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8日，《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年—2020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正式發佈，爲構建當今世界上最長、最具發展前景的陸上經濟大走廊和海上經濟大走廊搭建文化橋樑。“一帶一路”是路，也是道。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帶一路”作爲一個跨越時空的構想，是涉及領域極爲廣泛的對外開放新戰略，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爲中國文化“走出去”創造新契機，將提昇我國制度性話語權，推動“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文明交流與互鑒，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一、“文明互鑒”的時代大趨勢

　　“一帶一路”建設，文化建設先行。《行動計劃》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推動沿綫國家互利共贏與文明互鑒。“一帶一路”構想從歷史深處走來，因時而生，共謀發展，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集中體現。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搆成了多種多樣的生活方式。各個國家龢民族在自身的發展進程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明。“一帶一路”得到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然而這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地理位置、面積大小、人口多少各有不同，而且其歷史、民族、文化、宗教也存在多樣性和差异性，其中涉及的主要宗教就有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等幾乎世界上所有宗教。即使提出文明衝突論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也認爲“在未來的歲月裏，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頁。 “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存在着文明多樣性的特點，各種文明相互關係較爲復雜，同時也爲各種文明之間的互學、互鑒、互惠提供了良好基礎。中華文明數千年形成的包容性的特質是與其他文明互學、互鑒的前提和基礎。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價值觀念。”習近平：《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5月4日，。中華民族復興正在鑄就一種“文化自覺”。“文化自覺”要求我們對時代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文化自覺”是一個觀察角度，一種處世心態，一種精神境界，最終應當是對人類文明的終極思考與關懷。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5頁。無論對中國傳統文化還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我們都應該采取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富强、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既是適應時代發展的優秀文明成果，又體現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一帶一路”承載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又取决於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中國夢對接世界夢。中國夢還是和平發展之夢，合作共贏之夢，開放包容之夢。習近平主席强調：中國要同國際社會一道，推動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夢。

　　 《行動計劃》明確指出：“一帶一路”文化行動的原則是“秉承和而不同、互鑒互惠的理念，尊重‘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和地區人民的精神創造和文化傳統”，進而“推動‘一帶一路’多元文化深度融合。”文明的傳播總是與經濟的拓展形影相隨。經濟的强盛必將促進文化的繁榮，文化的繁榮又將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如今，中國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最大的商品貿易國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這不僅極大地提昇中國的文化自信，也爲中華文化的對外輻射和影響提供了硬實力支撑。“一帶一路”正是中國作爲負責任大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現實體現，而“一帶一路”倡議又爲中國文化與沿綫國家的交流搭建廣闊平台。無論從中國自身利益出發，還是從世界對中國所寄予的期望來看，中國都必須推出兼顧自身發展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互利共贏開放戰略。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大背景，也因此而得到絶大多數沿綫經濟體的積極響應。王志民：《“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中的多重互動關係分析》，《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

　　 “新思路”推進“新絲路”。“一帶一路”作爲世紀工程依然任重道遠，習近平主席高瞻遠矚地提出要把“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的新思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將打造一種新型商業文明，這種商業文明體現的是世界經濟失衡背景下的中國擔當，而“一帶一路”建設需要沿綫國家的相互合作，在合作中實現互利共贏。“一帶一路”倡議理念在先，重在實踐，既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世界，要求各國携手應對挑戰，合力化解威脅，共同承擔責任。古絲綢之路延續數千年積澱下來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已上昇至人類文明寶貴遺産層面，成爲沿綫國家實現互利共贏的價值取向。

　　二、“民心相通”的複合型工程

　　加强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和地區的文明互鑒與民心相通，是制定《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年—2020年）》的主要目的。“一帶一路”是一項涉及經濟貿易、政治外交、人文交流等諸多領域的複合型戰略構想。毋容置疑，推進“一帶一路”，市場運作是基礎，企業是主體，資本具有逐利性質，否則經濟合作難以實現長遠目標，但如果不注重人文交流，不實現民心相通，經濟合作將無法持續。“一帶一路”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爲推進的主要内容，進而構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具體體現爲與沿綫國家建立及提昇戰略伙伴關係，通過這種“結伴而不結盟”的形式，參與和引導全球治理。這是一種新型價值觀和治理觀，也爲全球治理與地區合作提供一種新模式。

　　民心相通是“五通”的基礎，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民心相通藴藏着深厚的文明淵源和文化基礎。推進“一帶一路”，無疑需要以市場爲導向，使沿綫國家和人民有真切的獲得感，但也絶對不能忽視沿綫國家人民的文化認同和心理感受，特别是要注意沿綫國家背後的大國因素及不同背景的非政府組織的影響。中國投資緬甸的密鬆水電站被叫停就是典型案例。從某種意義上説，“一帶一路”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習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帶一路”的同時就提出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一帶一路”爲載體的絲路精神以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爲依託，與沿綫國家共同打造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推動着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絲路精神體現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即堅持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和强弱，一律平等。中國歷來堅持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協商；經濟上通過和平合作、開放包容，實現共同發展；文化上通過互學互鑒，實現共同繁榮；安全上應相互信任，共同維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通過對話和合作解决争端，奉行“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

