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的争議與探討

　　文明是人類所創造的各種成果的總和，根據其形態是否爲可感知實體，總體上可分爲物質文明和非物質文明，非物質文明主要包括制度類和意識類的文化現象。學術界普遍認爲優越的自然資源、或易於形成“挑戰-應戰機制”的自然條件是促進人類文明産生與發展的主要因素，而對不同文明相遇會發生衝突還是融合則是各執一詞。本文從層級系統的運行規律視角提出：文明是人類生存需求的産物，不同文明接觸會同時發生衝突與融合，最終發展方向由人類需求决定。

　　學術界對於文明的劃分標準及内容多種多樣。能够達成共識的是人類曾經擁有不同的文明。那麽，一個引人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當不同文明相遇時會發生衝突還是融合？下面兩個觀點具有代表性：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他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亨廷頓把文明定義爲“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範圍，人類以此與其他物種相區别，文明既根據一些共同的客觀因素來界定，如語言、歷史、宗教、習俗、體制，也根據人們主觀的自我認同來界定。”參見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認爲文明的衝突具有普遍性。“不同文明國家和集團之間的衝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總是産生集團之間衝突的東西：對人民、領土、財富、資源和相對權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對於另一個集團對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將自己的價值、文化和體制强加於另一個集團的能力。”文明本身的傳播與多元文明的存在並不矛盾。“一個文明中的革新經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納。”但由於不同文明的不兼容的世界觀，文明需要通過衝突形式遵循自然界“適者生存”的演化法則選擇去留。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今日簡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不同意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觀點。他認爲“把文明的衝突類比於物種之間的競争是錯誤的”，因爲文明不同於物種，它没有“本質”，人類行爲定義了各自的文明。動物會分裂成不同物種，而物種一旦分裂就不會再融合。可是人類却一直在融合，現代文明是相通的。“雖然人類距離建成一個和諧社會還很遥遠，但已經屬於同一個熙攘的全球文明。”【以】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今日簡史》，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102頁。

　　二、文明的源起與演化

　　文明的觀點是由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相對於“野蠻狀態”提出的。文明出現的標誌，一般有三要素説或四要素説。三要素指城市、文字和金屬工具，亨廷頓認爲，文明社會不同於原始社會，因爲它是“定居的、城市的和識字的”。丹尼爾在《最初的文明》中認爲文字、城市、復雜的禮儀中心三者有其二即是文明。貝冢茂樹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中將文明三要素定義爲文字、宫殿基址和青銅器。四要素是在三要素之上加上一條禮儀性建築。這種觀點最早是由英國一些考古學家根據西亞文明發展情况提出來的，不過有些概念和邏輯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例如城市在文明中的核心特徵是什麽？是指足够多的人口聚集還是大量密集的房屋建築與發達的排水系統？三要素或四要素之間是什麽關係？是並列關係還是因果關係？考古學者柴爾德將城市的特徵歸納爲十個：1、人口規模；2、分工專業化；3、生産剩餘物資能够集中；4、社會階級分化明顯；5、國家和政府組織成形；6、有公共建築物；7、有遠程的貿易活動；8、有紀念性質的大型工藝品出現；9、文字出現；10、算數天文幾何等抽象科學開始萌芽。馬克垚：《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26頁。然而這樣的歸納似乎無法抓到問題的核心。學界也存在涵蓋範圍更廣的文明要素與産生條件的論述。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哲學家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在其洋洋千萬字的《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中提出文明的八要素説：勞動（耕種、工業、運輸、貿易）；政府（家庭、法律、國家、社會組織）；道德（風俗、禮儀、良心、操守）；宗教；科學；哲學；文字；藝術。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著，台灣幼獅文化譯：《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一《東方的遺産》（Our Oriental Heritage），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946-950頁。這樣一種全面的要素歸納可能更符合文明起源的真實發展歷史，但在理論分析中却難以捕捉到邏輯主綫。

　　三、文明的衝突與融合

　　衝突來自競争，競争爲了適應。當母系統發生改變時，子系統必須發生適應性改變。改變的方向是通過競争方式選擇最有適應力的子系統。地球生態系統發生變化時，生物系統與無機系統均要發生變化，由此帶來人類系統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文明系統的變化。從演化的方式看，文明之間及國家之間都存在衝突與融合。通過衝突與融合，産生更適合人類發展的系統形態。

