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5日電（作者　汪毅夫）現代學者研究閩南文化有近百年的學術歷史、有方言志/民俗志研究的學術傳統。1926年，厦門大學在國文係基礎上增設國學院，國學院又附設方言研究會和風俗調查會。當年，厦門大學國文係、國學院的學者將研究的視野從文獻、文物擴展到田野，提倡“旅行看現代人的生活”（顧頡剛教授語）即田野調查：實地記録方言現象，也實地記録民俗事象。他們曾有出版閩南文化研究合集《閩南講學集刊》的計劃而未果。擬議中的《閩南講學集刊》包括羅常培教授《閩南方言研究》、林語堂教授《閩粤方言之來源》和張星烺教授《泉州訪古記》、顧頡剛教授《泉州的土地神》等，包括閩南方言志研究和閩南民俗志研究的經典作品，體現的是方言志/民俗志研究的學術傳統。後來，顧頡剛教授將方言志/民俗志研究表述爲“用風俗解釋方言，即以方言表現風俗”。厦門大學學者影響所及，閩南地區漳、厦、泉學者起而響應，閩南文化研究的風氣、閩南方言志/民俗志研究的學術傳統風生水起。其時，在台灣也有學者如連横潜心於台灣地區“台語”即閩南方言，以及閩南民俗的記録、考源和考釋，潜心於方言志《台灣語典》龢民俗志《雅言》的編寫。

　　接續百年學術歷史、繼承百年學術傳統，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漳州市漳台文化交流協會、閩南師大閩南文化研究院共同推出的《閩南傳統民俗文化》（福州，海峽書局2019年版），是閩南方言志和閩南民俗志的完美結合，是閩南方言志/民俗志研究的力作。

　　這部收羅宏富的學術巨製從總體看，有辭書的影子，似辭書而不是；又有方言龢民俗的因素，是方言志、也是民俗志。首先，書之前言有“閩南方言標音方案”，包括泉州、漳州、台灣、厦門的閩南方言之聲母、韵母和聲調的標注方法。書中“每一方言字首次出現時均加以標音，其後再以普通話規範字括注”。我曾見60年前，在普通話拼音方案制定和公佈後，廣東省教育行政部門審定和公佈的《廣東省四種方言拼音方案》，包括廣州話、客家話、海南話和潮州話的拼音方案。這是因爲普通話拼音方案並不全完全適用於方言標音。例如，閩南方言“安姐”（妾之一種）的“姐”字是無法用普通話拼音方案準確標音的。出於無奈，我曾在論文裏就“安姐”之“姐”字做過説明：“音近於‘這’，但‘這’字不讀翹舌音”。而《閩南傳統民俗文化》第4册第214頁適用“閩南方言拼音方案”，輕鬆而準確地爲“安姐”標了音。其次，書中往往於“方言字”下來一段相關民俗事象的描述，或在描述民俗事象後用“方言字”概括之。全書幾乎是由“用風俗解釋方言”或“以方言表現風俗”的段落搆成的。在我看來，若書後附録“方言字”索引，則可以將全書當方言字典或民俗辭典一類工具書使用。

　　這部精雕細琢的文化精品在分部和細節上也頗多亮點。譬如，書中“談閩南文化，但不限於地理上的閩南”、不“漏談台灣”，將台灣部分與漳州、厦門、泉州等量齊觀，如此甚好；對長期生活在閩南、台灣地區的少數民族的民俗，書中也有選擇性的適度描述，并且有民族文化相互影響的論述。描述和論述往往相當精到，如第4册第230頁關於畬族婚禮上新娘“作爲三公主的女兒只要躹躬、作揖，無須跪拜”的描述，非經深切觀察、熟知其族源傳説者不能出此；又如，第1册第30—31頁關於漢族“一些日常詞彚是來自當地少數民族文化，例如將男女婚配都稱爲‘牽手’，少女稱爲‘猫女’，然後一進步改造成‘烏猫’，用來指代暗中與人談情説愛的少女”的論述，有多重論據足資證明。

　　《閩南傳統民俗文化》的主編林曉峰、副主編陳易洲、顧問陳正統、撰稿陳榮翰，以及在書之《後記》題名的張龍海、王連茂、鄭鏞、張大偉諸君，都是我的朋友，我因爲他們的學術成就，也因爲可以常語人曰“我的朋友林曉峰”、“我的朋友張龍海”等，而在心裏説“我驕傲”也。　　　　　　　

　　我向讀者諸君鄭重推薦《閩南傳統民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