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上了年紀，剛剛從門鎖裏拔出來的鑰匙，常常就忘了放在哪兒了，但幾十年前的事情，却又常常記得很清楚。

　　我出生農村，父母都是醫務工作者。父親原來在鄉下行醫，後調到縣人民醫院，五十年代末又被調到武漢醫學院同濟醫院工作，而我們兄妹一直和媽媽在鄉下的一個集鎮上生活。

　　記得很小的時候，每當我午覺醒來，剛伸完懶腰，姥姥就趕快顛着小脚跑了過來，給我穿上滿大襟土紅色的棉布長袍——那可是我姐姐穿了以後，又給我哥哥穿，最後傳給我的。當我自己下床，剛把脚伸進鞋裏——那種不用係鞋帶的舊式棉鞋，又見姥姥顛着小脚跑到竈邊，拿起火鉗在竈裏的餘燼裏搗鼓出一個烤好的紅薯來。她一邊用手拍打着炭灰，一邊鼓起腮幫吹氣，想把紅薯身上的灰吹乾净并且把它的温度降下來。我趕忙跑過去，急不可待地把紅薯接在手裏，兩只小手不停地交换着，還用口不停地輕輕吹氣。等到不燙了，才小心翼翼地一點一點地把紅薯焦黄的皮剥開。頓時，一股誘人的香味撲鼻而來，那個味道的甜美啊，真賽過了天下所有的山珍海味！

　　到了5歲多，我該上學了。當我報名時，我記不清老師是寫的“陳文樵”還是“陳文橋”，反正我都不大認識。只記得他問父親的名字時，我説:“陳廣淵！”老師寫的却是“陳廣元”。我於是用左手手指頭把“淵”字反復寫了幾遍，老師最後才似乎恍然大悟。雖然從來没人一本正經地教我認字寫字，但我家裏有很多病人被治好後送給父親的匾，其中一塊“世醫陳廣淵”我是天天看，記得很清楚的。

　　教室設在一個大廟裏，菩薩也都不知到哪裏去了。一、二年級都在一起。一年級上課時二年級就自習，二年級上課時一年級就自習。不久老師發現我其實是個左撇子，並不會用右手拿筆寫字，就派二年級的陳姓女班長（她已十歲了）來輔導我，直到很久以後，我不僅用左手，也能用右手獨立完成作業爲止。

　　二年級時搬到一個地主家的大牛棚裏，雖然光綫不太好，但還算是不很漏雨。因爲貧下中農多不識字，所以老師就是地主的兒子。語文、算術、體育、唱歌全是他一人教。到學期結束的最後一節課上，老師把判了分數的考卷分發給大家，然後叫大家一個一個站起來，報告自己的分數。當點到我時，我紅着臉有些害羞又有些驕傲地站起來大聲説：“語文、算術兩個100！”老師當即給我奬勵了一大張白紙（約值5分錢）和一支鉛筆（約值3分錢）。那時可没有班費，大約都是老師自己掏錢的。後來有次聽媽媽對我的哥哥姐姐説：“你們要好好向文樵學習，他考兩個100。你們兩個比他大多了，都没他考得好！”要知道，哥姐當時已上五年級了，語文要考100分幾乎是不可能的。

　　三年級就到“陳氏宗祠”了，一直到小學畢業。當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我們吃商品糧的都下放到農村，每人每個月的口糧是九斤稻穀（當時因爲大旱，有不少谷粒都不很飽滿）。哥姐們都到陽邏上初中了，家裏我老大，每天要挑水、買柴、上學、照顧弟妹。稍微有點好吃的，都要讓給80歲的姥姥和才一兩歲的弟弟。即使是野菜和糠粑，媽媽和我也常常是吃得最少的。每次放學回來，我餓得實在走不動，只好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休息一下再繼續走。盡管如此，我仍每天上學，從不遲到早退。五年級開始，就一直擔任校少先隊副大隊長、副中隊長、班學習委員。

