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修例”事件如果從2019年2月保安局向立法會提交建議修改兩個條例（《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文件算起，已經過去6個半月的時間；如果從6月12日因特區政府决意直上立法會二讀引發大規模衝突算起，也已經過了兩個半月的時間。一件看似普通的修改法例的專業性工作因涉及香港與内地的關係，又碰巧遇到中美貿易磋商的復雜狀况，逐漸溢出法律領域，變成了香港反對派與外部勢力互相應和，且裹挾了大量年輕學生與市民，與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角力的政治、社會事件。
　　
　　兩個多月的時間，有和平的集會、遊行，有暴力的衝擊、衝突。在示威者“遍地開花”的時期，香港幾乎每個週末都有集會、遊行，遊行結束後的夜晚，必然發生示威者與警方的衝突，且大都以警方釋放催泪煙或布袋彈收場。在示威者發起罷工、不合作運動的時候，香港地鐵幾近癱痪、機場航班一度全部停飛。那個自由、法治、高效的香港被破壞、被撕裂、被全世界圍觀。這場“反修例”行動究竟要達到何種目的？其背後的力量究竟要去到幾多？香港的未來又將會怎樣？
　　
　　此次“反修例”行動一直號稱“無中心”“無大台”“無指揮者”，然而其背後的“統合”力量却不時顯現。籠統來講，有三股勢力：一是以“民陣”爲代表的香港傳統反對派，“民陣”迄今已圍遶“反修例”先後舉行七次集會或遊行，有幾次參與人數衆多，給特區政府施加很大壓力；二是“勇武派”代表的激進、“港獨”勢力，這部分人雖然是極少數，但“戰斗力”强、破壞力强，大都處在衝擊的前綫，親身“實踐”其“勇武抗争”理念；三是别有用心的外部勢力，利用香港的此次事件煽風點火，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壓，從中漁利。
　　
　　這些反對力量的目的究竟何在？對香港反對派而言，是選票，選票！面對即將到來的區議會選舉、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2021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202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選票和席位是最重要的政治生命。然而，香港自2014年“占中”之後，社會政治氣氛處於低谷。2017年林鄭月娥當選行政長官後，推行“大和解”策略，緩解社會對立氛圍，反對派一時難以找到議題來炒熱政治氣氛。雖然此前反對派也曾在特區政府依法DQ（disqualify，取消資格）宣揚“港獨”的議員、取締“香港民族黨”等議題上“挑刺”，但畢竟“港獨”不得人心，無法調動起市民的“政治情緒”。送上門來的“修例”就成爲反對派爲選舉造勢的“最佳武器”。這也是爲什麽在行政長官宣佈修例已經“壽終正寢”之後，反對派還是不依不饒。他們决意將“反修例”的政治勢能至少延續到11月的區議會選舉。反對派很清楚，“反修例”已告結束，接下來是圍遶選舉的政治鬥争。
　　
　　對“勇武派”而言，他們不屑傳統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激進是他們一貫的主張。如果説以前在發生激進暴力行爲時，會受到包括反對派在内的各界人士的譴責，那這一次，反對派與激進的“勇武派”以“不割蓆”的姿態站在一起，“雖然我不認同你，但我也不譴責你”，這種態度無疑對“勇武派”是種支持。他們號稱“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反對派的目標是在各類選舉中都争取更多的議席，那“勇武派”的目標又是什麽呢，恐怕很多發動暴力衝擊的人自己也不清楚。“人始終有一種錯覺，以爲自己的感情源自於自己的内心……以爲自己是理性的，自己的一舉一動都是有道理的。”但事實上，却不一定。這也是特區政府反復呼吁示威者停一停、諗一諗的原因，是中央政府認爲當前最重要的事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原因。暴力可以發泄情緒，但無法解决問題，最終還是要大家坐下來談出一條出路。
　　
　　對外部勢力而言，香港的“修例”事件是中美貿易摩擦大背景下牽制、敲打中國的一個“絶好機會”，當然要好好利用。最明顯的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直接將“修例”事件的解决與中美貿易談判掛鈎。在這次事件中，英國、加拿大、歐盟等也多次發表評論，單方或聯合向中方施壓，在剛剛過去的G7會議的聲明中，還提到了香港。
　　
　　此外，本來與修例有關係的台灣當局（修例的初衷就是爲瞭解决一宗在台灣殺人的嫌疑犯的移交問題），更是借題發揮，以“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來污名化“一國兩制”。港台之間的激進勢力不僅在具體事情上互相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台灣選舉、兩岸關係。
　　
　　事件未來會如何演化？在特區政府不斷釋放溝通善意，致力搭建對話平台，傾聽市民聲音的謙卑態度下，希望這場由“反修例”引發的政治、社會風波盡快得以平息。香港回歸22年，“一國兩制”實踐有成功，也有反思，香港的未來值得所有關心香港發展、關心國家發展、關心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人珍惜、思考。
　　
　　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