　　（一）衝突與融合——文明競争的方式

　　文明是人類的衍生物，文明的功能是要讓人類得到更好的發展。文明愈强大，其所屬人群的生存和繁衍條件愈有利。評判文明强弱的標準只能由競争的結果决定。惡性競争誘發衝突，衝突引發兼併。一萬年前地球上萌生出數千個人類文明，但公元前2000年只剩下數百個到兩三千個，公元後2000年更是僅存七八個具有代表性的文明和一些瀕臨滅絶的小文明。國家也有類似現象，中國西周初年800多諸侯國，春秋時期還有100多，東週末期基本只剩下戰國七雄。衡量文明强大與否的標誌有兩個：一是認識和運用自然的水平與能力（天人關係），二是協調和組織人群的功能與效果（人際關係）。前者，比如人類從遊牧（采獵）文明依次演化爲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顯示文明内容的進化與昇級。後者，例如人類從原始社會依次演化爲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産主義社會，也體現了文明水平的提昇。天人關係和人際關係這兩方面的協調功能越强大，文明競争力也越强。不過這兩方面不一定同步，例如農業文明雖然在生産能力和哲學水平上高於遊牧文明，但却可能在組織能力和團結效果上低於遊牧文明，從而被後者擊潰。

　　（二）統一與分裂——國家形態的演化

　　文明演化的規律也體現在國家的演化中。國家是文明的現象之一，但國家與文明的演化並不同步，一個文明可以包括多個國家，一個國家也可以容納多種文明。國家系統的穩定性較之文明系統更加脆弱，變化更加頻繁。一個國家可以由不同文明交替成爲主流意識形態，一個文明在國家滅亡以後却可以長期存在。國家是國際社會的子系統，當前國際社會以國家爲基本單位。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競争，同一國家内部也存在競争，如果這種内部競争昇級爲不同政權之間的競争，就可能演化爲國家分裂與統一的競争。

　　從國家最高權力很多文獻將國家最高權力視爲“主權（Sovereignty）”或“立法權”，但“主權”内涵與意義在國際學術界有較大争議，本文“最高權力”是可以行使諸多終極權力（包括“立法權”）的權力，换言之，國家最高權力派生出立法、司法、行政等具體的終極權力。的角度可將國家分爲統一、分裂和分治三種狀態。國家的最高權力包括對内的最高權力和對外的獨立地位，前者指可以行使和分配頒佈法律、司法、任命公職人員、征收捐税、發行貨幣、組織和調動軍隊等權力的權力，後者是被國際上絶大多數國家承認、並具有行使對外戰争與和平、締結國際條約等權力的權力。英國學者布爾（Hedley Bull）的“内部主權”與“外部主權”的分類概念與此類似。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Macmillan, 1977, p.8.一個國家如果對内最高權力和對外獨立地位都是唯一的，國家是統一狀態；如果二者都不唯一，國家是分裂狀態；如果對外獨立地位是唯一的，國際上只承認一個代表該國的政權，但同時對内最高權力不唯一，存在兩個或更多互不隸屬、各自爲政的政權，則國家處於分治狀態。

　　四、結論

　　文明是人類社會的衍生物和子系統。文明是人類生存需求的産物。由於地球生態環境的變化，在沙漠與洪水等外部自然條件的刺激下，人類出現大規模聚集之後，圍遶着生存和秩序兩大主題才産生文明現象。生存主要是解决人與自然的關係，秩序主要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通常作爲文明標誌的城市建築和金屬使用，是人與自然互動的結果，文字和國家的出現則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成果。

　　不同文明接觸會同時發生衝突與融合，最終發展方向由人類需求决定。衝突來自競争，競争爲了適應。當母系統發生改變時，子系統必須發生適應性改變。改變的方向是通過競争方式選擇最有適應力的子系統。均具有適應力的子系統之間的競争也是子系統演化的根本動力。文明的競争源於資源的稀缺性，早期還包括人口的稀缺。文明系統早期的演化方式是主要依賴量的增長，即依靠增加資源與人口獲得成長，文明系統發展到成熟階段，演化方式也向質的提昇轉變，以自願交换等非武力手段解决衝突也越來越頻繁。在一定程度内，競争和衝突的减少有利於系統的共同成長。競争也可以通過融合的方式進行。學習與流動是文明融合的主要方式。

　　國家是文明的現象之一，文明演化的規律也體現在國家的演化中。國家是國際社會的子系統，國家系統演化受國際母系統的影響或支配。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競争，同一國家内部也存在競争，如果這種内部競争昇級爲不同政權之間的競争，就可能演化爲國家分裂與統一的競争。國家系統的演化過程被序參量主導，社會輿論、主流觀念和政權都是序參量，都受國際社會母系統影響或支配。有利於人類社會母系統發展的國家統一或分裂易於實現和長久，反之則較難實現而短暫。


　　朱磊，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