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國人愛好和平，在五千年的歷史洪流中，中國人的自處之道，以及與其他國家、民族相處之道，總是强調“和而不争”，舍己爲人，亦常懷着滿心善意，律己求嚴，待人以寬，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尋求“忠恕”之道，忠以盡己，恕以助人。這一自立立人之道，是中國人自處之道，也是中國人與他國、各民族共處之道。中華民族從先秦時代以降，其在國際族群關係上講人道、講德化、講和平、講大同理想，觀之於今日中國促進國際關係與增進人類福祉，産生了極大的作用與貢獻。中華文化的歷久彌新是中國人的瑰寶與立身處世準則，歷經千載而不易，堪稱中國人的典範價值。

　　正因中華文化以“仁”爲出發，本於春秋大義，維護華夏民族仁義道德之精神，使不受夷狄之污染，更進一步以此高度之文化，廣被於外族，完全本於人道主義、德化主義、和平主義，以對待一切之外族，本乎提携並進、化异爲同，共進於大同之域。由先秦時期歷經千年，可大可久，傳之於天下後世而經世濟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其世界觀孕育乎人本思想（人道主義）、懷德思想（德化主義）、協和思想（和平主義）、大同思想（大同主義）。本文以此析論之，並論述當前中國國際發展理念與中華文化相契合，同往大同世界之林邁進。

　　二、人本思想與人道主義

　　人本思想（humanism）是指基於人性、人的尊嚴、人的理想所産生之思想與行爲體系而言，大凡人有能力去完成自我、去實踐倫理行爲的主張。我國思想的基本特性是人本主義的，基於此，在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社會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主張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 和philanthropy）。

　　人本思想、人道主義表現在於對民命的重視，表現對於仁德、慈愛的奉行，對殘殺暴政的深惡痛絶。孔子用“仁”表達人本思想、人道主義的精隨。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集注卷六·顔淵第十二》，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頁。。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集注卷三·雍也第六》，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頁。“仁”的實踐，在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近及遠、由親及疏，最後達到“天下歸仁”的目標。

　　孟子以爲一國之君能施行仁政，不在國土之大小，而能國富民强，更可救民於水火，萬民歸心。其對“仁”之陳述非常清晰，以爲順乎天意，施行仁政，則風行草偃，萬衆歸心，莫之能御，而國家得以昌聖，根基更加鞏固。正是“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德澤廣被、近悦遠來”。孟子對施行仁政，提出要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人本思想：“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税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集注卷一·樑惠王章句上》，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頁。子思述聖人之意作“中庸”，其言：“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中庸章句第二十》，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頁。正是描述以仁心善志對待四方，中華五千年曆史中，雖有抗敵禦侮之戰事，却極少侵略异族之暴行。

　　三、懷德思想與德化主義

　　懷德思想見於《論語·季氏篇》：“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集注卷八·季氏第十六》，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頁。《尚書·旅獒》雲：“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國語·周語上》雲：“先王耀德不觀兵。……增修其德，而無勤民於遠。”《國語·周語上》，參見《國語》，易中天注譯，台北三民書局2018年2版，第1頁。《國語·晋語》雲：“子務德無争先，務德所以服楚也。”《國語·晋語八》，參見《國語》，易中天注譯，台北三民書局2018年2版，第374頁。此皆先秦德化思想之要義。孟子析商湯、文王之施行仁政、表裏如一，以德服人。這種“王道”達成之萬衆歸心，遠勝於以力服人之“霸道”。“王道”與“霸道”之别：“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集注卷一·公孫醜章句上》，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頁。

　　從現實層面而言，關懷天下蒼生，使内外懷德，讓百姓安居樂業、衣食無虞、能發展抱負，就是實現聖王之道，孟子所以雲：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施政重在“懷德”，中國歷史最具代表性者，“馮諼買義”傳誦千古，《馮諼客孟嘗君》一文：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雲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宫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厩，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問：“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民。因燒其卷，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裏，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孫中山雲：“歐洲近百年來是甚麽文化呢？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的古話説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語就是‘行王道’”。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一册，國父編輯委員會，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頁–第29頁。

　　德化政策即是修德來遠之意。大陸對内在經濟上表現突出，社會各層面蓬勃發展，這些年來，大陸更積極地推動“精進扶貧”到“精進脱貧”，務求“扶真貧”、“真扶貧”，引導國家從“昇平世”走向“太平世”。中國對外在“一帶一路”是一種開放的、包容的，將中國與歐亞大陸形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達成國際間的大開放、大融合。

　　四、協和思想與和平主義

　　愛好和平，爲我國數千年來一貫之思想，源自於先秦。《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郭建勛注譯：《尚書·堯典》，參見《尚書》，台北三民書局2017年初版三刷，第2頁。，無論是“親”、“睦”、“協和”，都是致和之道。《尚書·大禹謨》言：“萬邦咸寧”。《易經·干卦》彖辭所言：“萬國咸寧”郭建勛注譯：《易經上經·干卦第一》，參見《易經》，台北三民書局2018年第2版，第7頁。。中華民族提倡德化，必主和平，厭惡用兵。

　　春秋時代諸侯征戰，久無寧日，孔子惡之。澶淵之會，其後八年無侵伐，孔子贊美之。《春秋·穀樑傳·襄公三十年》：“晋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於澶淵，宋灾故……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也者。晋趙武、楚屈建之力也。”澶淵之會，所以謀歸財於宋也。宋於是年五月大火，十二諸侯會以謀救，雖以無所成功，孔子加“人”以貶之，然以八年之無戰事，亦足稱美，故孔子特書其事，以爲褒揚。

