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之中，傳統價值體系是最重要的精神財富之一。傳統價值觀引導了中華民族走過幾千年的文明之路，至今仍然保存在人們的思想精神之中。今日，全人類處於大變革、大調整的大時代，迫切地需要推崇新型的價值觀以塑造全球新秩序。中華文化中的傳統價值，可為新型價值觀的建造提供所需的資源。

　　當今世界危機不斷發生，全球性挑戰不斷出現：恐怖襲擊、民族衝突、地區動亂、環境惡化、經濟危機等。人類怎麼啦？世界怎麼啦？關注人類命運的人均會發出這樣的提問。

　　總體而言，人類歷史是在進步而非倒退之中；人類文明主流從工業文明時代走進了訊息文明時代，人類社會因為工業化、信息化而進入全球化時代。那麼，究竟是什麼導致了危機與挑戰？是價值體系出了問題。自由民主模式的普世價值是人類工業文明的產物，也是主導人類社會資本化、工業化的主流思想價值。1992年，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提出了“歷史的終結”論斷，認為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可是，20年之後的今天，這個“歷史終結論”被無情的現實所否定，其錯誤的論斷反而被終結。

　　自由民主價值觀，曾經指引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曾經是現代人類文明的方向標與世界秩序的量度尺。當人類主流社會由工業文明走進訊息文明的歷史新時期，自由民主的所謂“普世價值”所存在的缺陷便表露無遺。當今，世界上不同的國家或民族處於發展不平衡狀態，有的還處於農業文明前期，有的剛走進工業文明的門檻，而有的已跨過工業文明並到達信息文明的成熟階段。由此，不同文明引致的衝突是產生世界危機的根源；也是檢驗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存在局限性的實證。

　　人類歷史的潮流不會因曾經的進步而停頓，也不會因中途的危機而倒退。人類文明的大趨勢正一浪高於一浪地向前運行，因此全人類的價值觀也必須隨之作出更新。由於全球化是全人類不可逆轉的必走之路，因此處於不同文明的國家民族必須充分融合，全人類迫切地需要有一個更完美的價值體系。面對全球的危機與挑戰，中華民族的傳統智慧可給予深刻的啟示。面對“普世價值”體系需要更新，中國的傳統價值可以彌補“普世價值”的不足。

　　一、“普世價值”存在局限性

　　當今，世界上講起價值觀最膾炙人口的就是“普世價值”。這價值理念孕育於西方工業文明，被詡為全人類認同、超越宗教及國家民族、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價值理念。“普世”一詞來自中世紀基督教的概念，“普世價值”的基本理念顯然受基督教的影響，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無論在早期西方社會廢除奴隸制度的時代，或者於近代工業文明時期，普世價值觀對人類文明與進步都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普世價值”的主要內容是：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由之再引伸出其他內容。

　　“普世價值”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否為所有人都接受的價值？實際上，“普世價值”並未普遍地被所有人接受，還存在著不少爭論──

　　（1）客觀論者認為：普世價值是客觀存在，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每個人都有生存、自由的權利，人與人是平等的關係...。因此，無論何時、何地、何人應受“普世價值”理念的約束。

　　（2）相對論者認為：“普世價值”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價值標準，是有條件的價值。不同國家或社會，人們對價值觀的取向及對價值的衡量尺度不同。例如：生產力落後和生存資源短缺的社會，最重要的是生存權；為了絕大多數人均有生存上的保障，社會資源必須強制性地平均分配。還有：經濟不發達及知識水準低下的國家，不可能實行民主，反而開明的獨裁是國家制度較好的選擇。

　　（3）和平論者質疑：為什麼“普世價值”中不包括和平？其實，和平是全人類的共同願望和絕對價值。如果世界沒有和平，“普世價值”還有何意義？有人批評：近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自由民主的名義，挑起多場戰爭顛覆他國的主權；或者不顧實際的國情，干涉他國的內政，推行自由民主模式。由此，致使某些國家長期陷入動盪及戰亂。對此，和平論者質疑，這是以“普世價值”為幌子，以自由民主為藉口，實質以戰爭手段操縱利益及掠奪財富。對“普世價值”的內容隻字不提和平，不是疏忽之舉而是有意為之。