　　畢業時，我被選爲陽邏學區小學畢業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新洲縣中小學畢業生代表大會，開了整整一個星期。回來校長讓我傳達精神，尤其是要把招待所的生活——那是上級對中小學生的關懷，詳細給大家講講。我在幾百名學生和教師面前整整講了100分鐘（教導主任雷少雲老師後來告訴我的），主要内容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之類，效果如何我不知道，但以後我每次走在大街上，叔叔阿姨見到我都會笑着説：“早上有油條包子，中午有魚有肉有菜有湯，真是好吃呀！”説得我很不好意思。

　　之後，我和姐姐以優异的成績考上了省重點中學——新洲二中，當時教育部一位姓白的女司長也在學校住點。姐姐在高中，我在初中，這在我們學校裏當時是少有的。二中離我們家有45裏地。每隔兩個星期，周六的下午我就回家一次，星期天返校。一是想家，二是我可以回家拿點鹹菜來補貼一下。當時我們每個月的伙食費6元，比較清苦。後來改爲6元5角，每個星期就可以吃一次肉了。記得我第一次從學校回到家裏，媽媽高興得很。當她看到我是把鞋裝在包裏光着脚丫走回來時，心疼得不得了，馬上到肉鋪裏用肉票割了一斤瘦猪肉(當時每人每月半斤肉票，那可是媽媽和弟妹們捨不得吃省下的呀！)，很快地剁成了肉丸子，盛了滿滿的一大海碗放在我面前。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走了幾十裏路，可能是餓急了，我毫不思索拿起筷子來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把一斤肉做的丸子全部吃完了，還問媽媽：“還有嗎？”媽媽一直坐在我對面，滿眼疼愛地看着我，説：“丸子全盛在碗裏了，不過鍋裏還有湯。”我又咕嚕咕嚕地喝了不少湯。現在想來，當時怎麽就没想着讓媽媽吃一點呢，哪怕只讓媽媽吃一個嘗嘗也好！真是個不懂事的孩子！還有一點現在想不明白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怎麽一次就把一斤肉做的丸子全吃下去了呢，即使今天要我一次吃完，恐怕也是難以完成任務的哦!

　　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就一直擔任班學習委員，並負責班上和學校裏的墻報黑板報。

　　1966年8月我初中畢業，被推薦上了二中高中。因爲“文化大革命”，上了一年後推薦作廢，又回到初中。直到1968年10月，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我作爲下鄉知青，下到毛集公社農場。我們農場在一個半島上，15個人全部是男的，有十幾畝耕地，40多畝水田，幾百畝湖田（漲水時就被淹，退水時就種莊稼），近萬畝湖面（養魚、采蓮）。每人每月45斤大米，全勞力每天工分10分，每月26元工資，年底結算。我開始是9分，後來是9分半。我們人少事多，每年除大年初一放一天假外，其餘每天都要出工，不管是晴天雨天還是颳風、下雪。特别是在雙搶季節，每天4點鐘起床扯秧，天亮回來，就着鹹菜吃完半斤乾飯又馬上出工。上午插秧，下午把昨天晚上割的稻子捆好挑回。吃完晚飯又去割稻子，12點回來睡覺。夏天和秋天，還要在湖裏採白蓮，冬天要捕魚，平時還要養蠶，你説我們忙不忙？累不累？

