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日電（作者　汪毅夫）清同治十三年（1874），淮軍名將唐定奎奉旨率其銘、武13營從徐州移駐台南，以參與抗擊侵台日軍西鄉從道中將部隊。日軍侵台的藉口是台灣“番社”居民曾殺害遇海難漂流台灣的琉球船民。

　　據《清實録》，清廷明確指示：台灣“番社”居民“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爲化外遊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現據各社番目吁乞歸化，即着該大臣等，酌度機宜，妥爲收撫，聯絡聲勢，以固其心，俾不至爲彼族所誘”。然而，日人狡詐成性，屢唆“番社”居民鬧事。如，“刺桐脚莊民有勾引日兵往攻龜紋社之謡，亟應早爲解散。沈葆楨等雖照會日將西鄉令其阻止，惟彼族正在招誘村民，藉端生事”。用沈葆楨的話説，同光之際台灣的“撫墾事宜”時或“變撫爲剿”，迫不得已也。淮軍“步步披榛而進，生番有遠遁之勢”，淮軍乃“久駐以困之”，如《清實録》記：“南路竹坑等番社，經提督唐定奎等督軍深入，搗巢攻險，將竹坑、本武井内外獅頭等社剿克，餘番逃竄。現在分兵進扎，擇要扼守。”清廷當此“變撫爲剿”，也要求唐定奎等“寬其脅從”，令其“悔罪輸誠”。唐定奎及其淮軍13營入台，參與以武力脅迫來台“尋仇”的日本侵略軍退兵，俾“番社”居民免遭其荼毒；又參與台灣“撫墾事宜”，進剿亦不忘招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