　　（4）哲學論者以為：“普世價值”屬於政治觀上的價值；因此，必然有政治條件──不同的國家、社會、民族、文化等條件之下，價值則不同。比如，一個高度民主的國家，需要具備的條件是發達的經濟水準、高等知識教育及良好的國民質素等基本條件。有這些條件，才可能現實利益平衡、理性處事和遵法講理等。

　　（5）還有支持者認為：“人權高於主權”及民主化應“一人一票”選舉，否則有違人權及民主等等。而反對者認為：歷史上，民意曾經支持法西斯、種族主義；有時，民意祇為短期利益而不顧長期利益，或祇為個別國家利益而罔顧全人類利益，民主結果並非可靠無誤。

　　“普世價值”引起贊同者和異議者的諸多劇烈爭論。贊同者大力推崇其絕對性，指責那些有違“普世價值”的做法，是自絕於人類或反人類的行為，並將“普世價值”看作無形的人類法或國際法。異議者認為，“普世價值”是政治、文化的工具，用於操控世界的話語權。某些西方國家，利用“普世價值”的美好理念，製造各種堂皇的藉口干涉他國，實際是為自身謀取國家利益及集團私利。

　　從以上爭論說明：一、“普世價值”存有許多異議及缺陷，不是絕大多數人均認同的價值，不可稱有普世性。二、“普世價值”存在相對性，由於在不同條件表現的價值有差別，所以不具有普遍意義。

　　二、傳統價值經歷史檢驗

　　在怎樣的宇宙觀感應之下，會產生怎樣的價值觀。中華民族的傳統宇宙觀是天地人合為一體的理念，傳統的思維是天道、地道、人道相副相通的整體觀，因而傳統價值觀依循天地秉性而建構、形成起來。來自於整體觀思維，中華傳統觀念認為宇宙之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關聯、互相依存地存在。人與人、群體及社會也是這樣。因而，傳統價值會出現諸如：和諧、包容、中和及中庸等等理念。

　　在傳統價值中，有兩條最根本、最代表性的價值理念：一、基本價值標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現在的闡述是：自己不接受及不利的事物，不應當強加於他人；不要做損人利己的事，不能對他人採用雙重標準。二、崇高價值標準──“渡己渡人，利人利己”。現在的闡述是：為人準則，在自己追求進步、提高、解脫之時，應引導他人也得到進步、提高、解脫；處事準則，應做有利於他人也利於自己的事。實際上,處事有利於他人，最終結果是有利於自己；由利人而利己的行為，是最高精神層次的體現。為人能夠做到“渡己渡人”，處事才能做到“利人利己”。

　　無論站在哪個角度：從社會性看，利人利己是人與社會關係的最高行為；從商品經濟看，“利人利己”是人性的基礎；從創造財富看，祇有“利人利己”的行為才是真正創造財富，其他損人利己等行為都是掠奪或轉移財富。由此可見，“利人利己”是人性的高等層次。一個能“利人利己”的人，必是具備高度能力及高尚人格的人；一個能“利人利己”的民族，必定是具備高深智慧與文化的民族；一個能“利人利己”的國家，必定會成為偉大的國家。

　　無論是在哪個領域：許多成功、知名的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哲學家、教育家、作家等，這些大智大慧者不單以言行認定“利人利己”是人類的高尚價值，而且以非凡的成就印證了利人的最終結果必然利己。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國家也是這樣。種種事例，可以證實利人則利己的事實。

　　“利人利己”的傳統價值，既體現崇高性又具備完美性。崇高性在於所想的不祇自己的利益，而且顧及他人的利益；所做的不只對自己有利，而且對他人也有利。完美性在於不是祇偏面地強調利己，而是同等地注重利人；將權益與義務相結合，使兩者成為完美的統一體。這種價值理念的普世性表述：

　　基本價值的行為準則──任何人或國家追求自身正當的權益，不能損害他人或他方應有的權益；追求自己的生存發展，不能剝奪他人的發展權利；自己取得富裕強盛，不能造成他人貧困積弱...等。

　　崇高價值的行為準則──任何人或國家，創造的價值或財富不僅為自己所享有，也應當令其他的人或國家得到分享或受益；自己擁有生存發展權，也應維護他人的生存發展權；自己富裕起來，也應當協助他人擺脫貧困。