　　貧下中農對我很好，總是盡量照顧我，一次到陽邏鎮挑豆餅，每人4塊，每塊25斤。遠路無輕擔。他們擔心我挑不動，只讓我挑3塊，把另外一塊摔碎，每人分擔一點。他們每人100多斤，行走如飛。跑到前面休息時，發現我没跟上來，就回過頭來接我，幫我挑着跟上隊伍後，又把我的兩個半塊摔碎，分給他們幾個人挑。我實際只挑2塊50斤，還不到他們的一半。從陽邏到農場有20多裏地，從五更起床吃完早飯出發，一直到天黑才回到農場。他們還是記10分，我還是記9分半。没有任何一個人有任何的怨言和异議。到睡覺前，挑着一百多斤的擔子跑了一天的隊長還特地來到我床前，一定要我用熱水把脚泡一下……寫到這裏，我已是滿眼泪水，我是真心地感謝這些農民兄弟對我的實實在在的幫助！没有他們，就不會有我陳文樵的今天！平時他們看到我累了，也經常派我干一些輕一點的農活。當然由於我識字，又是醫生家的孩子，有時也幫他們干些寫寫算算、扎扎針灸之類的事情。盡管很累，但我一邊干活，一邊腦袋也没閑着，經常想一些用畜力做動力的插秧機之類的東西，也寫一點感想或詩歌之類的文字。我寫的《我第一次學插秧》的散文，後來在考師範時還真的派上了用場，被招考的老師極力稱贊，至今仍有人還記得這篇文章。武漢的學生下鄉支農，我也經常給他們作作報告，談談下鄉的體會，所以我多次被評爲縣先進青年和先進知識青年。

　　我們平時只吃青菜和腌菜，没菜時可以吃魚，每人每餐一斤。偶爾也舉行吃魚比賽。那是在魚豐收的季節，把一樣大小的新鮮鯽魚煮上幾臉盆，放在門板上，全體人員圍坐在一起。一般是一口吃掉魚背，一口吃掉魚肚子上的肉，剩下一副完整的魚頭和魚骨就放在各個人的面前。等魚全部吃完，再數各人面前的魚骨，誰多誰勝。在毛集農場一干就是5年。

　　1973年，本來被推薦上大學，後被人頂替，幾經周折，被推薦到新洲師範學校（現武漢第二師範學校）學習。由於農場的鍛煉，剛到師範時，渾身覺得有用不完的勁，不管學習還是勞動都十分積極。

　　一次教導處抽幾個學生幫忙，老師發現我十分適合搞文秘工作，就把其他同學放回班裏，把我留下。從此之後，我每天在學生食堂喫飯，在教導處上班，在教導處的套間裏住宿。平時可以不聽課。但對教材我都認真自學，和同學一樣參加考試，每次成績都很好。每年暑假，校長（兼縣招生辦公室主任）都把我派到縣招生辦公室負責文秘工作，並掌管鑰匙，但公章和財務另有人專管。畢業時，毫無疑問，自然而然地就留在了學校裏，并且還分到一間日本式的住房。幾個月後，又被調到縣教育局工作。

　　在教導處工作時，由於我是學生，且工作效率較高，書記要我做事，校長要我做事，老師要我做事，還有同學要我辦事，我都得做，我比一個正式老師的工作量大得多。一次一位十分關注我的老師問我在教導處怎樣，我向他訴苦，説我不想幹了。他説：“你知道人家爲什麽不叫其他人干呢？”我説：“我是學生，他們好叫些。”老師説：“不對，每個領導在分配工作時，是經過考慮的。首先是你可不可靠，第二是你能不能完成。正是因爲你靠得住，干得了，才把一件又一件的工作交給你。記住，有飯吃，有事做，就是幸福。等到你没飯吃了没事幹了的時候，你就明白我的話對不對了。”幾句檏素的語言，給我極大的教育，從此之後我更加努力地工作了。

　　到縣教育局不久，我被派到新洲縣辛冲區馬河五隊搞路綫教育，與縣委常委、縣委宣傳部長郭宏典同志同吃同住同勞動，既是他的秘書，又是警衛員，也是勤務兵。

　　1978年我被調回教育局，和5個年輕的同志一起，想方設法偷偷地報名考大學，結果我被武漢大學録取。在被大學録取之前，局裏爲了培養我，送我到縣委干校學習，擔任校團委書記，並與黨委書記住同一間房，他明確告訴我準備培養我入黨。但時間不長，入學通知就來了。

