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7日電（作者汪毅夫）近有學界友人垂問，如何看待台灣的省籍矛盾問題？在我看來，比起古之分類械鬥，台灣今之省籍矛盾製造更多麻煩，制止也更加麻煩。 

　　台灣在歷史上經歷過從移民社會到定居社會的轉型，這個轉型大扺是在清代咸豐年間（1851—1861）實現的。在移民社會的歷史階段裏，人口的增長約等於移民的增加。一批又一批大陸移民，多數是同鄉結伙而來。他們在台灣舉目之下、一眼望去，“宗族之親少，洽比之侣多”（高拱亁：康熙《台灣府志》），“流寓者無期功强近之親，同鄉井如骨肉矣”（周鐘瑄：康熙《諸羅縣誌》）。因而，同鄉移民的地緣組合乃成爲主要的社會結構，發生於台灣移民社會歷史階段的械鬥，基本上是地緣組合之間的分類械鬥如“漳、泉拼”之類。引發械鬥的原因多出於争奪社會上的“角頭”地位和自然資源方面的土地、水源等。進入定居社會以後，人口增長主要表現爲自然增長，主要社會結構也從地緣組合讓位於家庭、家族、宗族的血緣組合。定居社會歷史階段發生的械鬥，主要是宗族械鬥即血緣組合之間的械鬥，械鬥的起因也有了争奪祖墳風水、維護各自宗族“命脈”等地緣組合之間不會有、血緣組合之間常發生的利益衝突。分類械鬥曾經搆成台灣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清干隆四十七年（1782）發生的“漳、泉拼”，“禍連兩縣（彰化、諸羅），流毒三月”，傷亡慘重，參加械鬥者達數萬人，事後被官府捉拿的“要犯”竟有200餘人。又如，清咸豐三年（1853）發生的安溪、晋江、南安、惠安四邑人與同安人的械鬥，焚燬商户、民房、村莊，拆毁水圳、填塞港道，“死者山積”，“哀鴻遍野，觸目驚心”。 

　　按照社會學家的的解釋，社會問題乃是社會成員共同生活、共同進步發生障礙的問題。同古之分類械鬥一樣，台灣今之省籍矛盾是社會的重大障礙，是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於今視之，台灣古之分類械鬥，多屬於民間私鬥，其起因和推展，完全同政治無關，其善後多“不願終訟”而願“私鬥私了”。清代台灣官府，也以不發生社會問題爲“神之靈也，民之福也，官之幸也”。又，台灣古之分類械鬥畢竟是昨日烟雲，不使重演便是。然而，台灣今之省籍矛盾，却完全是政治操弄的結果，台灣今之民進黨當局尚在操弄政治，撕裂社會。難怪包括省籍矛盾在内的台灣社會問題愈演愈烈、越出越奇，天譴民怨也！ 

　　附帶言之，台灣歷史上的“閩、粤分類”實際上是漢族兩個民係的分類。近30年前，我在《中國文化與閩台社會》（海峽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報告：在台灣移民社會“閩粤向來分類”的現象背後、在地緣組台之外，另有一種民係（客家民係、閩南民係）組合的社會結構。如林樹梅《與曹懷樸明府論鳳山縣初政事宜書》記：“閩之汀州與粤連界，（在台灣）亦附粤莊”，姚瑩《東溟文集》謂：“粤人黨粤，潮雖粤而亦黨漳”。福建汀州客家人在台灣附於客家人聚居的粤莊，廣東潮州閩南人在台灣與漳州閩南人結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