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看起來，“一國兩制”在可見的未來，仍將是作爲解决中國統一問題的唯一之道。但是誠如所述，“一國兩制”在過去被過度渲染將對台灣極爲不利，以至於現在一般的台灣人普遍並不支持“一國兩制”。不過吾人以爲，既然統一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因此有必要在兩岸間再掀討論的風潮。大陸可以主動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透過各種管道（網絡、學界、政界）攪動台灣這一池水。而討論的焦點，必須厘清：

　　一、要説明“一國兩制”在台灣與香港的不同。本來台灣與香港（含澳門）的問題就有本質的不同，香港是中國政府與殖民政府談判，從殖民政府手中拿回來，所以香港是“回歸”祖國，作爲祖國―中國的一個特别行政區，中國對香港是重新“恢復”主權。但是台灣却是因爲内戰而造成的主權分裂，海峽兩岸都宣稱擁有“中國”的主權，因此，海峽兩岸是主權“統一”的問題。然則簡單口號式的“一國兩制”，並没有辦法説明台灣、香港的不同。因此未來是不是要有新的提法，值得思考。比如説：一國兩制—港澳模式；一國兩制—台灣模式。

　　二、“一國兩制”的構想必須廣納台灣各界的意見。如果兩岸最終是以和平達到統一的目標，那麽一個漫長的協商談判必然不可避免，而“一國兩制”當然會是談判的主角，以往“一國兩制”之所以在台灣没有市場，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早期被國民黨視爲“統戰陰謀”而强烈批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一國兩制”的構想、内容都是由大陸方面提出，台灣方面無所與聞。以一個事關台灣前途的大事，而台灣地區的人民却没有參與其間，這無論如何是無法爲台灣人民所接受。

　　台灣之於香港有本質的不同，除前述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那就是香港地區的人民，從來未曾有過對其社會前途政治參與，而台灣地區的人民在争取參與其政治地位的歷史已近百年。台灣人在日據時期即已有争取自治權利的活動，1935年日本人第一次給台灣人有限度的地方自治選舉權。因此，未來在談判“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必須重視台灣地區人民廣泛參與的需求。有關這一點，孫中山的意見有很好的參考價值，他在謀求統一的過程中，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解决和平統一”的問題，而在召開國民會議之前，他提議先召開一個“預備會議”。對這個預備會議，他建議應從包括政黨、現代實業團體，以及工、農、兵、學、商等群衆組織中遴選一些代表組成。爲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必須廣納台灣各界的代表來討論相關的問題，如此才能在統一的路上站穩脚步。

　　三、落實“合情合理的安排”。自“一國兩制”被提出來後，如何解决統一後台灣的定位及治理的問題，所謂“合情合理”的安排即爲歷代領導人所共同强調。但是什麽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却從來没有一個明確的説法，“現行制度維持若干年、可以維持跟其他國家的經濟文化關係、保留軍隊、不派軍隊、人事自主、司法終審”等等，也許可以説算是合情合理的安排。然而這些條件，從香港的實踐來看，却是同時産生了“港獨”的主張及團體，以此看來，這些條件不完全能爲香港人埋單。如果以之對台恐更難説服台人，爲此，對台灣“合情合理”的安排，就不能够只强調這些内容，而必須有更細緻、更具體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爲“誰也不吃掉誰”才是第一個要强調問題。從語意上瞭解，“誰也不吃掉誰”隱含的意義，就是雙方保持各自的獨立性，相信這是台灣人更想要的。至於如何在兩岸統一中，又仍能維持各自的獨立性，也許毛澤東在闡述民主集中制的這一段話：“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可以給我們有所啓發。

　　四、統一的基礎是什麽。既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然則現在的問題是，海峽兩岸有兩個政治（府）制度、兩個國號，今天欲使其成爲一個國家，就必須尋找一個雙方面的共同基礎，没有共同基礎，這個家蓋不起來，没有共同的家，何來一家親？前面提到，兩岸的統一不是誰吃掉誰的問題，既然不是誰吃掉誰的問題，那麽尋求一個兩岸都可以接受的共同基礎，就是不能逥避的問題。

　　 對此問題，先從大陸方面看，雖然馬、列、毛、共産主義是中共的根本，但是在具體的國家建設上，毋寧是以社會主義爲藍本，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均是此謂；其次，以儒家文化爲主的中華文化，盡管在中共建政的早期曾遭受挫折，但她就如長江巨流，表面也許碰到阻擋，激起拍岸驚濤，表面下的主流却兀自穩定往前奔流。

　　 從台灣一方面來講，“中華民國”標榜依據孫中山三民主義建國、立國，所謂“民有、民治、民享”，國家屬於全體中華民族的，政治上以中國傳統的治理加上西方的若干制度，經濟上以社會主義爲藍本，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主張，五族共和、合四萬萬人爲一家；民權主義則認爲中國有自己的政治哲學，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五權憲法就是以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爲核心；而强調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必須實施計劃經濟，并且以“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爲政策。因此中華民國屬性上也是屬於社會主義國家；再者，論者每謂“中華民國”是所有華人社會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盡管晚近碰到些許逆流，但是傳統文化仍是民間生活的主流。

　　 以此觀之，海峽兩岸其實仍有相當大的共同基礎，吾人以爲，這個共同基礎就是“社會主義”。近年來，習近平不斷强調中國偉大復興的“四個自信”，這四個自信其核心其實就是“社會主義”。因此如何在“求同存异”之下建構兩岸的社會主義社會及制度，積極追求其同，擴大同的基礎，基礎越大建立的家越穩固。

　　 既然兩岸的統一在歷史的潮流中不可避免，而歷史的長河流向又不知其幾世，爲解决今日乃至可預見的未來的統一問題、爲解决“合情合理”的安排兩岸的統一問題，吾人願提出兩個根本問題的建議。

　　一、統一後的名稱問題：既然不能是誰吃掉誰的問題，那麽維持現狀，並稍加改變，也許可以嘗試。借鑒歷史，前文曾經指出，在上世紀20、30年代，中華民國治下，中共曾經建立“蘇維埃政府”。今日也許可以考慮，大陸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則爲“中國三民主義政府”。在台灣稱中國，可以避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争，同時符合“一個中國”的原則；其次，三民主義仍可爲台灣人所接受。

　　二、以三共主義（三民主義＋共産主義）——“共有、共治、共享”統一中國爲號召，透過參與的方式，增加台灣人民對中國的認同。强調兩岸的中國人“共同擁有中國、共同治理中國、共同享有中國”，事實上在“一國兩制”提出來的時候，就有讓台灣人參與中央政府管理之議，惜乎迄今未見；再則，自十八大以來，中共領導人不斷的説要讓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如果這些都能具體的實現，則兩岸幸矣！中國幸甚！

　　晏揚清：作者係高雄市兩岸和平促進發展協會理事長、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