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衍化、整合所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諸多領域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奠定了中國古人基本的思維方式、價值理想，成爲人們修身、治國的指導思想。因此，不理解民族文化及其特性，就不能透徹理解中國傳統社會，也就不能理解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與民族精神。

　　先秦文獻中，《易經》是非常重要的經典。《易經》關於“君子終日干干”的進德修業觀，“見群龍無首”、“利牝馬之貞”的謙道精神，“履霜堅冰”、“括囊无咎”、“其亡其亡，係於苞桑”的戒慎恐懼思想，“有孚盈缶”、“比之自内”、“盥而不薦，有孚颙若”的誠敬態度，“履道坦坦”的尚中守正精神，“大人虎變”、“君子豹變”的變革精神，“不家食吉”的擔待意識，“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堅守態度，“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的無私、無我精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超越精神等，對於個體的安身立命之方，皆有所探討。《易經》的哲學思想得到了《易傳》的充分闡釋。在《易傳》看來，聖人作《易》的最終目的就是“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周易·説卦》。，故《易傳》通行本《易傳》是對《周易》的解釋之書，計有《彖》、《象》、《繫辭》、《文言》、《説卦》、《序卦》、《雜卦》等七種、十篇；近現代以來，另有竹簡《周易》、帛書《周易》、帛書《易傳》等若干種文獻出土、問世。以《周易》爲一部講宇宙根本原理和人生修養法則的書，其中包含有儒家君子人格修養的重要内容，現試探討如下：

　　一

　　（1）敬以直内，義以方外

　　《周易·文言》提出“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的思想，我們認爲，這可以反映出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的價值理想與追求。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周王室已經式微，一些諸侯王紛紛起來争霸，周王朝所確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制度都遭到了嚴重破壞，孔子認定這是“天下無道”“禮崩樂壞”的時代。他認爲要解决這個時代問題，首先應該致力於緩和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恢復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孔子希望依靠“禮”來解决這個問題，但孔子也認爲，禮治的基礎是“仁”，“仁”首先是個體道德修養的依據，它既是德性本體，也可以表現爲個體之人的一種精神境界，以“仁”爲本，表現出來，則有“忠恕”“孝悌”“禮”“義”“德”“信”等各種外在的道德行爲。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作爲德性本體的“仁”是各種社會政治制度的基礎，形式和内容、本質與表現需要有機統一起來，一個人如果没有本質的仁愛之心，即所謂“不仁”，他怎麽能很好地制定、遵守“禮制”呢？一個人如果“不仁”，他又怎麽能很好地用“樂”呢？故作爲德性本體的“仁”是社會禮樂制度的基礎。

　　孔子要求每個人都要修養自己的仁愛之心，人們禀承這種仁愛之心，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孝悌”，孝敬自己的長輩；在政治生活中，就能愛惜民力，爲政以德；在個人道德修養方面，就能以禮來約束自己，不做於禮不合、於心不安的事；在人際交往中，就能推己及人，有同情心，能理解别人；自己想有所成就，也幫助他人有所成就；自己想開拓、發展，也幫助他人開拓、發展；自己不能忍受的，也不把它强加在别人頭上。

　　孔子在《論語》中多處論及“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顔淵》。

　　春秋時期，社會階級矛盾尖鋭，孔子將之歸結爲“仁”心的缺乏，並希望以“仁愛”來解决社會所存在的種種問題。應該説，孔子“仁”的個體修養和價值實現學説，對當時的統治者而言尤其具有特别的意義。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認爲，統治者實施“德政”是以統治者自己的仁德之心爲基礎的，因此，孔子要求統治者“修己”“正身”，“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在他看來，所謂政治，無非就是端正統治者自己的身心。統治者率先端正了自己的品行，那麽，又有誰敢不端正呢？統治者自己的行爲正當，不發佈命令也没有關係，百姓都會以他的行爲作榜樣；統治者自己的行爲不正當，他發佈命令也没有人聽，因爲上行下傚是很自然的。所以，治理一個大國的竅門不過是要求統治者修養自己的“仁愛”之心，嚴肅認真地對待政事，講究信用，愛惜民力，節儉並寬以待人。

　　在《論語·里仁》中，孔子説：“德不孤，必有鄰”。《周易·文言》解《坤》六二爻辭“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時説：“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文言》承孔子之説，認爲“直”即存心之正，“方”乃行事之義；所謂“敬以直内”，即要使自己的心專注於仁、義、禮、智等德性培養而不放逸，“義以方外”就是要使自己所發出的行爲皆符合仁、義、禮、智等道德規範和準則，如此則能“大”，即使自己的德行如大地一般廣大。我們認爲，《周易·文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的思想，能够恰當地概括出孔子學説的精神旨趣。

　　（2）“自强不息”與“厚德載物”

