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你們同行。你們是誰？你們是武漢大學中文系七八級學生，我的同窗。

　　因爲高中時期我的班主任、物理老師蘇黎是武漢大學畢業的，我算是他的得意門生，他對我十分厚愛，平時老跟我説起珞珈山的美麗，令我神往不已。所以，高考填志願時，我毫不猶疑就填上了武漢大學。不過，師生當時最大的分歧就是，老師要我讀物理，我堅持要讀中文。爲此，老師摇頭嘆息。

　　命運之神的眷顧，我如意地實現了願望。如今，一晃已經過去30多年，今天重新回顧，仍然深深覺得，在珞珈山度過四年光陰，是我一輩子最正確的選擇。

　　武漢大學應該是當年改革意識最强的大學，充滿了新的思潮、新的活力、新的氣息。我始終認爲，在珞珈山的四年，真正學會的是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創新。這樣的學業，使人受益終身。

　　我深深地感到，母校給了我兩個蜕變的機遇：第一，從後“文革”時代的思想束縛中蜕變出來，成爲一個人格健全的新時代知識分子。“文革”時期我的年紀不大，參與不了什麽，但是，“文革”的思潮對我們這一代還是有影響的。經過在珞珈山的四年學習與思考，整個人脱胎换骨了。第二，改革與創新的精神深入了骨髓，影響一輩子。我們讀大學的年代，正是中國改革運動風起雲涌的時代，武漢大學走在前列。當時是最早實施學分制的，我在修讀中文系的課程時，也修讀哲學係、經濟係的一些課程，知識結構豐富，從而也讓自己的個性多了一些不願意因循守舊的因子。

　　與很多同窗相比，我不是班上的活躍分子，七八級中有這個興趣組那個興趣組，現在想起來很奇怪，我都没有參加，應該失去了很多的提昇鍛煉自己的機會。但是，同窗的蓬勃朝氣深深地感染了我。同學之中，不乏優雅斯文者、博學多才者、英俊瀟灑者、誠實穩重者，人才濟濟，令人倍感自豪。一個人或許改變不了一個群體，但是一個群體一定可以改變一個人。常説“近朱者赤”，我的感覺就是近赤者赤。武漢大學中文系七八級是一個有正氣、有情誼的年級，30多年的歷程足以説明一切。

　　從小到大，我最大的興趣就是閲讀，但是“文革”時代，閲讀成了一種奢侈，因爲根本就没有多少書籍讓你閲讀，甚至閲讀成了一種罪名。記得我在讀初中的時候，因爲把縣圖書館的藏書幾乎都借閲過了（其實没有多少本），結果被告到學校，差點成了白專的典型。所幸得到了校長的厚愛，公開批評，但不點名，輕輕放過了。在武漢大學的四年，我最大的快樂就是泡在圖書館，翻閲永遠翻不完的中外名著，沉迷其中，遨遊其中。當然，這會影響考試成績的。不過毫無遺憾，人生最大的精神與知識積蓄，就是來自珞珈山。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小時候因爲父母的工作調動，我换了四所小學，二所中學，但從一年級到高中畢業，都能當上班長，愛管事、愛策劃、愛出頭，成了毛病。高中畢業後到紅旗知青場下鄉，在水産班負責養魚與捕撈，瘋上了寫詩，手抄整本《詩詞格律》，後來參加知青徵文，一首描寫知青心態的長詩獲得了一等奬，被一紙調令調到了縣“革委會”知青辦代理幹部，專門負責撰寫宣傳稿件。詩歌改變了我命運的第一步。知青辦主任黄永强是南方大學畢業的高才生，給了我很多機會，充當廣州各大媒體記者的助手，爲各大媒體撰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那個時候，19歲的我就立志要做一個新聞工作者，如何才能上大學，成了我的人生思考。