　　傳統價值要得到兌現，需要有兩方面條件：一、人本條件──當多數人都擁有高度的生存智慧和生存能力，所創造的價值和財富超出自己所需還能奉獻社會、有益他人。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是人之常情與本性。有充足的物質財富，必將促進精神財富的追求。還有，多數人都擁有更高度的知識和智慧，所追求的價值和理想不僅豐富了自己，還會自覺地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和義務。二、社會條件──信息化和智能化。信息化的社會，訊息流通及知識普及，所有人從中獲取各種知識與資訊，消除因訊息閉塞引致的愚昧與無知，民眾的綜合質素必然大為提高。智慧化的社會，由於科技知識的廣泛運用，高度的創造力和生產力令人類告別了資源不足、物質匱乏的時代，全社會因生存資源豐富、生存質素優化而趨於更加融合與和諧。

　　今天，人類主流社會已經到達成熟的信息化階段，並將朝向智能化的階段發展，社會的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的程度越來越高。人類文明大趨勢，將令傳統價值可以得到兌現，因為所需的人本條件與社會條件正趨於成熟。

　　三、兩種價值理念的異同

　　“普世價值”與傳統價值的內涵有相似性，又有差異性。將兩種價值理念稍作比較，便看出兩者的異同之處。

　　（1）權利與義務──“普世價值”的核心內容：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並引伸出其他內容：公正、平等、博愛...等。這些內容主要強調的是人的權利，其中法治包含對權利的規範及制約。傳統價值的核心內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基本價值、引伸的內容：仁、義、禮、智、信等；還有“渡己渡人，利人利己”的崇高價值，引伸的內容：眾生平等、施捨行善、和諧包容...等。這些內容主要強調的是人的義務，其中更體現出付出與奉獻精神。總之，普世價值以個人權利為先，而傳統價值則是義務先於權利。

　　人類因互相需求而共構社會，所以每個人有社會權利，也必須有社會義務。特別在今日的全球化時代，全人類互相關聯、互相依存的程度空前緊密。每個人的利益均是從社會中來，享有的權利均是社會所賦予，所以也應當為社會及他人承擔相應的責任或義務。在原則上，從社會中獲取更多利益的個體或國家，應當為社會承擔更多的責任或義務。這樣，才能推進人類文明向前發展，才能令世人享有更高水準的普世價值。

　　（2）內涵相似──傳統價值與“普世價值”的內涵有許多相近之處，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念，不但包含尊重他人的自由、人權的理念，而且增加責任的含意。儒家的五常與普世價值的具體內容相近的如：仁──博愛、義──公平正義、禮──尊重、信──契約精神等。道家的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包含今日的環境保護理念。佛教的“眾生平等”，不僅概括了普世價值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又包含保護動物的意思。還有，道家及佛家都推崇“渡己渡人”的理念，不僅體現助人行善的價值觀，還從更深層次表達出，只有同進步、共榮辱，人類才能從根本上共享真正的“普世價值”。可見傳統價值觀之中，不但涵蓋普世價值的內容，並且更為深刻、全面地體現人類的共同價值。只是傳統價值理念的具體內容，應作時代的表述才合乎時代的精神需求。

　　（3）時間性和地域性──傳統價值觀是中國農業文明的成果，經歷幾千年的封建宗法社會至今，其價值依然不減，為今日的中國社會甚至國際社會所認同。可見，傳統價值理念的根本精神，沒有時間及地區局限性。然而，具體的內容及表述仍然披著古舊社會的色彩。而今，人類主流社會從工業文明過渡至訊息文明的歷史時期，傳統價值非常需要增添時代的內容與表述。這樣，其價值體系才能更臻普適性。人類社會文明正在不斷地演進──漫長的農業文明、中長期的工業文明、短期的訊息文明，面向未來是智能文明。如今中國及世界都應建構更崇高、完美及圓滿的價值體系。經過歷史檢驗的中國傳統價值，應成為這個新價值體系的重要支柱。近年，中國提出一些理念：和諧社會，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均是從傳統價值中發展出來的命題並賦予時代的內容與表述。現在，應該是到了對傳統價值作全面的時代轉化的時候了。傳統價值體系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及道德等方面價值。這些價值是中華文明的成果，也屬於全人類的成果；不僅適應當今的訊息文明社會，而且也將適應未來的智能文明社會。

