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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現“抗捐”聲音值得深思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發生7級地震。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捐款1億港幣(約合8千萬人民幣)給四川省人民政府作賑灾之用,並向立法會申請撥款。24日,立法會財委會召開特别會議討論撥款事宜,然而,由於參會議員意見不一,經過2個小時的激辯仍未完成表决,須再次安排會議。這與2008年汶川地震時,港人的踴躍捐款形成鮮明對比。香港社會爲何會出現“疑捐”、“抗捐”的聲音?雖然立法會後續通過了撥款决議,社會上的“抗捐”之聲也告一段落,但其背後的理據及反映出的港人對内地的復雜心理值得關注,或成爲香港與内地關係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
  
  爲什麽不少港人不願意爲内地灾區捐款,甚至發起“抗捐”行動?從他們的立場看,至少有以下三個層面的因素。
  
  一是頻發的資源之争導致部分港人對内地的不滿。“雙非孕婦”、“雙非兒童”、“水貨客”、“限奶令”……,從這些熱點詞彚可以看出,香港近年在涉及内地的問題上基本都是“負面”信息。它們不僅引發普通港人對内地人來港搶佔醫療、教育、生活用品(奶粉)等資源的不滿,還令有識之士理性檢討“自由行”10年對香港發展的利弊。隨着内地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水漲船高,然而,在民生資源的質量方面,内地現階段仍無法和香港相比,這些“軟性”的資源是導致部分富起來的内地人不怕花錢、不怕折騰的根本原因。他們到香港生孩子、買奶粉(質優價廉)、讓孩子跨境入學,甚至到香港買房子等。以香港彈丸之地的面積與容納能力,總有難以承受的一天,於是,各種怨言的出現也就不稀奇了。
  
  二是部分港人對内地的不信任感有加重之勢。這是一個復雜、動態的過程,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往大了説,是港人的中國人認同感不强,回歸近16年來,人心仍未完全回歸。往小了説,是部分港人,尤其是那些與内地接觸不多或没有接觸的港人在香港個别媒體的長年“熏陶”、“培養”下逐漸形成了一個有關内地的“神經反射”:一想到内地的官員就是“貪污腐敗”,一想到内地的高科技就聯想到製造“黑心食品”,一想到内地的執法就是“暴力”、“不尊重人權”……這些刻板的印象正在從根子上破壞港人對内地的信任。與此同時,内地網民中的非理性聲音,以及有些有一定影響力的媒體涉港報導中“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言論等,也不利兩地民衆間的交往與互信。畢竟,信任感至少要在接觸、頻繁地接觸中才能産生。
  
  三是香港正處於重要變動期,“不確定感”深層影響着部分港人對内地的觀感。按照人大常委會的决定,香港2017年將迎來行政長官的普選,具體選舉辦法將在明後兩年討論、確定。在走向普選的過程中,有很多“不確定性”需要確定。中央的希望與角色,港人的期盼與參與,二者能否很好地對接,對香港的未來發展將産生深刻的影響。這一時期的香港,敏感、焦慮、容易情緒化,小狀况多發,恰如回歸前的那一段時期,難以避免地人心浮動、社會躁動。相信,隨着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辦法的塵埃落定,港人看世界的心會多一份平和,在處理與内地關係時也會多一份寬容與理性。
  
  港人對内地的感受微妙、復雜。近幾年,負面的聲音一直不斷,有些經過個别媒體别有用心的炒作、放大,加重普通民衆對兩地關係的負面感受。可以預計,今後在涉及兩地關係的問題上還將出現不同的聲音,宜從以下三方面做好工作:
  
  其一,在出台涉及兩地關係的政策時,中央和特區政府宜多做溝通,充分論证。政策推出後,要及時跟進,不斷總結和修正,力争讓政策發揮最大的正面效應,這實際上也是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
  
  其二,在遇到涉及兩地關係的問題時,宜多從内地找原因,從根本上來説,内地作爲“一國兩制”實踐的主體,要大力提昇自身的文明素質與法治水平,才能對其他地區産生持久、穩定的吸引力。内地的文明、廉潔、法治、公正等是全體中國人包括港人樂見的,也必將有利港人的人心回歸。
  
  其三,理解當前港人因不確定性而産生的敏感、焦慮,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來對待香港這兩年可能出現的小狀况,避免指責、埋怨等的言辭挑動。在政改等問題上,中央應有自己的節奏與步伐,不爲其他旁枝末節干擾。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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