　　記得在讀高一的時候，隱約傳來要恢復高考的消息，我非常興奮，立志要考讀大學，學習的自覺性高漲。可是後來鬧出了什麽張鐵生的白卷英雄事件、黄帥的反師道尊嚴事件，上大學的希望頓時幻滅。這個時候，校園出現了支持張鐵生、黄帥的大字報，對此，我實在是氣憤，於是利用一個晚上在同學樑勤富家裏寫了幾張大字報，大意是反對張鐵生、黄帥的行爲，學生必須尊重老師與知識，寫完之後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一早，我倆搬着梯子把大字報貼上了操場邊上的教學樓墻壁，引起了圍觀與激辯。所幸的是，我的母校從校長到老師，都保護我，没有讓這個在當時大逆不道的言行成爲政治事件。

　　1976年，一直夢想上大學的我得到了上大學的機會，可以作爲工農兵學員到廣州的中山醫學院讀書，可是我對學醫毫無興趣，一心一意想讀中文，就放棄了。這讓許多親友捶胸頓足，這畢竟是可遇不可求的良機啊！

　　這一次的放棄，是我人生的重大抉擇，對此，我從來没有後悔。我慶幸自己的勇敢放棄，没有這一次的放棄，我永遠成不了武漢大學中文系七八級的一員，也不可能爲港澳的回歸以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盡一份力量。

　　到了武漢大學中文系七八級，我才知道人人都是詩人作家，個個都有來頭，自己的知識很淺薄，需要充實，於是老老實實沉默。記得是在大三時期，學校辦徵文比賽，盡管我的筆頭很拙，但心血來潮，也想試一試。考慮到自己是廣東人華僑子弟，母親是印度尼西亞歸僑，父親一輩也大多在東南亞與香港，有很多香港親戚，常有來往不陌生，或許只有寫香港題材比較容易駕馭。於是自己就泡在圖書館尋找一些香港方面的資料，漸漸地入了迷，香港與台灣關係密切，因而又涉及到台灣問題，如此折騰很久，遍閲圖書館、資料室的有關資料，幾乎不務正業。後來寫成的反映偷渡客在香港生活的小説《牛郎過河》得了奬，與此同時，我對港台問題的興趣因此而生，但是當時没有料到的是，冥冥之中在珞珈山就與港台問題結下一輩子的緣。

　　畢業之後分配到中國新聞社，第一個崗位居然就是港澳組，真是如有神助，大爲興奮的我一下子就進入了角色，很快就可以獨立給香港的報章撰寫通訊報導，然後又成爲香港報刊的專欄作者，所撰寫的文章都被刊載，一下子就小有名氣了。

　　最記得有一年著名影星劉曉慶因爲寫了《我的路》而受到批判，輿論矚目，後來她到大興安嶺拍電影《紅豆》，也被傳聞逃亡蘇聯了。我冒着漫天大雪到大興安嶺采訪劉曉慶，在加格達奇的車站下車時，已是凌晨一點多了，看到劉曉慶站在齊膝的大雪中等着，很是感動。這次的采訪文章由香港《商報》分三天刊登，三天的報紙全部賣完，轟動一時。提早對香港的把握，使得我占到了先機。後來，過去從未到武漢大學招收記者的中國新聞社，一直很積極到武漢大學招收記者，這與我的先行一步的影響有關係。

　　記得當時與寇勤、李爲民的工作、居住地點最近，我們經常相聚，互相打氣，由是開啓了北京的工作生涯。

　　1985年9月，我獲派赴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工作。很有意思的是，當年在武漢大學教我們新聞課的熊達老師，成了我的新同事。在香港工作兩年多，是在劉道清、寇勤的鼓勵下，寫出了《世界同齡人——漫談香港青年》小册子。結束駐港工作之後，又是在趙健的幫助下寫作出版了《港台南洋經濟强人列傳》。當時我與夏武全的書信不斷，夏武全在《長江日報》爲我刊載有關香港的文章。老師與同學，一起同行，人生的快樂，莫過如此。