　　戰國之世，征戰更烈，而民望和殷切。戰國諸子尤以孟子、墨子之反侵非攻，主張最力。《孟子·離婁章句上》：“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之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孟子集注卷七·離婁章句上》，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頁。然而，孟墨二子，其主張和平，有其一定原則。孟子反對侵略，不反對義戰。成仁取義之義戰爲孟子稱許者。《孟子·樑惠王下篇》記滕以小國處齊、楚兩大國間，孟子教以“鑿斯池也，築斯墻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孟子集注卷一·樑惠王章句下》，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頁。此爲反侵略、誓死抗戰之明证。

　　孫中山在1924年於廣東高等師範學院對學生演講即説明：“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自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説‘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種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一册，國父編輯委員會，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頁–第54頁。孫中山對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天性説明如下：“我們兩千多年前，便丢棄了帝國主義，主張和平，至今中國人思想已完全達到這種目的……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最愛好和平的人……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勝爲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同上，第29頁–第37頁。

　　中華民族先賢都以倡導和平爲職志，中華民族证諸於五千年曆史亦可説明是愛好和平之民族。不會侵略他國，除非逼到萬不得已，亦不會以武力相向。日本在二次大戰侵略中國，中國人展現了無比堅韌的民族性，以血肉築長城，力抗强敵侵略，在於争取民族之和平目標。

　　五、大同思想與王道主義

　　“大同”兩前綴見於《尚書·周書·洪範篇》：“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尚書·周書·洪範》，參見注13，第145頁。《易經．同人卦》則解釋“大同”之義：“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易經上經·同人卦》，參見注14，第110頁–第111頁。注雲：“同人，與人同也……於野，謂曠遠而無私也……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合以致亨而利涉哉。”

　　“大同”之義表達精微者，莫如《禮記·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及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物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盗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參見《禮記》，台北三民書局2014年第2版，第335頁。孔穎達雲：“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大同主義”的實踐植根於“仁”，仁者愛人。《論語·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中華文化的層層開展：能“仁”必能“公”，能“仁”必去“私”。以此至仁、至公之精神，倡人道，主和平，邁向於大同。英人約瑟（Bernard Joseph）説到“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此名詞意義，係以世界爲國家之謂。倘使一人之同情、利益與文化，不以其所屬之民族或種族爲限，則其即爲一大同主義者。大同主義，乃泛指一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精神——此即一無分種界族界之理想關係……惟就政治科學而言之，大同主義之基本觀念，乃打破社會中之民族區分之謂。”引自Bernard Joseph著《民族論》（Nationality; Its Nature and Problems），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版，第255頁—第256頁。

　　孫中山在1912年演講《五族協力以謀求全世界人類之利益》提及：“今世先覺之士，鼓吹大同主義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種族皆愛和平，重人道，若能擴充其自由、平等、博愛之主義於世界人類，則大同盛軌，豈難致乎？”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三册，國父編輯委員會，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頁–73頁。中山先生一生倡言：“國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時中國還負有一個“濟弱扶傾”的責任，以達到“天下爲公”、“世界大同”之境地。觀乎中華民族愛好和平，中華文化悠久流傳，先聖先賢大同思想明確，今日之中國秉承此精神更將有理想、有步驟地帶領全人類進入大同世界。

　　六、結語

　　當西方吹起“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之言論，吾人更應檢視中華民族的世界觀，讓世人明乎中華文化實本諸於“仁”，並由“仁”開展出：人本思想（人道主義）、懷德思想（德化主義）、協和思想（和平主義）、大同思想（大同主義）。這當中是充滿愛與和平、互助與合作精神之世界觀。

　　統計1945年二次大戰至今，美國是全世界發動、介入世界戰争最多的國家。單就近40年美國介入之較大戰争，包括：“入侵格林納達”、“黎巴嫩内戰”、“剛果内戰”、“兩伊戰争”、“黄金峽谷行動（空襲利比亞）”、“正義之師作戰（入侵巴拿馬）”、“沙漠之盾行動（波斯灣戰争）”、“恢復希望行動（索馬裏内戰）”、“慎重武力行動（波斯尼亞戰争）”、“科索沃戰争”、“轟炸南斯拉夫”、“持久自由行動（阿富汗戰争）”、“伊拉克自由行動（伊拉克戰争）”、“巴基斯坦西北部戰争”、“德賽黎明行動（利比亞内戰）”、“打擊伊斯蘭國”、“也門内戰”等等。

　　西方强國的“中國威脅論”，因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大幅的進步、成長，而感覺壓迫。實則，“中國崛起”伴隨着中國經濟的起飛與蓬勃發展，中國進一步地以“一帶一路”，建構“合作共贏”。“一帶一路”所代表的是：覆蓋全球65%的人口、75%的能源、40%的GDP，大陸每年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超過1.4兆美元的全球合作發展之路。習近平主席强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明確指出“一帶一路”是“和平之路”。“經濟全球化”無可限制地跨越了地緣藩籬，樹立了世界圍遶中國，中國走向世界的共享、綜合、合作、永續的世界觀。中國愛好和平、濟弱扶傾的走向孫中山先生説：“……所以我們要先决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世界的列强要扺抗他，如是全國人民都立定這種志願，中國民族纔可以發達。”見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一册，國父編輯委員會，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頁。，帶動着世界經濟與全人類和平發展，其規模與成果之巨，遠勝昔日漢唐盛世，爲中華五千年曆史所僅見。


　　齊光裕，台灣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