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6日電（作者汪毅夫）台胞謝大姐的父親是老革命、抗戰將領。近日，謝大姐隨旅遊團到了貴州。她在觀景台上拍了彎彎曲曲的抗戰公路“二十四拐”的照片，興冲冲地發給我。我告訴她，貴州鎮遠和平村也是有名的抗戰遺址。於是，她請假離團兩天，又興冲冲地到鎮遠去也。没想到，和平村正在修整和重新布展，她只能在村口拍了外景（圖一）。我爲參觀、參會，曾三次到古城鎮遠。爲了讓謝大姐少些遺憾，老弟我應該當一回講解員，向謝大姐、也向各位朋友介紹我所知道的貴州鎮遠和平村的若干情况。 

　　和平村是抗戰時期“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的别稱，和平村隨戰事幾經遷移，最後定址於貴州鎮遠。讓我從和平村的主任管理員康大川（圖二）講起。康大川（1915—2004），原名康天順，台灣苗粟人。1938年3月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奔赴祖國參加抗戰，轉戰於桂北、湘北前綫。1942年6月22日，經由郭沫若、陽翰笙、馮乃超商議决定，康大川奉派到貴州鎮遠和平村任主任管理員，參與開展對日本戰俘的教育感化工作，將“和平村的最大多數俘虜”從戰争罪犯轉化爲反戰人士。多年後，從和平村釋放遣返的日本戰俘，仍念念不忘康大川讓他們翻譯、閲讀和鈔寫《論持久戰》、《新華日報》、《群衆》等書、報、刊的情形，念念不忘康大川對他們的教育和照顧。和平村收容的戰俘裏也有台籍日本兵，他們很快覺醒並參加了反戰的工作。譬如，1941年1月15日，台灣義勇隊創辦的《台灣先鋒》第6期發表台籍日本兵林琬鐘的“和平村通訊”，題目是《和平村村員台灣人》，文中説：“祖國當局寬大爲懷的愛護我們，教育我們，使我們能够真正的把握住人生的意義，能分析侵略與反侵略的是非曲直，最大多數的俘虜都已覺醒，回憶到以前的行爲而戰慄”。 

　　作爲學者，我在多年前曾送給和平村管理機構一本《日本反戰士兵與日中戰争》（香港，光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2月版），這本日人菊池一隆編寫、厦門大學朱家駿教授譯審的書裏，有很多和平村的史料；我還就布展工作談了意見，其中包括：作爲俘虜收容所，和平村的醫務室是必不可缺的，應予復原。史料裏也有關於和平村醫務室的記載，如林琬鐘《和平村村員台灣人》所記：“衛生組：内設醫務室、醫藥豐畗的藥室，村員凡有疾病每日上午由醫官診察配藥”。據我所知，和平村的“醫官”是由駐地在貴州貴築（貴陽）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派駐的，1941年6月15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蔣夢麟到訪和平村時，有“中國紅十字會救護隊派醫療隊陳隊長、蔣醫師以及各位隊員駐在村裏”。陳隊長的姓名是陳生白，蔣醫師即蔣昂，駐村醫療隊先後是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第182區隊、第19中隊。

　　附帶言之，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創隊總隊長林可勝是厦門大學第二任校長林文慶的公子。1940年8月10日，厦門大學創辦人陳嘉庚，以“南洋華僑籌賑總會主席”的身份到訪駐地在貴州貴築（貴陽）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並向救護總隊部“在築全體工作人員訓話”；1944年1月27日，曾任厦門大學教授的林語堂，以“美國醫藥援華會”董事的身份，到訪貴築（貴陽）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今年4月6日是厦門大學創校100週年紀念日，故特别附記此一段厦門大學與貴州的歷史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