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3日，被劃爲“右傾分子”的母親，離開她正在廣西梧州市郊區勞動改造的農户家，到市里的市立人民醫院順利地産下了我。那一天，是農曆6月19日，據説是觀音菩薩的成道日……

　　我記憶中的童年，腦海里至今仍然無法驅趕得去的是父親不斷的斥責、詰問、敲打。那種敲打永世難忘，主要是他總安排在喫飯的時間點上。常常是飯已盛好，他便開始盤問一些事情，我每次的辯解都被他看作是對他的不敬，往往對答未過三句話，他就命令我將雙手放在餐桌上，然後，揚起筷子狠狠地敲打着那雙稚嫩的手。而當我欲哭出聲時，他又嚴禁我喊叫。我掉下委屈的眼泪，却無法發泄，一股股冤氣全都堵在氣管，到他允許我可以用餐時，我早已没有了食慾。日復一日，許多回午餐、晚餐都是這樣度過的……我不知道爲什麽父親這樣恨我。

　　“文化大革命”中，父親被隔離審查。有一位“好心”的阿姨告訴我：你爸爸是國民黨特務……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對我這麽狠，原來他就是一個壞蛋。解放前，不知毒打過多少共産黨員和老百姓！我决心與他劃清界限，把自己的姓改跟母親姓。我當時竟然希望他是一個特務，因爲我也恨他！那一年，我才九歲。

　　後來，“文化大革命”還没有結束，父親經審查清楚，不是特務。但是，也是屬於需要繼續“改造”的對象，被從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清除”出去，先是在廣西中部——地處柳州市郊區的自治區“五七”干校勞動改造，然後“五七”干校解散，又被安排到柳州郊區的另一端的柳州地區師範學校工作。柳州，曾是唐代著名文人柳宗元最後貶放地和喪葬地。

　　由於父親多年的敲打，使我性格内向，自卑感很强，加上體質羸弱，男孩子們都鄙夷我，不願和我玩。而女孩子們却喜歡和我在一起：打撲克、捉迷藏、跳繩、跳格子。爲此，男孩子又嫉妒我……十歲的我，第一次偷偷地看了《紅樓夢》。聯想到自己，覺得現實生活中有這麽多女孩子願意和我一起玩，仿佛自己就是一個“賈寶玉”，男孩子不理我，又算得了什麽？自卑的心理居然獲得了某種阿Q式的滿足和自豪。

　　當我參加工作後，特别是大學畢業，被分到機關，嘗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各種滋味後才知道，父親對我的敲打，那是一種本能的發泄。在單位他一直被當作業務骨幹使用，但是，又拒他於中國共産黨的門外。他非常苦惱、非常難過、非常氣憤，可是又不能對外人傾訴、交流和談心。他只好回到家裏，拿我出氣……

　　母親從1958年開始，就因和同事們一起給領導提意見後被無緣無故調出中共梧州市委組織部，下放到了小學當老師。1962年，爲了照顧夫妻兩地分居，母親從梧州調到了南寧。我們全家團圓了，我也更多地得到了母親的關懷、呵護和寵愛。每當父親責駡我、敲打我、折磨我時，母親如果在場總是好言相勸父親，消消氣，别傷着了自己的身體，更别傷了孩子。父親多數遇到這種時候，也無可奈何。只好自嘲地説，我不會管，你會管，那你來管！

　　母親的愛就是一種最好的教育方法。從小我學會了愛勞動、愛集體，關心别人和理解别人。尤其是學會了寬容。因此，我在集體生活裏，總是受到大家的歡迎和好評。1966年6月1日，我被評爲廣西首府南寧市的“三好學生”。小學裏還任過班長。上中學時，任過年級副連長、班長等職。

　　中學畢業後我到了廣西南寧市郊區上堯公社西明大隊插隊。曾任大隊團總支宣傳委員。1977年，參加了全國第一次高考。想當醫生，也害怕“文字獄”，我報考了理工科。結果，體檢完後，不知道什麽原因，竟杳無音信。據説，是“政審”不過關。第二年我又參加瞭高考。這一回，是真正的全國統考。我被武漢大學中文系録取了。父親從柳州專程趕回南寧送我去武漢，當列車即將啓動的時候，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悄悄地附在我的耳邊説：“前幾天我已經被吸收入黨了。我們家可是雙喜臨門啊！”我激動得什麽話也説不出，只是緊緊地握着他那已經開始乾枯的手。他老人家企盼這一天的到來，一盼就是整整28個年頭……

　　一進學校，我不知道爲什麽會指定我當班裏的生活委員，而且四年連任，不换人、不改選，至今仍讓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四年裏，我最難受和最快樂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我最難受的是，每月按時找好零錢，將助學金發給每位獲得困難補助的同學；我最快樂的是，看到每位得到助學金的同學，那真心實意的感謝和永遠綻放在臉上的笑容。