　　普世價值觀是西方工業文明的成果，經過中西文明的交匯傳播至全球。為什麼“普世價值”近世紀才在西方出現？早期，奴隸社會的生產力及知識落後，社會現實祇有獨裁、極權、專制及人治，不可能產生自由民主社會。近世紀，工業文明孕育了資本社會，促使生產力及知識進步起來，才開始發出普世價值的呼聲。真正成功的民主社會均出現於經濟富裕、教育發達的地區或國家，而落後國家所推行的自由民主均存在缺陷，所實踐的普世價值多數難以成功。這說明普世價值的社會實踐，需有合適的時間及社會環境。

　　（4）時代性與永恆性──普世價值經過延伸再發展出其他時代性理念，環境保護是其中之一。近代，出現環境保護的理念並得到所有人強烈呼應，是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已經威脅全人類的生存發展。農業社會的生態環境良好，沒有污染問題；工業社會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後工業社會的環境惡化更引起世人高度關注。環境保護的理念是工業社會的產物，是時代性的價值觀。未來，訊息科技發展所衍生的訊息干擾與污染等，將出現新的價值訴求及新理念。例如：訊息清潔理念，清理有害、虛假、干擾之類的污染訊息。

　　傳統價值的內涵豐富，有些內涵已經作出時代的解讀，結合當今的內容並體現出其價值的時代意義；有些內涵需要與時俱進，跟隨時代變化而創新與發展。例如：傳統價值中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不止包含純粹的環境保護，還包含人適應大自然，以及人與大自然良性互動的理念。例如：人類應適度開發自然資源及規範人工改造自然環境，這樣可以提前避免導致各種後遺症。傳統價值的基本精神不會變，但是具體內容應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總之，傳統價值的精神應與不同時代的實際相結合並在繼承中創新，才能展現其永恆的價值又體現其時代的意義。

　　四、推崇傳統價值的意義

　　今天，全球化浪潮不僅推動經濟全球化，還將推進東西文化的匯合與交融。來自西方的價值觀念已經大量輸入到中國，而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也必然令中國的價值觀念輸出到全球。兩種價值觀念的融合，將更大地豐富與完善全人類的價值體系。“普世價值”產生於西方的工業文明，顯現了西方的文化色彩，曾經照耀著近代人類的文明之路；傳統價值孕育於東方的中華文明，表現出東方的文化特色，並且照亮了漫長的東方文明。經過歷史長期驗證的傳統價值，時至今日其中的思想精神價值依然不減。傳統價值理念具有普適性，只是在不同的時代需要作相應的表達。所以，無論在國內社會或者國際社會中，推崇傳統價值均有重要的意義。

　　（一）國內社會的廣泛意義──

　　（1）中國要持續發展，需要推廣一套更高文明的價值標準為精神引擎，以推動全體國民質素全面升級。祇有國民質素不斷提升，才有持續發展的動力。信息文明的時代，令所有人的知識、視野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長與開闊。正如：數百年來，西方的工業文明產生“普世價值觀”，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促進西方的經濟、科技取得高速的發展與巨大的成就，並且推動了世界的文明與進步。百年來，中華民族以傳統價值理念、自強不息的精神，從磨難、波折、積弱之中邁向富強與崛起。而今，乘借信息文明的大勢，可以使傳統價值理念再次釋放精神能量，可為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持續發展提供新動力。

　　（2）國內的社會治理，需要擁有一套更高文明的價值標準作為社會指引，以維繫社會和諧與穩定。隨著中國經濟的大發展，經濟浪潮沖擊全社會及每個人。社會的大發展，伴隨著大變化及大波動；只有有效的社會治理才能維護社會大平台的穩定，保證社會整體健康地運行。有效的社會治理，除了需要更完善的法制體系，還需有完美的思想道德體系。兩者的結合，可令社會治理既有法治保證也有德治保障。

　　傳統價值理念為社會的德治提供了完美的價值標準。例如，在經濟大浪潮中，人人均想致富。怎樣的致富方式才能被接受及受鼓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傳統價值理念的精神，完全適用於當今的社會。這種精神可以做時代的闡釋：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對財富的追求應給予肯定。其財富的來源既應合法也應合理，其創造財富的結果既利於自己也利於他人，而不是純粹挪取社會財富或轉移他人財富而致富。這樣的致富方式才值得社會的讚賞及推崇，也才有利於社會經濟有序健康地運行。

　　今天，訊息化為社會的德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訊息大流動令社會的透明度、輿論的監管度大為提高。如何在信息化、智能化的社會中建構理想的德治體系，對社會治理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3）精神財富的資源寶庫

