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兩岸關係發展的60年歷史過程可以發現，以毛澤東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思考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只是短暫的；而用和平解決達到最終統一，則是長期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注重歷史與現實的結合，把握民意脈搏，順應世代潮流，科學地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與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加以綜合、全面的考慮，使得兩岸絕大多數人民，對今天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形勢，乃至未來用和平方式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充滿信心。

　　一、“一綱四目”和“一國兩制”都以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為戰略決策

　　歷史記載，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1950年4月中共中央再次發出指示，強調“解放台灣為全黨重要的戰鬥任務”。然而，1955年4月周恩來出席印尼萬隆會議期間，闡明“為實現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正義要求，中國人民有權用一切方法解放台灣，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5月1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上宣布：“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這是第一次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可以看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從思考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到轉變為也可以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不過短暫五、六年時間。

　　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在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看來，用武力解放台灣已經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唯一途徑。加上自1953年7月朝鮮停戰達成協定後，緊跟著1954年4月至7月的日內瓦會議又簽訂了越南停火協定；1955年4月萬隆會議召開，情況表明國際緊張對峙局勢開始趨向緩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化，不失時機地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戰略決策，順理成章，且有其可能性。

　　此後半個多世紀，中國共產黨思考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漸趨務實、漸趨成熟、漸趨占居主導地位。極為重要的是，在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前提下，先後提出“一綱四目”和“一國兩制”兩大對台方針。
第一、“一綱四目”。1963年1月4日周恩來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對台方針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一綱”：“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1、台灣統一祖國後，除外交上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2、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當時台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3、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蔣之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4、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毛澤東一再表示，台灣當局只要一天守住台灣，不使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目前的對台政策。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一綱四目”，不僅表達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真誠願望，也增加了解放台灣的途徑，減少了對抗性，緩和了兩岸關係，有力地遏止了美國搞“兩個中國”的企圖。同時，這些重要思想對後來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極具啓迪，而且為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思想理論基礎。

　　第二、“一國兩制”。1984年6月22日、23日鄧小平在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時指出，“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一國兩制”構想史無前例，而且可以說是“一綱四目”的延伸與發展，更加務實、更加完善、更加人性化。因為，實行“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前置條件是“和平統一”。解決歷史遺留下的港、澳、台問題，“和平統一”是方式，“一國兩制”是模式。所以，應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8字方針作全面、完整的解讀。

　　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在“文革”動亂結束,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歷史大背景下確立的，是基於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為重要戰略思考。正是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才使得香港、澳門回歸不費“一槍一彈”，成本最低、代價最小，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正是中國共產黨至今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才使得兩岸有了今天大交流、大合作的新形勢，呈現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

　　二、兩岸關係發展以和為貴、以人為本、以民意為歸

　　6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不爭的事實。

　　作為一代偉人毛澤東，他在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構想中，充滿著堅持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精神。他反複強調“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和為貴”、“以誠相見”、“愛國不分先後”等和平主張，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末特別是80年代以後，看到國際格局發生了新變化，認定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流。他要求盡可能采取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以利於整個中華民族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中加快發展。鄧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

　　此後，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學者談話，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都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做出進一步闡述。當然，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也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兩者并不矛盾。因為,一個國家的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在主權問題上“沒有回旋的餘地”。值得關注的是,2002年11月胡錦濤在黨的十六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提出了一系列新形勢下對台工作的新思路、新主張、新論述。突出的是2005年4月29日胡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60年來首次共同發表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2006年4月16日胡總書記與連戰第二次會見強調，“和平發展理應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題，成為兩岸同胞共為之奮鬥的目標”。此後胡錦濤還就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提出４點意見:要繼續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要繼續維護國共兩黨、兩岸雙方的良性互動;要繼續穩步推進兩岸交流合作;要繼續保障台灣基層民衆共享兩岸交流合作成果。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正式寫入“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2008年12月31日胡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更進一步完整地闡述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戰略思想。