　　因香港而涉台灣，當年在武漢大學産生的興趣又一次發揮作用，1988年我回到北京，出任中國新聞社港台部主任，台灣問題在我面前展開。1991年8月，作爲隔離42年之後首次登上台灣島的大陸記者，我當選爲當年的中國十大新聞人物。我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更是由此堅定了終生爲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統一做點事的信心。1992年，我第二次訪問台灣的時候，專門拜訪了武漢大學校友會，當時已經七八十歲的老校友們，熱情地接待了我這個小校友。1945年之後，先後有五百多位武漢大學校友到台灣，爲台灣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如著名的校友趙耀東，曾任“經濟部長”，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

　　因爲一輩子不打算離開新聞事業，我覺得需要繼續進修新聞理論，於是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研究生班，著名教授童兵等人親自授課，獲益匪淺。後來在與李卓鈞的商議推動下，1994年，我所在的中國新聞社與武漢大學新聞學院合作建立了“一國兩制”新聞學術研究中心。當時是在安徽省銅陵市舉行第一次研討會並正式成立的，時任市委書記、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汪洋給予了熱情的支持，會晤與會者，並與大家同游。

　　我被母校聘爲兼職教授。原在中文系任教的李敬一、樊凡老師也調任新聞學院教授，亦師亦友。母校在最關鍵的時刻，繼續爲我注入了學術思想的活力，爲後來的創業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1997年底，我面臨人生的至爲重要的選擇，在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鼓勵下，赤手空拳離開北京，辭去了中國新聞社副總編輯這一個司局級職務，以及唾手可得的更高層次的中央機構一級職務。放棄了幾乎15年的拼搏，回歸民間，只身到香港另闖天下，重起爐竈。

　　這又是一次人生的重大放棄！當時在圈子裏産生的轟動，是了不得的。

　　爲什麽要放棄？我没有什麽個人利益的動機，就是因爲當時兩岸關係臨近動武的階段，兩岸精英需要溝通對話，需要知己知彼，化解戾氣，共謀和平，這樣，在香港創辦一個可以進入台灣的雜誌就成了當務之急。不過，這不需要官方的渠道，大陸官方背景在台灣是受到封殺的。又因爲當時我在大陸新聞界中，是與台灣結緣最早、最有活動空間的人。於是乎，冥冥之中，歷史選擇了我，或者是我選擇了歷史。

　　汪道涵會長引用孫中山的一句話，深深地打動了我：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從1988年到1992年，我屬於中央小名單記者，也就是專門采訪中央政治局常委活動的政治記者，最常出入的是中南海。耳聞目睹，我常常拿政治尺子來衡量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做大官的個性與能耐。做大事也未必行，但是做事一定行。這算是難得的自知之明瞭。

　　講到這裏，我要對我的髮妻毛木娣表達感激之情，没有她的無怨無悔的支持與理解，事情是做不成的。當年她省吃儉用不斷把積蓄下來的10塊錢裝在信封中寄來，大大改善了我在學校的拮據生活。這個情，一輩子都在還。

　　記得赴港之前，北京的同窗全部聚集，爲因工作不同却同時將赴香港的我、李爲民、李昕設宴送行，殷切鼓勵，感人至深。

　　當時到了香港，没有人，没有錢，没有辦公室，只有不變的理想，我希望能用若干年，從無到有，創辦一個溝通兩岸的理性的媒體平台。這個時候，王華敏伸出援手，騰出了在深圳的房子，幫忙撑起了後勤基地，對我開拓新事業給予了最大的理解和無私的支持。2011年，李爲民又放下原有的一切，帶着豐富的經營運籌體驗來到中評社出任總經理，對事業的發展予以了全力的支持。

　　從無到有，在香港構建了一個集雜誌、網絡、通訊社、出版社、智庫一體的兩岸共同媒體，它就是中國評論新聞集團。目前，在兩岸關係以及台灣問題上，中國評論是一個最具權威性的溝通渠道和信息平台。