　　中國社會要真正、全面富強起來，不僅要有豐富的物質財富，更要有豐盛的精神財富。傳統價值中高尚的精神資源，如果得到轉化、發展成為當代的精神財富，將推動整個社會邁向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大發展以來，社會的物質財富空前繁榮，而精神財富卻未有同等地富足起來。社會上，普遍的價值理念注重物質財富而忽視精神財富。由於價值理念受扭曲，社會中存在過度的物質欲望而缺少精神理念的追求。因此，經濟發展衍生不少後遺症：信仰遺失、道德滑落、貪污腐敗、低級娛樂及環境破壞等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均衡發展，對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

　　古人說過：“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至理名言，對當前推動精神財富的創造非常有啟示性。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令民生富起來，是地利；信息化時代令民智更聰明，是天時；精神文明的建設，將民心凝聚起來，是人和。天時、地利、人和是中國推進精神財富再創造的完滿條件。之前，中國從幾十年創造的經濟奇蹟中，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未來，中國將從創造的文化奇蹟中，樹立起風靡世界的精神文明。相信這個預期，必然會成為現實。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相推相生、互為因果的關係；兩種文明互動共振的結果，是文明發展最高的形式。所謂“一陰一陽為之道”，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並舉地發展，是中國社會走向高度文明的必行之道。

　　（4）推動國家統一的合力

　　傳統價值是推進國家民族統一的最大動力。近代歷史的原因，兩岸人民在政治、經濟上的經歷與體驗不同，因而價值傾向存在差別。幾十年來，大陸人民價值理念傾向於馬列主義與社會主義，台灣人民的價值理念傾向於三民主義與自由民主主義。然而兩岸人民完全共同之處，都是繼承了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幾十年來的不同價值傾向，與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理念，兩者簡直不能相提並論。經濟狀況會變化，政治路向也會改變，時代性的價值傾向也會隨之調整。兩岸關係，在優秀的傳統文化與價值理念的引力之下，終歸祇會合為一體。傳統價值，是兩岸之間一條最為牢固的紐帶。

　　隨著中國社會文明與進步，在傳統價值精神的聚合力之下，相信兩岸存在的不同價值傾向可以並存以及融合。兩岸不同的價值傾向，均成形於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交替時期，屬於時代性的價值。而今，兩岸均跨進信息文明的歷史新時期，因應文明的升級，兩岸對價值理念必然有更高需求。以傳統價值精神為根基，兩岸的價值理念可以整合，形成信息文明社會共同的價值理念。價值理念的統一，終將促成國家民族的統一。

　　（二）國際社會的廣泛意義

　　（1）推崇傳統價值，可令中國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與擁護；不僅為未來的發展營造和諧的環境，而且為民族的崛起取得更廣泛的合作與支援。

　　歷來，每逢大國的崛起，多是通過對外擴張及侵略而壯大起來，從而迫使其他國家民族付出慘重的代價。所以，正在崛起的中國引起諸多的猜忌與恐懼實屬常情，引來攻擊與誹謗也是不足為奇。百年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地奮鬥，抵禦了外來的侵略與掠奪；堅持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擺脫了貧窮與落後，終於從積弱中走向富強。這一切，正是以實踐與行動向世界展示“自強不息”的傳統價值理念，並向世界傳遞出重要訊息，中國必將追求和平崛起。

　　當今，中國的周邊鄰國眾多，在崛起的過程中，與鄰國之間曾經出現某些磨擦或衝突，然而這些矛盾最終都可以和平地化解，甚至戲劇性地由對抗意識轉化為合作意願。許多例子表明，中國成功的睦鄰國策出自於偉大的文化與崇高的傳統價值。對待鄰國關係，中國強調以對話代替武力，以合作取代對抗的做法，令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得到化解。這正是傳統價值理念中“協和萬邦”及“以和為貴，和氣生財”的最佳實踐。

　　（2）推崇傳統價值，對維持國際秩序與社會和諧將會起著積極的作用。

　　歷來，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或衝突，歸根結底是利益及生存發展之爭。在科技、生產力落後的年代，主要衝突在於爭奪自然資源及操縱市場，其形式是赤裸裸的戰爭。在科技、生產力發達的近代，主要的衝突在於生存資源的控制及反控制、國際財富的掠奪及反掠奪，表現形式是金融、貿易、科技方面的無硝煙戰爭。無論什麼形式的戰爭，本質上都是損人或被損的生存鬥爭。