　　兩岸和平發展，是人民需要的最大公約數。如今，不僅是兩岸人民可以直接雙向往來，更重要的是血濃於水，情緣相連，難以割斷。島內多次民調顯示，80%以上的台灣民衆，希望維持兩岸“和平、互利、雙贏”的現狀。台灣主流民意顯示，不希望因“台獨”引發兩岸兵戎相見，同胞相殘。事實證明,民意決定兩岸必須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此路符合歷史與現實，此路通向最終解決台灣問題，除此別無選擇。

　　兩岸和平發展,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必經之路。盡最大誠意和最大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符合台灣民衆“求和、求利、求發展”的主流民意，有利於維護亞太地區和國際局勢穩定，有利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當然,要看到兩岸和平發展的過程,即時間不會太短，階段性沒有10年、20年乃至更長時間不算階段性。和平發展階段的時間長短，主要取決於台灣、大陸和國際三方面因素，其中台灣因素中的台灣民意，更加至關重要。

　　就台灣民意來講，台灣民意一直是決定台當局兩岸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過去20多年，台灣民意迫使當局開放兩岸政策有許多實例，可舉3個典型的例子給予佐證：

　　一是1987年11月蔣經國先生晚年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簡單講這一政策之所以出台，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當局作出了順民意、合潮流，深得人心的正確決策所致。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國民黨當局有著巨大的民意壓力。據1987年8月台灣《自立晚報》報導的一份民調顯示，民衆認為前往大陸探親“早就應該開放了”的比例達到64％。此一資料顯示，當年數十萬退踞台灣的國民黨老兵的訴求，已成為一股強大的民意，無法阻擋。當然，如果當年蔣經國有壓力，沒行動，那今天兩岸關係會是何種狀況，不得而知。

　　二是2005年4月國民黨主席連戰毅然、決然地赴大陸展開“和平之旅”，實現自1945年8月28日重慶談判國共巨人握手後的再次握手，這是國共兩黨作出順應兩岸和平發展主流民意的正確決策所致。同時，這與當時台灣民意的支持也是分不開的。連戰行前國民黨曾委托民調機構多次做民調顯示，有近50%的台灣民衆支持連戰到大陸參訪，其中年輕、高學歷的受訪者對連戰此行持正面肯定態度的比例較年長、學歷低的民衆明顯要高。當然，如果沒有連戰先生果斷的行動，何來今天兩岸關係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

　　三是2008年12月兩岸“三通”歷經30年之久後終於實現。根據2008年12月“陸委會”公布的民調顯示，有高達近90%的民衆認為，應該有條件地開放兩岸直接通航，創下歷來調查最高紀錄。但民意的壓力只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關鍵是執政當局要以民為本，有所作為。

　　從上述三個案例看，解決兩岸之間的任何問題，沒有民意做基礎，是難以解決的。當然，單有民意，執政當局的決策與民意脫節，也辦不成大事。政治人物順應民意固然很重要，尊重主流民意，并加以正確引導，擔負起歷史的責任和使命更不可勿視。

　　目前，兩岸關係雖是“和平發展期”,但這個時期的兩岸關係已進入“深水區”，政治上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難以解決，成為影響兩岸關係向縱深發展的重要障礙。一方面,我們切不能為今日無法解決的問題，而犯下急於求成的毛病，另一方面也不可因暫時不能解決兩岸政治問題，就懷疑“和平發展”方針的正確性。時代變了，兩岸關係基礎變了，只是還需要時間。星雲法師曾說過：“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念轉”，一念之間，豁然開朗，水到渠成。要相信兩岸和平發展已走在歷史正確的道路上，未來的兩岸關係即使有曲折、反複，并不可怕。只要准確把握真實的民意，只要是符合實際、深得民心的決策，都會得到人民的支持。要相信未來的台灣民意，總體趨勢會循序漸進地向著“認同中華民族、共謀振興中華”的大方向發展。因為，以人為本，人民為大，民意不可違。

