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我被調入中共上海市委台灣工作辦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工作，從此與“台灣”朝夕相伴。

　　從事對台工作，是我人生中的第三個重要轉折點。1970年我未滿17歲“上山下鄉”，告別養育我的上海，遠去千裡之外的“北大荒”——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今寶清縣八五三農場），開啓人生踏入社會的第一步。1974年我參軍成為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駐地在遼寧省莊河縣（今大連莊河市），軍旅生涯近六年。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結束後我回到上海，先後在楊浦區科技協會、中共楊浦區委辦公室工作十年。沒有想到的是，再次轉崗竟和小時候從課本上了解并憧憬的祖國寶島台灣結下不解之緣，專事上海對台工作。
   
　　還記得，去上海市台辦報到的那一天下午，第一次見到分管幹部工作的張志群副主任（後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兼市台辦主任），他問我上班的路遠不遠？我脫口而出：“比我下鄉到黑龍江要近很多”。張笑了，看上去還算滿意。那天，他還讓我給他看了一份在楊浦區委辦公室用鋼筆撰寫的一篇文稿和我的簡歷。那時上海沒有一條高架路，沒有一條地鐵，我每天早出、晚歸，擠公交車中途還要換乘其他綫路的公交車，來回需要4個多小時。1992年市台辦搬遷到宋園路56號辦公，各方面的條件有所改善，上下班有了“班車”，我是第一個上車，最後一個下車。

　　張也曾經是上山下鄉“知青”，到過青海插隊，當過生產隊長，後被選送到四川大學讀書。同樣的知青經歷，農村艱苦生活磨礪，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他不喜歡“溜須拍馬”，任人唯賢，唯才是用，對幹部真誠的愛護與關心，在幹群中人緣頗好。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由於海峽兩岸剛開啓“探親、奔喪、交流”不久，當時上海市台辦幹部隊伍規模不大，但在全國各省市台辦中，機構算是比較完整，有“秘書、接待、宣傳（新聞）、聯絡、經濟、研究”六個處室，從早期“七、八條槍”開始，逐步擴充到二十多名幹部。辦公地點暫借在位於汾陽路22號（靠近淮海中路）的上海音樂學院，三位辦領導與“秘書、宣傳、聯絡、研究、接待（一部分）”四個半處室，擁擠在上音學院內一座獨立的兩層樓老式小洋樓裡辦公，“經濟處”暫借在學院內另一間平房辦公，“接待處”另一部分借在南京路上的原市委統戰部，處理全市台胞接待等工作。市台辦分三個地方辦公，各司其職，有條不紊。

　　初涉對台工作，對我來講完全陌生。台灣問題知之甚少，幾乎是“一張白紙”，我像小學生一樣，開始“惡補”，下決心苦學，學好、做好這門“功課”。那時兩岸訊息不像今天如此便捷、豐滿，沒有手機，沒有電腦，沒有網絡。我要求自己，每天上班必須靜下心來閱讀台灣《中國時報》《聯合報》《經濟日報》《工商時報》四大報紙和相關雜志及文件，重要內容，剪貼保存。下班一有時間，就收聽半導體收音機“短波”，注意了解島內最新動態。還必須重視學習、了解大陸對台工作的始末，等等。做對台研究，我認為首先要“坐得住”，能靜下心來；要學會看報，還要能看得懂。那時自己年齡已經37歲，好在人生有過“知青”、“當兵”、“公務員”的經歷，己有滿20年的工齡和社會歷練，相對來說比較成熟。

　　我逐步加深了解對台工作其脈絡。對台工作如果從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算起，不到十年時間，1987年11月海峽兩岸隔絕38年之久的大門終於打開。兩岸關係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隨之台灣同胞紛至沓來，台胞赴大陸各項交往、交流迅速展開。台商快速湧入大陸各地投資，兩岸貿易年年攀升。此時，撲面而來的是，台灣政界、學界也開始赴大陸“探路”。兩岸官方逐漸開始接觸，結束了“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時代”，兩岸學者對話接觸，大陸學者也可以跨海赴台面對面交流。由此，對台工作任務日益繁重，幹部隊伍急需擴充。我加入對台工作隊伍的大背景，正是兩岸關係發生重大轉折之時，既是機遇，也是緣分。

　　在我的記憶中，那時上海各部門對台系統幹部，大多是從不同的領域調集而來，畢業於台灣專業的科班生幾乎是“風毛磷角”，市台辦也沒有一個是學台灣專業的幹部，也沒有碩士、博士高學歷。辦領導要求每一個幹部，從實踐中學習提高能力，要求“培養一支好的幹部隊伍，養成一個好的工作作風，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要求各處室“抓業務，重調研，建規範，管思想，帶隊伍”。每個幹部“事業上要有目標，政治上要有要求，紀律上要有約束，業務上要有水准”；培養“嚴明的組織紀律，嫻熟的政策水平，扎實的工作作風，良好的儀表形象”；要能“坐得住板凳，寫的出文章”；要熟悉掌握最新台情，能記下上千條台灣信息，尤其對處級幹部，要求更加嚴格。所有這一切，目的是為了適應兩岸關係形勢發展的需要，做好台灣同胞到上海的服務工作，推進滬台各項交往交流健康發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早日統一。

　　對台工作千頭萬緒，作為上海全權處理涉台事務的專職機構——中共上海市委台辦、上海市政府台辦（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在市委領導下，對接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當年，先後直接分管過上海對台工作的市委領導主要有：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市委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黃菊及王力平（後任市政協主席）、楊堤（市委副書記）、孟建柱（後任江西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公安部部長、國務委員）、劉雲耕（後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沙麟副市長等。九十年代初，市政府秘書長、辦公廳主任萬學遠（後任浙江省副省長、省長、人事部副部長、國家外國專家局局長）也協助分管過上海對台工作。1991年萬學遠在新錦江大酒店，為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石齊平訪滬返台，舉行歡送宴會。

　　那些年，上海市台辦二十幾名幹部在季挺（1949年前參加新四軍的“小八路”）、陳祥元（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曾在華東師大任教、擔任上海師大副校長）、張志群3名局級領導帶領下，擔當起“組織、管理、指導、協調”全市區、縣和各委、辦、局、高校的對台工作職責。全市各級台辦主要任務是：做好台灣同胞來上海的服務與接待和台商來大陸投資經商；負責處理日益繁重的涉台事務，妥善處理好涉台突發事件，依法維護台胞權益；努力把上海台辦辦成“台胞之家”，以適應兩岸關係形勢快速發展的需要，爭取廣大台灣民心、民意。
　　
　　上海與台灣關係密切，作為大陸對台工作的重要城市之一，在兩岸開放後承擔著十分繁重的任務。1988年11月21日，上海市民許鬆林手持台灣“入出境管理局”發放的第一號“入台旅行證”，赴台奔喪。1992年，剛成立不久的台灣海基會首任副秘書長石齊平首次率團訪問上海，受到海協會汪道涵會長接見。1997年6月，第一家兩岸合資銀行“華一銀行”，在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中心正式對外營業。1998年“汪辜會晤”在上海和平飯店舉行，2003年“兩岸包機”由上海浦東機場首航，2005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首次“破冰之旅”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見後，赴上海訪問并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會面。上海與台北連續十年舉辦“雙城論壇”，滬台兩地經濟、貿易、金融、教育、文化、體育等，各領域交流頻繁。我和我的同事，有幸見證了、參與了兩岸關係發展中的許多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