　　當今，全球化的大形勢之中，文明的落差與發展不平衡，成為國際之間矛盾與衝突的主因。科技發達的國家已經到達信息文明的階段，發展中的國家正走向工業文明的階段，而落後的國家還處於農業文明的階段。同在地球村，發達與落後的國家之間，已經裂開了巨大的鴻溝；富裕與貧窮地區之間的發展水平懸殊導致嚴重的兩極化，這是世界動盪或地區動亂的根源。中華傳統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思想，對國際社會的治理與世界秩序的維護有深刻的啟示。

　　（3）推崇傳統價值，能夠更完滿地充實現有的價值體系。人類主流社會進入了信息文明時期，原有的價值體系需要更新才能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傳統價值經歷了漫長歷史的提煉，並驗證其中的精神財富，至今仍有重大價值，是整合新的價值體系的重要資源。

　　“普世價值”產生於工業文明時期，曾經展現誘人的魅力而風行世界。但近代的實踐證實，“普世價值”確實存在缺陷與局限，在國際事務中產生了正面的效果也帶來負面的作用，致使“普世價值”的光彩正逐漸地褪色。例如：“普世價值”中的民主理念被簡單地用於選舉制度上，雖然民主表決不失為解決文明衝突的有效方法，但是卻令部份人完全否定另一部份人的意願或權益。民主的主要價值在於防止少數人獨裁而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但是其效果卻可能是極少數人的差額否決大比例人的選擇。即人數百分之二的差額可以否定百分之四十九的意願。如果民主的理念融合“中庸之道”傳統價值理念，則民主理念的實踐結果將趨於更完滿，社會必會因之更和諧。

　　“普世價值”中的自由理念賦予每個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權利，然而自由是相對的及有限度並且需要附加前提條件。即，任何人只有不干擾或不損及他人，才有權利擁有所要的自由，也才會被其他人認同及賦予價值。人的群居性及社會的群體性決定了個人的自由應受到約束──既應受法律的約束也應受道德的約束。如果自由的理念融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傳統價值理念，則令自由的理念更加完整，社會矛盾也會相應減少。

　　由於“普世價值”的缺陷及局限性，令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國際事務中屢屢被不正當地利用。有的政府以自由民主的名義公然干涉他國的內政，也有國家用自由民主的旗號發動對外戰爭。幾十年來，國際上一次次地出現局部衝突或戰爭，同時一次次地給予世人深刻的教訓：自由民主被利用成為某些利益掠奪者的工具，令其他國家或地區陷入動亂不已的境地。

　　面對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普世價值”已經無法回應時代的需求，原有的價值體系應當更新。當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是全球的新呼聲，是全人類的新追求。這個理念得以實踐，受惠的是全人類，所以特別地稱之謂“普惠價值”。這理念是傳統價值理念“天下大同”的當代表達。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普惠價值”需進一步發展成為完整體系，傳統價值中有豐富精神資源可供發掘與運用。

　　五、傳統文化與中國崛起

　　正在崛起的中國全球矚目。怎樣崛起以及能否成功崛起，不止事關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國家的前途，而且會深刻地影響全世界的未來。中國的崛起必將堅持走和平發展與科學發展的道路，這條道路由兩方面最主要的因素所決定：

　　（一）中華文化支撐和平崛起

　　歷來，中華民族所推崇的是“王道”文化而反對霸道思想；認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並且，中華民族的主流價值觀強調和諧，所謂“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等等。歷朝歷代，中華民族主流對外關係是睦鄰安邦，而非對外擴張及侵略。近代，中國外交關係中提出"和平共處"的五項基本原則也是出於和諧的理念。當代，面對全球化的大趨勢，中國提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正是傳統價值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偉大精神的時代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化的最高及最終形式，中國倡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實施的一帶一路的舉動均受到世界的熱烈呼應，因此中國必仰賴中華文化、價值觀而崛起。

　　（二）時代機遇契合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之初，正值人類主流社會由後工業文明進入信息文明的歷史轉折時期，中國因經歷了工業文明的洗禮而奠定了崛起的實力。