　　出了校門，大多數同學都興高采烈地走上了預定的工作崗位，而我却要二次分配。從1982年7月回到廣西高校分配辦報到，至9月份上班，一個多月裏，我隔三差五，都要到分配辦打聽，能有工作嗎？乾脆向他們表明，只要對口，分到報社當記者也行，或者分到刊物當編輯也行，我的要求很低。結果，分配辦的老太太，總是説，研究研究再説。等待永遠都是漫長的，哪怕只需要一秒鐘。一個月的等待完全打碎了名牌大學畢業生的我的自尊心，在走投無路的情况下只好聽從父母的教誨，提着東西去看了一位親戚，求他出面幫忙。他二話没説，馬上答應。一周不到，我就被塞進了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做了一名“思想警察”，專門管理社會上一切偏激的思想和言論。一干就是八年。

　　八年裏，我的工作先是在宣傳處，主要是收集社會上的輿情或爲領導出席各類相關會議撰寫毫無文采的講話稿。後四年裏，我除了有一年被安排到自治區教育講師團，下到廣西賀縣師範學校講授語文課外，其他時間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對外宣傳處，爲自治區黨委的書記們和自治區政府的主席們，編輯、整理《港澳台報刊文摘》，每周一至二期。一個偶然的會議，讓我聽到了來自台灣人的告誡，我敏鋭地感覺到：長此以往不顧台灣同胞的想法而將這邊的想法强加於他們，可能會造成對方的“去中國化”。於是我寫了信息，居然能够放在最高執政當局專業會議的内參材料袋裏，供决策者們參考。即1986年9月我撰寫的《黄阿原談對台宣傳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作爲該年11月底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國對外宣傳工作會議的絶密材料，供與會領導和代表參閲。爲此，該文獲得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優秀信息”奬。因該文第一次對海峽兩岸存在的文化差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並引起專家和學者們的關注及興趣。

　　後來接到通知，各單位嚴禁編輯海外任何報刊。我知道自己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宣傳部的任何工作和崗位都没有這項摘編有趣，離開那裏，已是無法更改。因爲，我明白：我不適合當“思想警察”。於是我又參與朋友們正在謀劃的廣西環境保護建設集團公司的籌建工作……

　　1990年7月，我毅然决然地調離了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檔案放在自治區城鄉建設委員會，到了公司任辦公室主任。

　　自治區計劃委員會同意公司成立的批文一下，兩位正副總經理便開始了争權奪利，互相拆台……公司被毁了！我又轉到了一家温州人辦的“南北公司”，一年下來，竟没有一分錢工資。我硬着頭皮找到自治區城鄉建設委員會，要求重新安排，因種種原因，建委没有接納我，哪怕是一個簡單的崗位。我只好回家待業。

　　半年時間，我一邊在南寧尋找工作，一邊想到了同窗四年的學友們。覺得：可能同學們幫找，更容易一些，把握性更大。因爲，大家都瞭解我、熟悉我。於是，我向武漢的汪芳發出了“SOS”求救信。汪芳和武漢的同學們商議，將我推薦給享譽神州的《今古傳奇》雜誌社當編輯。與此同時，父親委托自己的學生，也給我找到了接收單位——廣西區科技幹部局。我害怕離開父母，决定留在廣西，留在生我、養我的故鄉。1992年3月，我到該局上班。

　　1993年5月17日，被任命爲綜合處副處長。

　　1993年12月27日，經廣西科研系列(社會科學)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資格評審委員會無記名表决評審通過，我取得了副研究員職務資格。

　　1994年元月的某一天，我開始想：我現在可以死了……

　　光陰荏苒，時間又跨入了21世紀。這是一個很“拽”的世紀，對於我來説，其發軔於三十多年前的1978年的10月份。

　　當年我和同學們，偶然而又必然地聚到了武漢珞珈山下，住進了老八舍，不知各位同學的夢想如何。而我當時的理想很簡單：只想改變農民生産和生活的方式。因爲，我中學一畢業，就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而被派去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可是，農村的現狀，使我難以立下决心扎根那裏一輩子。被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斷的全國高考又恢復了，1977年我報考了理科，上綫後體檢也合格，還是没被廣西境内任何一所高校録取，哪怕是普通一點的中專。於是，第二年我再考，改爲文科，一不留神，進瞭高教部所屬的全國重點院校之一的武漢大學，讀的是中國漢語言文學係，而我簡歷表民族一欄裏要填的是：壯族。4年學習過後和畢業後的幾十年，我一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壯人，抑或是漢人？

　　新世紀的“拽”就“拽”在它不管你屬於什麽種族，只要你肯學、肯干，肯用宇宙的眼光和理性看待過去、品味現在、遥望未來。你也能跨越自己、超越時空、服務别人，美滿而幸福！

