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有關抗戰史的討論在去年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的場合，兩岸與國際學者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進行深入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兩岸的領導人都在適當的時機發表談話强調“兩岸共同研究抗戰史”的重要性。

　　大約在去年同一時期，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主辦了一場名爲“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争的再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有來自台灣、大陸和日本學者參與，並對相關的問題進行學術上的討論。例如，大陸學者質疑爲什麽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後没有立即抗日；而台灣也有學者引用1937年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講話，這些敏感的議題討論，盡管有時彼此針鋒相對，但大多是根據史料進行理性討論。林泉忠：《名家觀點——兩岸合寫史書可期》，《中國時報》2015年10月25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25000356-260109

　　在今年，台灣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舉辦《抗日戰争時期之蔣介石先生》新書發表會，前總統馬英九與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應邀與會。馬英九致詞時再度提出兩岸公佈各自政府的檔案，共享史料，共同合作，共修戰史。陳耀宗：《再談兩岸共修抗戰史 馬英九：不該只有海峽這邊才能寫》，《風傳媒》2016年7月7日。https://tw.news.yahoo.com/再談兩岸共修抗戰史-馬英九-不該只有海峽這邊才能寫-061500763.html

　　從前述討論，我們可以瞭解大家對兩岸歷史學者專家共同研究和書寫對日抗戰的這一段歷史充滿期待，也早已經展開了各式的交流活動。當然，官方的支持，尤其是開放相關的史料是達成目標的重要助力。兩岸領導人已經表達了支持立場，如何積極進行呢?

　　二、兩岸共同書寫抗戰史：新聞媒體篇 

　　過去有關共同研究和書寫抗戰史是比較偏向軍事政治，而在新聞傳播方面甚少着墨，這是本研究特别强調的新方向。我們必須體認在抗戰十分艱難的狀况，中國的新聞事業在從業人員的堅持和努力，以及政府和各方面的支助下，仍然持續報導，記録着戰事的發展和政治經濟社會的狀况。

　　在新聞供應方面，中央通訊社（以下簡稱“中央社”）扮演重要的角色。肩負内外傳播重責大任的中央社，在戰火中是持續發展壯大的，且成爲全國最大的新聞機構與傳播中心：在抗戰期間直接服務各階層報刊合計約兩千家，駐外單位從1936年的4個增加到1945年的11個，是世界第六大通訊社之一。中央通訊社編印：《七十年來“中華民國”新聞通訊事業》，中央通訊社1981年，第28-29頁。 此處特别要標明的是中央社在抗戰期間派遣30個以上的“隨軍組”（包括戰地特派員一人和電務人員一至三人）隨軍采訪，甚至潜伏敵後進行秘密采訪報導，以地下電台和總社聯絡，這方面獲得的信息更是難能可貴。劉志祥：《中央通訊社的轉型》，風雲論壇1998年，第40頁。無黨無派《大公報》主編張季鸞就曾表示：“戰訊的供給，主靠中央社，武漢如此，其他各地更不待論。各報特派員的通訊，雖然常有情義並茂的杰作，但一般的報告責任，却靠中央社同仁平凡的實踐。”《中央通訊社的轉型》，第42-43頁。

　　在抗戰期間，國内主要報紙紛紛遷往重慶。首先在重慶復刊的是《中央日報》，該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直屬報紙，代表政府發言。一直致力於國際和對付日本的虚僞宣傳；接着是來自天津的《大公報》，這是無黨無派報紙，1938年被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推選爲該年最佳外國報紙；再來是軍事委員會機關報《掃盪報》，由於是軍報，所以對戰訊的報導特别注意；《新華日報》是共産黨言論機關，特色是通訊多，標題和新聞盡量用白話，讀者對象爲中低階層。曾虚白主編：《中國新聞史》，三民書局1984年，第420-421頁。

　　然而，原來的上海和港粤的報紙在日本佔據的情况持續發刊，也值得一書。在上海租界當局采取中立政策後，華文報紙紛紛與有正義感的外國人合作，恢復出版，例如《申報》《新聞報》《文匯報》等。這些用洋商名義出版的報紙，都能主持正義，報導確實的消息，對日本的虚僞宣傳給予迎頭痛擊。同上，第423-428頁。不過在太平洋戰争爆發之後，這些反日、反汪精衛僞政權的報紙都被迫停刊。

　　抗日戰争爆發之後，辦報者認爲香港可能是避難最好的地方，也是宣傳抗戰的一個好據點，所以一些財力雄厚的報紙到香港發展，如《時事新報》《大晚報》《大陸報》《成報》《星島日報》等，又加上香港本地原有的報紙，如《工商日報》《華僑日報》等，它們的言論自然是支持抗戰。黄瑚：《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61-262頁；《中國新聞史》，第430-432頁。