　　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全面走進工業化道路。工業化過程中，大量增加自然資源消耗，確實不利於長期性、持續性地發展。好在這時人類的科技高速發展，科技的運用不但開發了更多的新型資源，而且能夠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因此，中國的崛起過程不會太大地受自然資源的制約，不會因為自然資源短缺而重蹈歷史上大國崛起所走過的擴張、侵略及掠奪的老路。

　　信息文明時代的到來，中國成為新時代的受益者。其一、信息令中國十四億人的知識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智力水平得到全面地提昇。十四億人的創造力成為中國得天獨厚的無型資源與優勢，也是大國崛起強勁的動力。其二、信息化推動全球化，為中國與世界的全方位融合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機。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本質上是文化融合的過程，科技文化、企業文化、商業文化及其他思想文化方面，都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在農業文明時期，社會的主要資源是土地；工業文明時期，社會的主要資源是原材料；而信息文明時期，社會發展的主要資源是訊息和知識。只要利用好訊息知識資源，社會發展所需的主要自然資源完全可以得到解決與滿足。所以，信息化時期是中國崛起的最佳時機。

　　回顧大國崛起的世界歷史，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之初，均受到守成大國的打壓；崛起之後的大國，大多採取向外擴張及侵略的政策。因此歷史上，大國崛起為世界帶來動盪與戰爭，也為其他國家民族帶來災難及傷害。最突出的兩個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大英帝國開始崛起彌後成為第一強國，主導國際事務一百年。曾經統治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及人口，建立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國。當時的英國，乘著第一次工業革命大勢而崛起；舉著自由貿易的旗號，推行全球擴張的政策，勢力遍及亞洲、非洲等；用黃金英磅建起金融霸權，實行殖民統治掠奪世界的資源及市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強勢崛起成為超級大國，主導國際秩序至今將近百年。美國以強大的美元壟斷及控制全球的經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帝國。美國憑著開創第二次工業革命而崛起；舉起自由民主的旗號，推行全球戰略，軍力分佈全世界每個地區；以石油美元建起全球金融霸權，實行金融殖民，豪取巧奪地轉移全世界的財富。

　　有趣的是，美國崛起之初曾經在歐洲興起“美國威脅論”。歐洲人企圖肢解美國以阻止其崛起，英國人介入南北戰爭有意分裂美國。這些現象與當今世界出現“中國威脅論”同出一轍：美國支持台灣及介入西藏、新疆的分裂勢力，企圖肢解中國以阻止中國崛起。歷史的重演，其過程何其相似。盡管受到種種挑戰，但是中國的崛起無法被阻擋。其深層的原因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價值理念無法被顛覆或取代。歷史的經驗證明：強大的軍力不能征服世界，強盛的經濟不能主宰世界，強勢的政治不能控制世界，唯有文化與價值理念能持久地感召世界。

　　從大國的崛起看到，大英帝國發跡於第一次工業革命，崛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興盛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美國發跡於第二次工業革命，崛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興盛於訊息產業革命時期。放眼看，中國發跡於後工業時期與訊息產業革命時期，將崛起於第三次世界大變革，並興盛於智慧產業革命時期。是次，中國舉起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推行的是全球共享、共贏戰略，惠及所有貧富的國家或地區；得到的是中華文化與全球文化大融合，世界將整合為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空前繁榮的大社會。這不是空想，更不是猜想，是智能文明的社會形態必然會經過徹底地重構與重塑,人類社會發展趨勢最終必然整合為全球性的超級大社會。

　　世界最偉大的英國歷史學家，阿諾·湯恩比（1889-1975）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預測：“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祇有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有能力解決二十一世紀世界的問題”；還說：“將來這個世界會統一，統一世界的不是美國人，不是歐洲人，是中國人”。這裡所指的統一，相信不是指通過政治、經濟或軍事控制世界，而是中國文化的高明智慧與價值理念團聚世界，實現人類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大一統。這個預測，顯露出深邃的洞察力；有深度哲學思維的人，對此觀點必然心領神會並且深信無疑。

　　六、價值觀引領民族復興

　　價值觀是一個民族理想與信念的最高體現，決定民族的整體大局，指引未來的發展道路以及成就民族的進步事業，最終關係著民族的盛衰。

　　價值觀主導著一個民族追求的目標、前進的方向，從而確立相應的道德標準、判斷標準與行為準則。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形成，有歷史性的因素及時代性的因素；不同的歷史條件與時代條件之下，會形成不同的價值觀。