　　《易傳》關於個體安身立命，首先强調人們進德修業要“自强不息”“厚德載物”，如《周易·象傳》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傳》傾向於認爲，天地有一個最大的德行，就是生息了人和萬物，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體現了天地對人和萬物的“仁愛”。天地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不斷展示其對人與萬物的大愛；人既禀受天命之“仁愛”於其心，亦當傚法天道生生之仁，自强不息，參贊天地之化育，不斷展示自己對他人和萬物的愛，永不停息。同理，大地既深厚又寬廣，能够包容、承載、成就萬物，君子亦當傚法地道的厚實與寬廣，培厚自己的德行，增强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如同大地一樣能够承載重任；包容他人和萬物，使之各暢其志。

　　（3）“三陳九卦”，申説君子修養之理

　　在《易傳》的《繫辭》篇中有“三陳九卦”之説。所謂“三陳九卦”，就是從《周易》六十四卦中選取九卦，三次對九卦中所包含的個體修養法則進行闡釋。如它以《履》卦之義講君子如何循禮而行的道理，以《謙》卦之義講君子如何行“謙”，以《復》卦之義講君子犯錯之後如何復於正，以《恒》卦之義講君子如何恒久地守正，以《損》卦之義講君子如何自損其不善，以《益》卦之義講君子如何施益於人，以《困》卦之義講君子在遭困時如何守操，以《井》卦之義講君子當如井水源源而出那般修養道德、居守道德，以《巽》卦之義講君子如巽風一般因順、申命，展示自己的美德。

　　（4）“元、亨、利、貞”四德

　　《易傳》講人身修養時，在方法上有一個特點，即推天道以明人事，將形而下的人事和社會倫理問題上昇爲形而上之天道，爲人道和社會倫理問題提供天道本體論的根據；其立足點是人道或人事，而天道則成爲人事的形上哲學基礎。如《周易·干》有“元、亨、利、貞”四德，若從四時造化之天道而論之，則物之初生謂之元，於時爲春；物之暢達謂之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謂之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謂之貞，於時爲冬。《易傳》中的《文言》將之與人事相結合，認爲“元”之春，代表天道的生生之德，有仁愛之意；仁愛爲衆善之首，君子法《干》卦之“元”，就要如天道那般生生而行仁，不斷展示自己的仁德，君子踐履“元”所代表的生生之仁，就足以爲衆人所認可，可以成爲衆人的官長。同樣，萬物各遂其生、衆美匯聚爲夏之“亨”，“亨”有通達之意；與亨之通達相匹配者即爲禮，儒家講愛有差等，差等之愛其表現即爲“禮”，君子法天道而“亨”，則其行能合於“禮”，有“禮”方能走遍天下、通達無礙。秋季是萬物成熟、豐收的季節，萬物成遂、各成其所宜，此即爲“義”，義字本有適宜之義；一首樂曲中，既有主旋律，又有和聲，和聲是配合主旋律的，有唱而後有和，同樣，有義而後有利，利爲義之“和”，“和”即唱歌中的和聲，君子常常利人、利物，就能够得“利”之德而和於義。冬季萬物收藏，各得其正；在義理派解《易》的過程中，“貞”常被訓作“正”；而人們要想行事得正，就需要有大的智慧，有智慧方能不斷堅持正道，故“貞”又有“智”之意，行正而智，就能主持、操辦大事。故“元”之“仁”體現了愛之理，“亨”之“禮”體現了敬之理，“利”乃“義”之和，體現了宜之理，“貞”乃“智”之正，體現了知之理，四者乃天所賦予人者，皆内在於人之心中。君子常常踐履仁、義、禮、智四德，就可以合於《干》卦的“元、亨、利、貞”四德。

　　二

　　與將價值本體實質化、形式化、外在化的理解有所不同，中國哲學一般認爲價值本體内在於每個個體之中。個體實現自身價值，即是與價值本體的相合，故對於個體之人實現自身人生價值，中國傳統哲學所作的獨特思考一般是走“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之路。在中國哲學看來，每一個個體的人中，都禀承有普遍的道性，每個個體的人都是一個小宇宙，是整個大宇宙的一個縮影和折射，是自足自爲的。每個個體的人都可以通過修己之德，達到與大道的相通。故儒家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人生境界和聖賢氣象問題。

　　通常，儒家將個體生命的價值實現與對“仁”“義”的追求結合在一起，生命的意義在於求仁、行義，在求仁、行義中成就君子人格與大丈夫精神，並以成聖、成賢爲期。君子人格、大丈夫精神乃至成聖、成賢也因此成爲儒者的人生追求目標。這種理想人格與成聖、成賢的人生價值追求，既强調治國、平天下的“經世”“濟民”，也强調個體的心安理得、安樂閒適的内在精神“超越”，這也就是其所追求的“内聖外王”。其中，“内聖”又成爲“外王”的基礎，而“内聖”的内在精神“超越”，便包含有個體的身心健康這一最基本的訴求。

　　在《周易》文化的倫理、政治理想中，有許多内容展示了其終極的價值追求。雖然現實的情形往往與他們的價值理想背道而馳，但他們對人、社會等存在世界的價值思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下文試論之：

　　（1）“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

　　《易傳》認爲，《周易》這部經典就是要通過探討事物變化法則和人的本性，使人能够窮盡事物之理和自己所禀之善性，從而培養人的德性、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如《干》卦初九爻辭爲“潜龍勿用”，《文言》對此解釋道：初九曰：“潜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徳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潜龍也。”