　　三、中國和平發展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所在

　　中國和平發展，兩岸和平發展，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推進，缺一不可。中國和平發展也是講原則的，即：國家主權不能放棄，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兩岸和平發展也是講原則的。即：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對待兩岸和平發展中的政治分歧，按照國台辦主任王毅在胡錦濤總書記“12.31”重要講話周年座談會上強調: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的做法,是推進兩岸協商不斷向前邁進的有效途徑。當然，如今台灣的政治現實也告誡我們，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應簡單而過於樂觀，仍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一是兩岸和平發展給台灣民衆帶來的紅利還未完全普及、到位。從1987年兩岸人員交往至今的24年，雖有數以千萬計人次的往來，相互的了解和彼此的理解有很大的增加，但畢竟仍有約三分之二的台灣民衆尚未踏上祖國大陸，這部分人對大陸不甚了解，甚至很陌生。更重要的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台灣民衆，尤其南部民衆，悲情意識還蠻嚴重。生活在台灣的民衆，貧富懸殊等社會矛盾，不會因兩岸簽署了一個ECFA而減低；兩岸簽署ECFA後，有部分業界和民衆受到衝擊和影響，ECFA實施後的真正績效還需要時間及實踐檢驗。

　　二是民進黨堅持“台獨”立場仍是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障礙。坦率講，民進黨現在有“台獨”黨綱和訴求，而沒有“台獨”條件和空間。但作為島內曾經執政8年的最大反對黨民進黨，在台灣政黨政治發展下，不排除政黨輪替執政。如今國民黨維護兩岸和平，推動兩岸交流，受到多數台灣民衆肯定，這是民進黨不願見到的。故民進黨藉監督兩岸關係為名，操縱輿論攻擊國民黨“親中賣台”，對抗大陸。因此,要警惕和前瞻性地預估到極端“台獨”分裂勢力的盲動，可能給兩岸和平發展帶來危害，防民進黨“台獨”勢力瘋狂“豪賭”，鋌而走險、卷土重來。

　　三是少數國家“以台制華”戰略仍在牽制中國的和平發展。當今少數西方國家不會希望中國統一、強大。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美國廢除與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幾個月後又搞出一個“台灣關係法”。如今美國雖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堅持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履行對中國的政治承諾，肯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時，又采取“大陸不武、台灣不獨”的“雙軌”平衡政策，既擔心切香腸式的“台獨”切到美國手指，又不停地對台軍售，履行對台灣所謂的安全承諾，這完全基於美國國家利益需要。因為，台灣海峽是亞太區域經濟、軍事戰略要地，美日“安保”染指台灣蓄謀已久，這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障礙。

　　上述三方面情況表明，不可忽視兩岸和平發展、中國和平發展，同時受到台灣及外國勢力的影響與牽制，有時甚至受到嚴重威脅。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靠中國和平發展提升綜合實力。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增強，必須依靠經濟建設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經濟建設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離不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穩定的國際環境。

　　毛澤東1960年在北戴河會見副總理李富春時曾講過，“手中沒得一把米，叫雞都不來”。簡單講，你沒有實力，別人就不聽。1988年5月25日鄧小平會見捷克斯洛伐克黨中央總書記雅克什時指出，“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這其中第二點，很明確地指出，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有實力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201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建黨90周年紀念大會，胡錦濤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這是我國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准、國際地位大幅提升的根本原因。今後，我們必須繼續牢牢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決不能有絲毫動搖”，“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我們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的關鍵所在”。

　　總之，兩岸和平發展已成為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應是中國共產黨的長期重要戰略。全面推動兩岸和平發展與中國和平發展同步進行，是基於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選擇，是基於兩岸民意和中華民族振興的共同所需，兩岸應共同把握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
         
　　（原載香港《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