　　在農業文明時期，中國的農業經濟經歷漫長的年代。中華民族的基本、普遍的價值觀是天下太平、國泰民安，這可謂是普世性的價值觀。農業經濟社會，風調雨順、安居樂業是所有國民的根本追求。這樣的價值觀適應農業文明社會的歷史條件，同時符合當時的生存環境的需要。在中國歷史上，凡是踐行這樣價值觀的朝代，社會都呈現繁榮昌盛的景象。

　　到工業文明前期，英國開啟了工業經濟的時代。工業經濟社會，自然資源及世界市場是西方工業國家民族的主要追求。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宣揚、推銷自由貿易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適應工業文明社會的歷史條件，同時符合工業時代生存發展的需要。在這種價值觀的引領之下，大英帝國開拓了人類歷史上最廣的領地，從而實現了大國的崛起並且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後來，英國的自由貿易價值觀變了形，淪為殖民侵略和殖民掠奪或不道德的貿易，中國的鴉片戰爭即由之引發。價值觀的墮落，引起殖民地的國家民族紛紛起來抗爭及獨立。之後，英國的國運因此逐步呈現衰落。

　　後工業文明時期，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國家，經濟上大發展因而生活水準大幅提高。這時期，發達的國家民族主要追求的是良好的生活環境與社會秩序。這時期，美國及西方工業化國家大力推崇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適應成熟的工業文明社會，同時符合工業化時代的生存環境的需要。在這種價值觀的引領之下，美國建構起世界上最強大的科技、金融體系，因而崛起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由此，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成為文明社會的象徵，而被人冠上普世的名銜成為“普世價值”。實際上，這種價值觀不具備普世性，並不適合於尚未進入工業文明的國家民族。而正當美國在全世界高調地宣揚自由民主價值觀的過程中，這種價值觀卻正在逐漸發生變質，自由民主成為美國頻頻輸出戰爭的幌子，並且淪為操控世界利益及轉移全球財富的工具。這時，價值觀的變質預示著美國將開始步向衰落。

　　進入信息文明時期，世界上先進的國家民族已經開啟資訊、知識經濟的時代。高度信息化的社會並不缺乏自由民主的作用而是需要防範自由民主會否被不當地利用或濫用。高度信息化的社會，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已經不是人們的核心追求，人們更重要的追求是資源分享（社會資源、科技知識資源等）的價值觀。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觀正落後於時代，唯有新型的價值觀才能適應信息文明社會的需要。正當此時，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成新型的價值觀。這宏偉的理念不僅寫進中國的國家憲法，並且列入聯合國的重要文件之中。

　　歷史的經驗說明，價值觀的形成有其歷史條件；價值觀是否順應歷史潮流，關係到國家民族的興衰──

　　（1）價值觀是人類文明進程中自然形成的思想觀念。不同的文明時期，人類社會必然產生不同的價值追求，因而形成與文明型態相符的價值觀。農業文明、工業文明與信息文明的形態不同，因而所形成的價值觀有很大的差異。就是說，價值觀不是固化不變的理念，而是隨著文明形態的演進而發展。

　　（2）價值觀關係著國家民族的興衰。從前述的歷史經驗可印證，持有什麼價值觀，關係著國家民族的發展格局、發展道路及命運盛衰。

　　價值觀對中國國內社會所起的作用：一是，價值觀發揮民族的凝聚力、精神的感召力。二是，價值觀規範民族的道德標準、判斷標準及行為準則，形成民族和諧、團結的同心力。三是，價值觀一致的民族必定有強大的實行力，這是促成民族事業興旺成功的關鍵動力。

　　價值觀對國際社會上所起的作用：一是，新型的價值觀可展現出民族魅力，建立起崇高的國際地位。二是，推崇新型的價值觀能夠最有效地發揮世界影響力，是國家民族的軟實力。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理念的價值觀，不僅適應信息文明社會的歷史條件，同時符合全球化時代的需要。信息文明社會中，不斷湧現出來的新事物促使人們對生存發展有新的追求。因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理念必然會分化、延伸出更多的價值內涵。價值觀是社會文明演進的產物，新型價值觀的產生是社會文明升級的標誌。今天，中國正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為導向，引領著中華民族與其他國家民族走向合作發展的廣闊道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展現出中華民族具備高大志向、宏大胸襟，以及空前自信的氣度，展示出中國的國運正在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