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精治先生的《糧食學》大著最後兩編即第五編和第六編。第五編爲“糧食之營養”，共設6章、14節，分論“生物體之組成”“糧食品之成分”“食品之營養價值及其分量”“人的食量”“糧食品消費之改變”和“最近發現之重要營養素”。作者指出，人們膳食中的物質，含有水分、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纖維、灰粉或稱無機鹽及維他命，皆屬營養素。但糧類不同，其成分也有所别。而動物之食品如肉類卵乳等則融碳水化合物及纖維。在對上述各種營養素作出一一的詳細分述後，即對它們所含之營養價值及其分量進行了介紹。人們膳食的物質中可消化的養分會變爲體力與體温，用以維持生活，其可消化之養分中各有熱量，助肥滿而生長。凡人每天需要一定的熱量，均由膳食來供給。但不是所有每種食物盡含各種養分。一些食物充飢有餘而養分不足，或養分有餘而充飢不足。因此，對於個人食量的計算，應以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含燐脂肪無機鹽及維他命之分量爲宜。不過，這些養分又得適中調和，無害於消化器官，又易爲吸收才有效用。作者對歐美國家和日本人的食量作了詳細研究，比較他們之間的异同點之後，重點探討了我國人的食量。當時的數據是：中國北部人之體量，19歲平均55.8公斤，南方人平均爲50.7公斤，中部人平均爲49.3公斤。因南北及中部人的體量有所區别，食量與膳食的營養成分與數量等也有所不同。作者對此也引用了相當豐富的材料並逐一列表爲证。他認爲，歐美、日本人的體量比中國人較强大，食量也大，對各種營養素的要求也較多，這與其所處國度的經濟生活較爲穩定大有關係。相對來説，中國人的體量雖南北有所小别，但總的是較爲弱小，食量及營養素的缺乏是主要的原因，皆因經濟生活的長期艱難所致。要改善此種狀况，其中改善糧食的消費是主要一項。陸精治先生在“糧食品之經濟”中認爲，我國大部分人的經濟生活不富裕，應討論糧食品之經濟這一問題。所謂糧食品之經濟，即以最廉價而購得最有效的膳食。其方法是選擇市價低廉之食品爲主，同時要注意對食品營養分量的考析，還應注意改善烹調之法。中國的烹調法原比歐美發達，但應從科學衛生上作再造功夫，於减少因食而病之現象則是必須注意的。爲了加强國民對糧食、膳食、營養等重要問題的關注，陸精治先生在《糧食學》的多處及在此處，均提出設立中央糧食研究所的呼吁，足見其對中國民食問題的思考是從頭到脚的系統設想。

　　陸精治先生的《糧食學》大著最後一編爲第六編的“新糧食之研究”，共設2章、12節。所謂“新糧食”，主要是在人們通常認知的糧食之外，用“發明生産酵母以供給糧食之方法”所生成的糧食。作者指出，自古以來，人們用酵母釀造或製造成各種食品的甚多。如歐戰期間，德國海岸既被封鎖，交通斷絶，糧食奇缺，於是以生産酵母這種“新糧食”爲代替品。而美國等在上世紀30年代的諸多實驗已充分證明，此法於增加糧食是個新的路子。據此，陸精治先生對這種對“新糧食”的酵母之生産費用、生産方法、特殊效果等作了逐一的探討後指出，酵母生産有十大功用：它不須依賴土地的生産力，是缺乏農地國家的福音；它不受風土氣候等自然力的支配，是常受這種自然力損害的農國或地方的福音；改變了糧食生産自古以來僅靠農漁的辦法而加進了工業生産的辦法；可以减少城鄉或工業國與農業國對通常所講的糧食的依賴程度；可以减少農業内部的畜産業，爲農業經營上的一大進步；可用較少之勞動力而生産較多的“新糧食”以補充人們對糧食供給的需求，從而引動社會文化生活的變化；酵母生産出廉價的食料可緩和人們生活上的困難，而人口將有激增之勢，但與糧食問題不會發生衝突；培植酵母生産的肥料全部有效，幾無浪費，可見這種物資的有效性大增；酵母生産使農業内部的農産品需要减少，而耕地面積因之减少，可使周邊森林、蔗園等面積增加；酵母生産使耕地减少，人口增加，多出之耕地可變爲各種公園等，人民娱樂有地方，時間也會增加，工作時間則相對减少。作者認爲，酵母這種“新糧食”的出現，可以説是“糧食生産之革命化”，是將來“極有趣味之問題”。此外，在食物的利用方面，陸精治先生還特對水産、麥及馬鈴薯、淡、氧、“糧食精”和“電力”等具體利用作了相應的論説，因這些方面也屬其所指之“新糧食”的相關範圍。

　　陸精治先生在《糧食學》之最後兩編，是以“糧食之營養”及“新糧食之研究”爲結的。尤其在“新糧食之研究”中，對“新糧食”的論述與探討實爲當時困惑的糧食問題作出前景性的預測，以减少人們的無望之狀。同時，其科學性也不能小看，雖則是初步的研究，但也代表了當時人們對改變糧食問題而進行科學嘗試的追想。因此，他把這種探索作爲“新糧食”的“革命化”的探索是可以理解的。進一步而言，我們從其“新糧食”的探索當作“革命化”的探索中似可看到，陸精治先生之《糧食學》大著的問世，無疑是對民以食爲天的糧食問題所作的首創性奉獻和變革性的突破，自有其中國農學發展史上的應有之位。這既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又是嶺南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此外，作者在《糧食學》大著中，用了6大編、23章、135節的巨大篇幅外，同時還有187份相關的附表和31張附圖來建構其宏偉的“糧食學”大厦，這是當時未有過的嘗試，僅此可見其攀登農業科研高峰的學術追求。當然，他這種“革命化”、變革性的創新與追求，只能表現在農學發展史上的學術創新與追求，與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建立革命政權進而改造我國農業落後狀態的“革命化”、變革性與創新性追求是難於同日而語的。而且，雖爲一家之言，也難免存在這樣那樣尚需不斷完善之處。不過，作爲向以農業救國爲初心的學者來説，在其大著《糧食學》上所展示的“革命化”、變革性和創新性追求，自有他的鮮明特點與社會效應，這又是不言而喻的，必須充分肯定和不斷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