　　《文言》認爲，《干》卦初九爻辭“潜龍勿用”説的是居濁亂之世君子的修養法則。《干》卦初九爻居一卦之最下位，象徵社會的最底層；“潜龍”則比喻有才德而隱居的君子。君子在濁亂惡世，因不願意與壞人同流合污，甘心隱藏，不求成名；德操堅定，不爲時勢、世道而改變自己；雖不爲外界所認可、贊同，却悠然自得、胸懷坦盪，無任何之煩悶；對合於其價值理想的事情則積極行之，反之，則避之而不爲，他堅定高尚，志不可撥，如泰山般不可動摇！《文言》認爲，這就是《干》卦初九所説的“潜龍勿用”之意。當然，對“潜龍勿用”，《文言》還給予過另外的解釋：“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潜’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周易·文言》。這裏的意思是説，君子要以自我道德的完善爲人生的重要目標，他的一切行動皆以完善自己的德性爲基準，并且要體現在每天的日用常行中；“潜”意味着雖有美德，却隱而不顯；雖有善行，却未致完成，君子對此是不認可的，故説“潜龍”“弗用”。

　　（2）“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干》卦九二爻辭謂：“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文言》對之解釋道：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干》卦九二爻代表的是治世時君子中正、謹信、謙誠、善世、教化的品格與特徵。《干》卦九二居下卦之中，中則無過、無不及，這象徵着有龍德的君子行事中正而無偏頗，故其最平常的言、行都能够做到嚴謹而有信；又因其居中不偏，故日用常行中，就能摒除各種邪惡，存其忠誠；九二雖爲陽爻，但却甘居陰位《周易》中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干》卦九二爲陽爻，但所處却爲二之陰位。，這象徵君子善於利益世人，却不炫耀、自夸，從而其恩德能够廣博而施、無所不化。在此基礎上，《文言》又説：“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周易·文言》。

　　這主要解釋《干》卦九二爻辭“利見大人”中的“大人”當具有何種品質。“大人”即君子，他的特點如九二爻一般，在於廣泛學習以積聚知識；多思、多問以明辨是非；以寬厚的態度待人，以仁慈之心行事。故學習、問辯、居寬、行仁四種美行，乃《干》卦九二爻之爻德，可以之爲“君德”，也即大人、君子當有的個人修養之德。

　　（3）“樂天知命”與“安土敦仁”

　　《易傳》還將道家自然主義的宇宙意識和儒家的人文主義的價值理想、人文情懷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如《繫辭》説：“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周易·繫辭》。

　　天地自然運化與《易》理不相違背，聖人之德“與天地相似”，與天地之道亦不違背；《易》理“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周易·繫辭》。周遍萬物、成就天下之事而無差錯，聖人以《易》知萬物之理，亦可以利天下而無差錯；《易》周流六虚、變化無窮，雖流變、旁通而不失其正，聖人知天之化，樂而順應之，故總能“樂安於天知命”、處之泰然而無憂。自然界中，萬物之性，静安於大地；人類社會中，聖人之性，敦厚於仁，故仁者方能够真正懂得如何愛人。

　　《易傳》認爲，《周易》“窮神知化”“鈎深致遠”，旨在探尋事物變化的規律、法則，人的思想修養與行爲實踐應該與這種法則相應。如《周易·象傳》説：“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否》上干、下坤，陽在上，昇而不降；陰在下，降而不昇，陰陽相背離、不相交合，乃閉塞不通之象；君子觀此象，當收斂自己的才德，避開此亂世，不可以享受榮華、俸禄，免得與小人同流合污。“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蠱》上爲艮山、下爲巽風，故爲山下有風之象，狂風爲山所阻則激盪逥環，草木無不敗壞，君子以此“象”比喻社會風氣敗壞，要想振奮民心，必先培育其美德。“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上爲巽風、下爲震雷，風烈則雷震愈甚，雷激則風勢益烈，風雷相得益彰，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以修身，見人有善則如風之拂、必虚心學習之；見己有過則如雷之震、必發心改正之，如此則道德可以得到日益完善。應該説，《易傳》對於君子個體安身立命的處世原則，多有論述：如《象傳》主張“反身修德”（《蹇》），“懲忿窒欲”（《損》），“非禮弗履”（《大壯》），强調 “立不易方”（《恒》），“自昭明德”（《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要求“言有物，行有恒”（《家人》），“以虚受人”（《咸》），“遠小人”（《遁》），“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大過》）等，對個體的修養以及安身立命之道多有闡發，其中的積極意義是勿庸置疑的。

　　應該説，培育和弘揚核心價值觀，有效整合社會意識，是社會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社會秩序得以有效維護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棄傳統、丢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澱了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爲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她的精髓仍然存活在現代中國人的心靈之中；通過從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汲取其精華，古爲今用，我們的核心價值觀體系的建構將可以獲得不竭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從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總結出符合時代和社會需要的内容，仍然是我們當前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之一。


　　章偉文，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