　　一到武漢大學，接我的是77級的張樺（他可能不記得了，但我印象很深）。他一抬頭看見我，可能是滿臉的絡腮胡子使他大吃一驚：“怎麽這麽大年紀的學生？！”他隨口的一句話讓我自卑了很長一陣子，上課時我總盡量靠後排，盡量不顯眼。當時我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思想較重，認爲自己辛苦了這麽多年，該歇歇了。加上我個人經濟十分困難，所以幹勁遠没有在師範時積極。開學不久就開始填表申請助學金。當時我父親工資較高，但如果在供養成員中再加上一人就可以拿助學金了。我父親經常接濟我姑母，有人建議將她寫上，但我覺得她並不住在我家，不能算家庭成員，爲人應該誠實，故没寫上，所以我没助學金。父親要求我很嚴，盡管他每月有一百幾十元工資，但他每個月只給我20塊。我從每月有三四十元工資的人突然變成只有20元生活費的人，很有一點適應不了。除掉14.5元的伙食費，加上每周回家來去的車費，基本所剩無幾了。我的蚊帳破得實在不能用，在我一再懇求之下，父親才最終花了8塊錢給我買了一頂新蚊帳。他説武漢醫學院有個學生家裏很窮，每天早上只吃稀飯，饅頭留着中午吃，每天節約一餐飯錢寄回去養家。每次學校露天放電影，他捨不得用5分錢買一張票，總是跑到銀幕後面的大樹上看，我應向這些同學學習，不要以爲上了大學了不起，同濟醫院裏隨便遇到一個人都是大學生，還有不少留學生。我當時經濟上的窘迫，使我完全没錢買筆記本，只能用在教育局時發的油印品的反面來記筆記。我給解放軍傷員無償獻血後學校發的20元錢都被用來買了紙筆。有一次在公交車上遇到指導員，作爲學生本應幫老師買張車票，但一摸口袋，確實只有自己的一張車票錢，當時真是尷尬極了，自己至今想起來還很不舒服。

　　剛到校時，指導員找我談話，説招我的時候，看到我已超齡了，但把我的五張考卷都看了，答卷整整齊齊的像印的一樣，認爲很不容易，基本功不錯，心理素質也很好，不像有的亂畫一通。二是因爲我在教育局工作，來了後可以協助他做做學生工作。我當即表示我是初中畢業，基礎較差，希望能休息休息，好好學點東西，不當幹部。畢業很多年後，我碰到指導員時回憶這段談話，他説他不記得了。

　　大學的生活十分有趣，特别是畢業分配時，内容更是豐富多彩，但由於時間較近，相反記得不太清楚了。畢業後參加工作，應該也有不少值得記一記的地方，比如1998年防洪搶險，高建成同志在簰洲灣犧牲後，我帶領九名省委工作隊隊員冲上前綫在咸寧鎮守幾十公里長江干堤的事情，也有些驚心動魄，回局後還給全體職工作了兩個多小時的報告，但它離今天更近，也就更記不清了——正如我真的記不起剛剛從門鎖裏拔出來的鑰匙，到底放到哪裏去了一樣！

　　唉！真的是有些老了……

　　2015年1月

　　陳文樵簡歷　（學號 787056）

　　男，漢族，1952年1月24日出生。湖北省武漢市新洲區人。

　　1957年9月1日—1963年8月，新洲縣陽邏區毛集中心小學學習。

　　1963年9月1日—1968年10月，考入新洲第二中學學習。

　　1968年10月—1973年8月，新洲陽邏毛集農場下鄉知青。

　　1973年9月—1975年8月，被推薦到新洲師範學校（現武漢第二師範學校）學習。

　　1975年9月—1978年8月，新洲師範學校留校工作，幾個月後調縣教育局工作。

　　1978年9月—1982年8月，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習，湖北（新洲）考生。

　　1982年9月—2012年，被分配到湖北省檔案局工作，歷任科員、科長、副處長、處長、副局長兼副館長、正廳級巡視員、研究館員（正高職稱），省檔案學會常務副理事長，省哲學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省政協特聘委員，省科技進步奬評審委員，中國檔案優秀成果奬評審委員，中國老教授協會會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