻，字裏行間的情調也比後者更沉鬱，有種早秋的蕭瑟情懷。

　　魯迅《在酒樓》上的吕緯甫，是一個被作者否定的負面形象，也許是社會背景的差异和時代要求的不同，魯迅希望年輕一代有更多的奮進，更堅决地對舊勢力不妥協。但在新舊傳承穩定的美國社會，新老兩代人的相互理解和反叛青年逐漸回歸溶入主流社會，似乎得到作者的稱許，只是，理性的認知與感情的扺觸，使得回歸的氣氛多少有點感傷——那是在埋葬了青年“狂飆時代”後暮色裏的迷惘和空茫。

　　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五

　　人腦筋有時候會莫名其妙的短路，到嘴邊的話突然説不出來，爛熟於心的念頭，瞬間便忘得干乾净净；有時候却像搭錯了弦似的，腦袋裏面會突然就冒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今天晚上，陰魂不散找上我的，竟是去世已數年的中國作家王小波。

　　我和王小波説起來還是先後校友。只是我剛進P大，王小波正好拿了個碩士就回國了，無緣碰面。其實，那時，P大光中國大陸學生就有兩百多，即使同時都在校，以他之脾氣古怪和我之疏懶成性，我們也未必有機會和緣分認識。

　　王小波的成名作《黄金時代》最早的書名極其可怕地被冠之爲：《王二風流史》，不論印刷、裝幀和封面設計，都極盡惡俗之能事！那大概是在1990~91年之間的事吧，當時王小波還默默無聞，寫的小説能出版，恐怕已經不錯了，無法與出版社爲這些形式上的細節較真。記得我是在導師許倬雲教授辦公室看到那本書的——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數》裏曾多次提到許先生，對他推崇備至。當時許先生把《王二風流史》遞給我，説是他一個學生送給他的，書的扉頁有王小波簽名題贈，還夾有一封短信，現在還記得大致内容，信上除了幾句客套話之外，就是對自己小説的期許，號稱要寫出中國人戀愛和性慾的新角度新内容等等。還記得許先生笑着對我説：“王小波的口氣好大呀，你拿去看看他寫出什麽新東西没有？我覺得寫得還不錯，但有多少新東西，我可就不知道了。”

　　許先生門生弟子遍天下，每年獲人贈書無數，所以除了一些專業著作，像王小波的這種“閒書”，他一般不留，看見合適的人，隨手就送了。於是，這本《王二風流史》就歸我了。只是書在我手上没“風流”多久，一個朋友來聊天，看見這書，要借去消閒，我也没太當一回事，學着許先生的口氣説，你要看，就拿去好了。若干年後，當王小波聲名鵲起，我於是不免勢利小人心態地想到被我送出去的那本風流史，每每想要索回，却又難以啓齒。終於，當王二風流雲散，駕鶴西歸，我在電話裏和那借書的朋友聊起此事，假裝不經意地問起《王二風流史》的下落。不料對方一臉愕然（想象中對方的表情），稱竟然完全不記得還有這回事了。他是志誠君子，既然説不記得，那書一定已經不在他那裏了。我的沮喪，雖不至於到夜不能寐輾轉反側的地步，却常常一旦想起就爲之心痛。當年的《王二風流史》想來印數不會太大，能流傳到現在的更不會太多。以王小波的聲名，這書已經多少有點收藏價值了。我手里居然曾經有過這麽一本，而且還居然有作者本人的題籤。然而，却居然被我三文不值二文地送掉，而且居然還送得下落不明！書丢了也就罷了，也没指望它能賣大錢，或者去光耀我的書架，只是，識人識書没有眼光至此，夫復何言，這才是我最覺得遺憾的心結。

　　寫於上個世紀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