　　理念引導行動。中國自古就有“天下”一詞，其即今日“世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儒道不是宗教，儒家文化没有形成組織，崇尚“道並行而不相悖。”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吕氏春秋》中説：“天地和合，生之大經也。”“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獨角戲”，而是沿綫國家的大合唱。“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中國一貫堅持“計利當計天下利”的義利觀，在追求和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兼顧他國利益，做到弘義融利。“計利當計天下利”是一種正確的義利觀，也是一種合作共贏的發展觀。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堅持以平等爲基礎、以開放爲導向、以合作爲動力、以共享爲目標的發展觀和治理觀。“楊潔篪就G20杭州峰會接受媒體采訪，杭州峰會樹立起新的全球標杆”，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9月7日。2014 年12 月的中哈産能合作第一次對話會，雙方就確立了産能合作要堅持“政府引導、企業對接、務實高效、互利共贏”的原則。《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雖然當今的中國還不算富有，仍然必須“獨善其身”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和文化内涵，同時還要“兼濟天下”，已經爲全球治理提供了一個中國道路的樣板。這是因爲中國已經是一個發展中大國，處於崛起通道之中。中國在提昇硬實力的同時，也正在提昇自己的軟實力，獲得與之相適應的話語權。但中國的話語權與西方霸權國家所奉行的“贏者通吃”的話語權不同，是與在沿綫國家戰略對接基礎上實現民心相通的話語權，是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爲基礎的話語權。

　　三、構建文化“走出去”的平台

　　《行動計劃》的直接目的是構建中國文化特别是中國文化企業“走出去”，進而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提昇國家軟實力的戰略性計劃。《行動計劃》共提出四項發展目標，即文化交流合作機制逐步完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基本形成、文化交流合作品牌效應充分顯現、文化産業及對外文化貿易漸成規模；四項重點任務，即健全“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機制、完善“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打造“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品牌、推動“一帶一路”文化産業繁榮發展。《行動計劃》同時還設計了五個專欄、12項計劃和五個方面的保障措施，其頂層設計高屋建瓴，同時對 “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文化合作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全面而具體的部署。

　　第一，構建“一帶一路”文化發展和文化交流的合作機制。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發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要强化多邊合作機製作用，發揮現有多邊合作機製作用，相關國家加强溝通，讓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此次文化部發佈的《行動計劃》無疑以《願景與行動》的合作機制爲參照，明確提出：“加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文化部長會晤、中國—中東歐國家文化部長會議、中阿文化部長論壇、中國與東盟‘10＋1’文化部長會議等高級别文化磋商。推動與沿綫國家和地區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産交流與合作機制。與沿綫國家和地區建立文化遺産保護和世界遺産申報等方面的長效合作機制。支持國家藝術基金與沿綫國家和地區的同類機構建立合作機制。”

　　第二，打造“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與文化交流的知名品牌。文化品牌是被廣爲認同的一種品牌信仰，也是一種强烈的品牌忠誠。中國作爲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文明古國，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藴，可以挖掘被“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人民認可的文化寶藏豐富多彩。2014 年6 月，中、哈、吉聯合申遺成功，就是“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文化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典範，爲“一帶一路”注入精神動力。《行動計劃》明確提出要“打造‘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品牌”，並列舉出包括在“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和地區打造“歡樂春節”“絲綢之路文化之旅”等重點交流品牌以及互辦文化節（年、季、周、日）等活動，從而擴大文化交流規模。《行動計劃》所提出的“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建設包括“絲綢之路文化之旅”計劃、“絲綢之路文化使者”計劃、“一帶一路”藝術創作扶持計劃、“一帶一路”文化遺産長廊建設計劃等等，具有文化發展和文化合作示範作用。

　　第三，創新“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與文化交流的産業模式。“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文化發展與文化合作分爲公益性和贏利性兩大類。公益性的文化發展與文化合作既有包括意識形態内涵以彰顯國家軟實力，也有關於公共外交性質的内涵並由企業或非政府組織所承擔。而文化産業的發展與合作屬於贏利性質，具有良好發展前景，文化企業對到“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發展文化産業的積極性很高。《行動計劃》指出：“建立和完善文化事業、文化産業和對外文化貿易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引導企業自覺遵守國際法律和貿易規則。” 文化産業的合作與交流必須堅持企業主體，市場運作，公平效益兼顧的原則，“圍遶演藝、電影、電視、廣播、音樂、動漫、遊戲、遊藝、數字文化、創意設計、文化科技裝備、藝術品及授權産品等領域，開拓完善國際合作渠道。”中國文化企業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獲得良好的利潤回報。鑒於“一帶一路”沿綫文化建設項目投資回收期長且存在不可知因素，文化企業也可以在合作過程中運用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等新興合作模式。

　　《行動計劃》雖然是一個文化發展的短期行動計劃，却爲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文化發展與文化交流奠定堅實的基礎，將爲“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文化合作提供了綱領性指導文件。正是因爲《行動計劃》由文化部牽頭起草，特别是通過部際、部省等工作機制，與沿綫國家和地區簽署政府間文件，爲“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與文化交流提供有效保障。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終取决於中華文化復興，取决於中國軟實力的影響力和感召力，取决於中國話語權體系的構建。黨的十八届五中全會明確提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産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中共十八届五中全會在京舉行”，光明日報2015年10月30日。“一帶一路”作爲參與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承載着中國夢與世界夢對接的時代重任，是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平台。

　　本文爲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階段性成果、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重點項目“新時代中國經濟外交戰略研究”（項目批準號18KDAL40）、國家社會基金項目（項目批準號14BGJ003）。

　　王志民：作者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所所長，北京高校建設開放型經濟强國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