　　回首往事，總是看得到那一座人生的最高峰：珞珈山。

　　在忙於工作的過程中，與同學的來往溝通是最爲愉快的事。同學之間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是何等的珍貴，真是人生前行的一種動力。同學的努力與成就，常常激勵着我。敢於創新的勇氣，直面社會的膽量，縱横政壇的才智，事業追求的執著，成就斐然的氣度，改革先行的無畏，淡泊名利的心胸，平民高官的風度，如此種種，在武漢大學中文系七八級中，隨時都可以對號入座。同學們的進取精神不斷在影響着我，已經化作我的不可或缺的前行動力。

　　自從有了“老八舍網站”以及後來有了老八舍QQ群、微信群之後，與各地的同學就没有了距離。雖在網上發言不多，但我是“老八舍網站”與老八舍微信群的忠實讀者，常常與大家同樂、同惱、同思、同心。因爲有了“老八舍網站”與老八舍微信群，我們身處天涯海角，但没有分離過，人生的多數光陰就這樣一起走着。

　　在北京、香港、台北的年復一年的奔波中，我知道光陰如梭，白發已至，然自己有幸可爲大中華的再造貢獻一點點個人的力量，此生夫復何求？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想來想去，當年珞珈山播下的種子，不就這麽一粒嗎？縱使治國、平天下不是我輩可以肩負之責，但是我輩不敢無視之。我們這一代人，不就是這麽固執地堅持和守望着理想嗎？

　　珞珈山，没有這麽一座山供我修煉思想，引導我前行，我不敢想象自己的一輩子將會如何度過。最重要的是，珞珈山是我的凝聚不變的友情之山，在這裏我結識了自己在内的60個名字，我們是60個同窗、60個摯友，60個兄弟姐妹。我們的人生道路不同，但是我們曾經在一起成長，從此不論天涯海角，我們都在一起經歷人生的風浪。

　　記得《論語·述而》説：“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與武漢大學中文系七八級同窗們的三十多年同行中，我總是覺得，擇其善者而從之，一直是我最大的收穫。

　　與你們同行，是我們在一起同行，這是人生的快樂！

　　第一稿：2008年

　　第二稿：2015年1月

　　郭偉峰簡歷　（學號787023）

　　男，廣東省客家人，1957年6月26日生於樂昌。網名：香港郭。祖籍梅縣。

　　1974年於樂昌一中高中畢業後下鄉當知青，後調任縣知青辦代干。也在廣東省有色金屬機械修配廠做過工人。

　　1978年考上武漢大學中文系。廣東（樂昌）考生。

　　1982年畢業後分配到北京的中國新聞社任職。1985年出任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采訪部副主任、主任。1988年出任中國新聞社港台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出任中國新聞社副總編輯。曾獲首届中國新聞奬、範長江提名奬，曾任中國記協理事，全國青聯七、八、九届常委。

　　1991年作爲兩岸相隔42年後首次訪問台灣的大陸記者，與新華社記者範麗青共同載入了兩岸關係史册，被評爲當年中國十大新聞人物。

　　1998年赴香港創辦了迄今爲止唯一得以在兩岸四地公開發行的時事政治雜誌——《中國評論》月刊；並先後創辦了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評論新聞網、中評智庫基金會，任董事長。

　　中國評論通訊社現已成爲港澳地區最大規模的通訊社，發稿量僅次於新華社、中新社、中央社。中國評論通訊社是大中華地區第一家數字化網絡通訊社，目前已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以及香港、北京、廣州、美國華盛頓特區、洛杉磯、韓國首爾等地建立起比較完整的新聞採編體系。

　　中評智庫基金會與兩岸及港澳、北美、東亞的二百多家戰略和政策研究機構、以及二千多名專家學者開展互動與合作。

　　個人主要著述有：新聞評論集《躁動的世界  冷静的中國》、《兩岸巨變：尋找歷史新坐標》、《馬英九：涅槃與重生》、《兀局與深思》、《懸局與悟思》、《困局與危思》、《變局與求思》、《迷局與辨思》以及《觸摸真實的台灣》、《四十年間第一步——大陸記者首次台灣行》（與範麗青合著）、《港台南洋經濟强人列傳》、《世界同齡人——漫談香港青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