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31日電（作者汪毅夫）讀近出的《湖州近代人物珍貴手札》（2020，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如入寶山、滿心喜歡也。我最喜書中沈家本的一通手札，其法書、文采堪稱上乘，其内容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沈家本（1840—1913）是中國近代法學的奠基人，在清廷修訂法律大臣任上卓有建樹。譬如，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中國民事習慣調查在中國近代法制史上首開記録。《中國民事習慣大全》（2002，上海書店）書前的“影印出版説明”記：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任命沈家本、伍廷芳兩人負責修訂法律，由此開始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進程。接着在光緒三十年（1904）四月一日，開設附屬於刑部的修訂法律館，沈、伍二人爲修訂法律大臣，開館視事，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月二十七日，“清廷改組修訂法律館，由沈家本、英瑞、俞廉三爲新的修訂法律大臣。該館從法部（原刑部改稱）、大理寺獨立出來”，該館《辦事章程十四條》之第十一條規定：“可設諮議官(館外及地方設回答諮詢的人員) ”，第十二條規定：“館中修訂各律，凡各省習慣有應實地調查，得隨時派員前往詳查”。宣統二年（1910），沈家本奏報調查主要成果。出於工作需要和學術習慣，沈家本對地方情形很是關注。《湖州近代人物珍貴手札》所收沈家本手札的收信人，應該是山西地方官員，他向沈家本報告了“晋省盗風本熾，各州縣又每以盗刦附會搶奪，每案必開脱數人”的情况，實際上起了該館諮議官的作用。沈家本除答復“來函一通當交律例館諸君妥議”外，還同收信人談了個人的見解（如體現寬嚴相濟精神的“網開一面”），介紹了“奉旨參用西律”的情况等。 

　　山西同沈家本有不了的緣份。1900年9月26日，清廷任命沈家本爲山西按察使。當時，沈家本在保定知府任上，受命履新之際却被在保定的法國傳教士勾結“八國聯軍”，羈押於保定北街教堂，直至1901年2月14日獲釋。原來，1898年甘軍董福祥部駐札保定時，“保府教堂被董福祥兵毁壞，兩教士被毆，帶至營中”。保定知府沈家本妥速辦結教案，得上峰賞識却得罪了法國傳教士。我在《清末教案》（1998，中華書局）找到兩條相關記載，一是1898八月二十日：“奉旨：保府教堂被董福祥兵毁壞，兩教士被毆，帶至營中，法使昨已照會總署。榮禄電稱，此案由外設法擬結，着即趕緊辦理。務須速了。省城重地，甘軍勇丁何得任意滋事，並着轉告董福祥認真彈壓。以後如該軍别有滋鬧情形，定唯該提督是問。欽此”；二是：“奉旨：榮禄電悉。教案辦結，尚屬妥速。甘軍駐紮保定，誠恐日久生釁。着榮禄就保定省北涿州一帶地方酌量移扎，處所與董福詳電商妥辦。欽此。” 

　　沈家本手札落款未署日期，署名“弟本”兩字中間有一小字“期”。這“期”字至少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期功之親”之期，説明收信人也姓沈，是沈家本五服之内的宗親；另一是居喪期（居喪一年爲期，二年爲又期，期滿爲禫）之期。我曾見台灣進士汪春源手札，其落款署名“鄉晚生汪春源”之中間有一“禫”字，結合汪春源於1891年遭喪母之痛的情况，及其他佐证，我推知汪春源寫此手札，時在他居喪期滿之1893年（詳見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年8月27日《一個“禫”字有考究》）。 

　　本文寫作過程中多次向湖州民國史研究院徐美虹老師請教，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