　　違反民主管理的4年不改選的班級“生活委員”一職，居然能讓我從住進老八舍的第一天起就做到畢業離校的那一刻。年級指導員和同學們的信任，讓我遇到可以犯錯誤的機會都不敢用。一天午飯後，按慣例到學生食堂財務處出納那裏，領回了全年級的當月伙食補助金數百元，在104寢室裏連數了N遍，從第一張數到最後一張，又從最後那張倒數回來到第一張，翻來覆去，記不清數了多少回。結果如開始數的是一樣的，在我手上的那摞補助金裏竟然整整多了30張當時最大面額的人民幣！開始，我懷疑自己的數學知識出了問題。整整一個中午，我點了又點，結果證明：出納錯了。下午她一上班，我趕緊跑到她的辦公室，親自退回那些她算錯而多出來的人民的紙幣。原以爲英雄救了美人，她會感激涕零，或者多看本人一眼。可惜，收下那300元大洋後，她也僅僅是輕描淡寫地謝謝一聲！失望的我頓時没有了半點不軌的圖謀和不良的居心……

　　畢業三十多年來，我先後待業過2次。同學們都幫助我紓困，没有抛棄我。特别是第二次的重新就業經歷，也是非常充滿戲劇性。居然動用到官職已至省級的2位同學以及其他同學親戚中亦有在廣西任省級領導的關係，且在時任廣西區委書記即將離任之前，通過其秘書解决了我晚年喫飯問題。經過從京城到廣西，李建平、吴葆儉、寇勤等幾位同學鼎力相助，煞費苦心、絞盡腦汁、巧施妙計，以及N個省級領導的真正關照、批示甚至仗義執言，才使我重獲生存之機，讓我的生命又焕發出事業的第二春。如此大恩大德，我終身報答不完！滴水之恩，必當涌泉相報！

　　我從來没有想要改變歷史、推動歷史和創造曆史。我却經常懷疑：自己入學前自以爲能够改變歷史、可以推動歷史、甚至創造曆史的時候，是否也會阻礙了歷史、歪曲了歷史、可能還毁壞了歷史？終於，三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在老八舍裏，我放棄了那種企圖……

　　所以説，這個世紀很“拽”。它成功地顛覆了我最初住進老八舍時吹漲起來的那些泡沫式的理想，讓我重新審視自己、審視生活、審視未來。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如今想的更簡單：只要給我一根網綫，讓我可以互聯，已成美籍華人的他鄉人就近在咫尺，何况武漢的（包括湖北的）、北京的（天津也算在一起）、河南的、煙台的（現在又加上福建）、江西的和湖南的、廣東的（深圳和珠海還屬於它管轄嗎？我不清楚）、廣西南寧的更不用説了，還有貴州的（已經成爲過去時）、韓國的和哈爾濱的（這2地都是臨時的）。香港的：是暫住的還是永遠的，不敢亂猜。甚至上海那位生死未卜的張生，仙逝的老朱和老金，都在斑竹和同學們大家隨時隨地的罣念之中。這麽多的兄弟和姐妹：用心智搭起了貌似虚擬實爲有形的老八舍，超越了時空，超越了永恒，超越了最酷。已經最“拽”！

　　歷史是用來忘記的。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活法，幸福没有統一的標準和共同的模式，它是每個人自己最知道指標的東西。古人早就看穿了一切，説：自己的鞋合不合適，只有脚知道……這真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也許再過30年，陪伴着我的還是自己這雙臭不可聞的近似著名的“香港脚”，去尋找我夢中的老八舍。我無法回頭：請同學們不要忘了+我！

　　老八舍裏還有很多聞所未聞的故事，人生真的還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未來值得我們共同去回憶……

　　第一稿寫於1998年03月

　　第二稿寫於2008年09月

　　第三稿改於2014年12月

　　樑凡簡歷　（學號787028）

　　男，壯族，1958年8月3日生於廣西梧州市。網名：凉風。籍貫：廣西武宣。

　　1965年9月—1971年8月，在廣西南寧市民主路小學讀書。

　　1971年9月—1976年8月，在廣西南寧市第十四中學讀書。

　　1976年9月—1978年9月，在廣西南寧市郊上堯公社西明大隊插隊。

　　1978年10月—1982年7月，武漢大學中國漢語言文學係學生。廣西（南寧）考生。

　　1982年9月—1989年7月，在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工作。

　　1989年8月—1991年1月，在廣西環保建設集團公司工作。

　　1991年2月—1992年2月，在廣西南寧待業。

　　1992年3月—1995年3月，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科技幹部局工作。

　　1995年4月，機構改革，廣西壯族自治區科技幹部局並入廣西壯族自治區人事廳。

　　1995年4月—2006年5月，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人事廳工作。

　　2006年6月至今，在廣西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工作。職稱：副研究員。

　　在《情報學報》、《企業科技與發展》等刊物發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科技情報的機遇與挑戰》、《我國信息産業在全球經濟疲軟下的危與機》、《互聯網環境下科技圖書館的戰略突圍和創新實踐》等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