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一届特區政府自2012年7月1日正式運轉以來，主打民生議題，取得一定成效。但也一直伴隨着各種質疑、反對聲，對特區政府有效施政搆成較大壓力。如何應對這些挑戰，考驗行政長官及其團隊的政治智慧與施政能力。
　　
　　一
　　
　　新一届特區政府“開局不利”，行政長官及其管治團隊在遊行示威的抗議聲中就職，這是往届特區政府從未遇到的情况。新政府正式運作後，麻煩不斷，不僅問責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接連曝出負面新聞，而且政府多項政策的推進遇到較大阻力。新一届特區政府面臨的是一個極其艱難的局面。
　　
　　（一）缺乏穩定執政聯盟，施政基礎不穩固。新一届特區政府缺乏堅定的支持性力量，究其原因，可以從制度本身、現實因素以及行政長官樑振英個人特質等幾個方面來探討。制度因素。爲保证行政長官的超然地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31條規定，勝出的候選人須聲明他不是任何政黨的成員。由於迄今香港還没有從某一政黨（團）中産生過行政長官，這使得行政長官與各政黨（團）没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相同的政治理念，在行使權力時難免造成“單打獨鬥”局面。現實原因。歷來特區政府的支持性力量主要來自傳統愛國愛港陣營（工聯會、民建聯等），工商界（自由黨等）以及基層民衆。在今年3月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中，由於競争性進一步增强，建制陣營内部出現分裂，樑振英當選時的票數龢民望均不如往届。雖然選舉結束後，樑第一時間釋放出善意，强調從此再無“唐營”、“樑營”之分，只有一個“香港營”，但裂痕的彌補需要較長的時間。當前，香港處於普選過渡期，各政黨爲選票計，有意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建制派越來越多地强調對政府“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如工聯會在長者生活津貼資格審查問題上的立場與特區政府“背道而馳”。行政長官個人因素。樑振英一直給人比較强勢的印象，其堅韌執着的性格、精明强幹的爲人處事爲其贏得商業上成功，但行政經驗較爲缺乏是其短版。對樑來説，最大的考驗不是想做事，而是怎樣做成事。總之，本届特區政府難言“强勢”政府，加之管治團隊問題不斷，令施政“雪上加霜”。
　　
　　（二）推進經濟、民生等政策的阻力加大。經濟、民生政策是争議性較小的政策，可在短時間内幫助特區政府贏取民心，提昇民望。新一届特區政府上任後即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爲施政重點，着重推行相關政策。然而，特區政府先後推出多項民生政策，如長者生活津貼（俗稱“特惠生果金”）、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樓計劃，新界東北發展區計劃等等，却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或阻撓。阻力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立法會層面，二是民間層面。立法會層面，今届立法會代表基層聲音的議員數目增加，爲市民争福利的聲音增大，部分立法會議員出現民粹主義傾向，難免就某些政策向政府提出更高“要價”。如長者生活津貼問題，截止2012年11月9日已經三度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討論撥款申請，但始終無法進入表决程序。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已要求財委會“加會”討論，擔心再延遲，趕不及明年3月推行。民間層面，出現對中央觀感變差、抗拒與内地融合、捍衛香港本土性等聲音，它們互相交織，相互呼應，掀起較大反對聲浪。如新界東北區發展計劃受到部分原居民、環保組織、“本土行動”等的反對，被視爲“割地賣港”及要建“雙非富豪城”、“深圳後花園”等。實際上，不僅特區政府的“新”政策難以推進，連上届政府已做過諮詢、安排好時間表的政策也受到重重阻力，被迫“打折扣”，國民教育科就是典型例子。政府原定在2012年9月推行的國民教育科被攻擊爲“洗腦”，受到包括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在内的“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一波又一波地反對，他們發動遊行示威，包圍政府總部，號召穿黑衣活動等等，最終成功迫使特區政府宣佈擱置“指引”。如何排除阻力，理順各方關係，並推進政府的非政治性政策，是本届特區政府首當其衝的“難題”。
　　
　　（三）行政與立法關係難言樂觀。近年來，行政與立法關係一直比較緊張，上届立法會與政府關係更被立法會内務委員會主席劉健儀形容爲“史上最差”。本届特區政府很重視與立法會的工作關係，行政長官樑振英在多個場合强調希望改善兩者關係。然而，面對今届立法會内生態，行政與立法關係並不樂觀。一是兩者或需要更長時間磨合。由於今年適逢“雙選舉”，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均爲新的一届。雖然有些官員和立法會議員爲留（連）任，但政策連續性不像往届那麽强。加之行政長官樑振英從參選開始就一直受到反對派的攻擊，建制派内部對其也存在一定質疑，令行政與立法的信任基礎薄弱，樑難以像往届行政長官那樣，有一段或長或短的蜜月期。二是立法會内壁壘分明的情况更爲明顯，在一些重人問題上，建制派與反對派分野明顯，如有新晋立法會議員認爲立法會内的氣氛緊張，感到壓力大，曾友善與對方陣營人員打招呼却得不到回應；在立法會首次會議選舉立法會主席時，曾鈺成和樑家杰分别全得建制派與反對派在立法會内的票數，即43票和27票。樑家杰在明知没有勝算的情况下依然參與競選，就是要顯示一種姿態，令立法會議員按“意識形態”選邊站，並削弱曾鈺成的權威。三是建制派與反對派議員對政府的態度均較往届苛刻。建制派强調對政府“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如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瓊表示若政府立場與香港社會出現嚴重分歧，將以市民意見爲重；工聯會議員提4年内十大工作重點，陳婉嫻表示，不成事就不再支持樑振英；“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表示將實事求是監察政府施政；白由黨與親民黨更是善於與政府“討價還價”。至於反對派對樑振英政府的不合作態度早從特首選舉中就已暴露無遺。此外，新一届立法會中走激進路綫的人民力量等勢力增强，工聯會、工黨等基層勞工政策關注者的力量增火，可能令政府相關議案尤其是民生、經濟議案受到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夾擊”，如在長者生活津貼撥款一事上，工聯會就一度與反對派政黨站在一起，聯合向政府施壓。可以預計，未來政府將需要耗費更多的資源進行溝通與遊説。民調也顯示，市民普遍認爲，新一届立法會的組成不利特區政府未來施政。
　　
　　（四）外圍經濟、金融變化帶來不明朗因素。日前，美國經濟復蘇乏力，歐債危機陰霾未散，中國經濟增速放緩，香港作爲一個高度開放、對外依賴程度高的經濟體，面對世界主要經濟體下行風險增大的情况，難以獨善其身。時值香港面對多年積存的房屋、貧困、經濟發展等問題，内外交互作用，對香港的影響不容小覷。2012年11月11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出，如果美國墜入“財政懸崖”，香港經濟很可能陷入停滯。此外，外圍金融環境的變化給香港金融市場帶來機遇的同時，也考驗特區政府的監管能力，如近期熱錢涌港帶來的挑戰，中央推出的一系列促進香港金融發展的措施包括深圳前海實驗區啓動的影響等。
　　
　　二
　　
　　特區政府宜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改善施政思維，調整施政思路，强化施政效果。
　　
　　（一）抓長遠，抓根本，爲徹底扭轉特區政府“弱勢”形象聚集正能量。政治上，吸納更多支持性力量，重整特區政府施政基礎。如善用各種社會平台，吸收來自各方面的温和、合理聲音；加强與建制力量的溝通，一些特定政策如涉及到民生、基層的政策，宜先與工聯會等走基層路綫的政黨進行溝通，加大解説工作，尋求支持等。經濟上，積極帶動社會尋找發展共識。可擇機引導港人進行有關未來經濟發展方向的大辯論，如香港如何在“與内地融合”與“國際化”之間取得平衡等，相信可以引發更多有關香港如何發展的理性思考。港人也可借此就香港與内地融合、香港未來發展方向等重大議題達成一定諒解，進而形成一定共識。社會價值上，繼續倡導香港新的核心價值觀。除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外，還應强調理性、包容等内涵，在香港這樣一個多元社會，包容至關重要。畢竟，社會的和諧不僅是經濟的發展，還需要有很多人文價值的配合。這些基本價值的凝聚需要政府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强化。如香港在發展經濟，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同時，也要打造宜居城市，讓港人真正在香港安居樂業。
　　
　　（二）圍遶“促進經濟、改善民生”這一主綫，善用策略，贏取民心。一是注重政策的“集體效益”。如對現有民生政策“成熟一項推出一項”的方式進行變通，避免給人以缺乏長遠、通盤考慮的印象。可利用明年（2013年）初推出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等契機，“打包”部分民生措施，適時推動，從而達到五個手指攥拳頭更有力的效果。二是改善政府政策推進方式。包括政策諮詢方式、出台時機、推介手法等。在推行事關香港長遠發展的措施時，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政府應考慮到方方面面利益，講究策略，細緻周到，如研究是否也應給予當地非原居民一定補償。
　　
　　（三）緩和行政與立法緊張關係。一是加强與立法會議員的溝通。特區政府各級官員宜充分利用各類平台，就政府政策與立法會各政團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交流，一些特定政策如涉及基層的民生政策，還宜與走基層路綫的工聯會、工黨等加强溝通，瞭解他們的意見與憂慮，加大政府解説工作。二是促進立法會議員尤其是反對派議員與内地的交流。適當增加立法會議員組團訪問内地的次數，擴大訪問範圍。視情况允許一些反對派議員持回鄉证訪問内地，一方面增進其對内地的全方位瞭解，一定程度上糾正從網絡或紙質傳媒得到的對内地以偏概全的印象，另一方面增進其與内地的情感聯繫，减少疏離感。三是藉助民意，“以力打力”。進一步完善政府某些政策的生效日與立法會批準日或撥款日相掛鈎的做法，善用民意壓力，“逼迫”立法會議員支持政府議案；引導市民形成對立法會議員“理性議政”的期待，從而對激進勢力形成一定民意牽制。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