　　其中值得一提的外國人在中國經營的英文報紙（如《字林西報》《密勒氏評論報》），它們在抗戰期間持續發行，其報導有可觀之處。可惜的是在太平洋戰争爆發之後也被迫停刊。

　　廣播宣傳方面是抗戰時期對爲宣傳的重要工具。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中國廣播電台”（以下簡稱“中廣”）扮演的主要角色。爲了争取友邦支持，强化我國之國際地位，“中廣”在重慶建立對國際播音的發射網。中國廣播公司：《中廣六十年》，中國廣播公司1988年，第2-3頁。“中廣”於1939年2月6日在重慶建立了中央短波廣播電台，向北美、歐洲、南洋、日本、蘇聯東部，定向播音，國外聽衆可以清晰收聽。吴道一：《悠悠一甲子》，收録於《中廣六十年》，中國廣播公司1988年，第30頁。 值得留意的是，“中廣”在每晚播音結束後，回放當天新聞精要，緩慢報告，重復兩次，以使收音員筆録。前揭書，第31頁。

　　此外，在抗戰之初，中國共産黨就以培養無綫電通信員及收繳的無綫電器材來建立對外廣播宣傳的工作。1940年12月30日延安的新華廣播電台開始廣播，直到1943年。哈艷秋、張帆：《國共合作背景下抗戰廣播宣傳的特點及其作用》，《現代廣播》2015年第11期，第93-94頁。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説明新聞傳播媒體在抗戰期間的文字和語音的記録十分珍貴，反映出當時軍民同心一力抗戰的艱苦歷程。海峽兩岸各擁有這些媒體的信息，例如前述中央社、中央日報和中廣公司都是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且資料存放在台灣。如果能將這些數據匯整，進行論述，這正反映出不同於史家的另類抗戰史，可以正史互相輝映。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將“密勒氏評論報”在抗戰期間的報導翻譯成中文刊行，這是從外國記者的觀點來描述中國的對日抗戰，十分具有參考價值。密勒氏評論報著，李同華譯：《外國記者眼裏的抗日戰争：中國的抗戰》。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5年。之外，當時記者根據個人在抗戰期間采訪的報導和經驗撰寫成書，例如，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的《一個戰地記者的抗戰史》。曹聚仁：《一個戰地記者的抗戰史》上下卷，東方出版社2015年。這兩類在大陸出版的數據是模範，可以進一步拓展。而新聞從業人員的敏鋭觀察、論述必然會建立一個社群，産生很有價值的貢獻。

　　三、兩岸共同研究和書寫抗戰史：機會篇

　　第一個提出論述的是我們看到民間的活力，如何共同努力研究和書寫了抗戰史。這個計劃緣起於1999年無意發現的一批抗戰照片，引發了一群青年的熱忱，探尋抗戰期間緬北和滇西戰役，這就是“國家記憶”製作團隊的出現。他們主要是一群來自大陸的青年學者和專家，憑着對歷史的熱愛和執着，不斷地發掘真相，再加上一位民間企業家，也是一位共産黨員所提供的資金，他們完成了歷史壯舉。團隊成員之一晏歡的外祖父就是率領中國駐印軍50師攻打緬甸密支那的師長潘裕昆將軍。他們爲了製作抗戰期間在中緬戰區發生的事情，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的“二戰時期緬北和滇西戰場”所拍攝的照片。他們精選出280餘幅精彩影像及精確珍貴的照片説明，再加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先生，意義十分重大對抗戰期間中緬印戰場的概述，以兩岸合力的方式完成了“國家記憶”這本專著。章東磐主編：《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澤宇文化2013年。此外，他們將所搜集的珍貴照片和其背後一件一件可歌可泣、扣人心弦的歷史情節串連在一起，先後在深圳、雲南、台北等海内外展覽。這項民間發起計劃，他們群策群力的達成目標，所展現出的勇氣和精神説明瞭共寫抗戰史的模範。

　　值得慶幸的是各方面學術機構的投入使有關抗戰史的研究愈來愈多元和豐富，這樣建構出一個更適於兩岸學者共同討論研究的平台。很值得注意的是位於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在抗戰史方面的投入，而負責的是出身台灣且爲該所研究員郭岱君博士。自2012年起，該所推動“重探抗戰史”跨國研究，以“人與戰争的關係”“中國民族國家的構建”兩概念爲主軸。對於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及淞滬、徐州、武漢等戰役提出新觀點，并且在2015年9月底在台北舉行《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 》新書發表會，該書結合台美中日英學者參與，有中日學者共寫章節，另有四名日本學者參與撰寫但不希望被列名。夏小華：《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邀台、美、中、日、英五國學者共寫抗戰史》，《自由亞州電台》2015年9月29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hx1-09292015112544.html 對日抗戰的歷史能够引發國際史學界的重視，且兩岸學者都參與其事，爲兩岸共同研究和書寫抗戰史鋪陳了很好的基礎。

　　大陸海協會於2015年在沈陽舉辦的“馮庸大學及抗戰史研討會”就是一個很好實例。這次研討會共有五十多位來自兩岸專家學者參與，討論馮庸生平事迹及馮庸大學在抗戰中的影響和作用，同時倡議兩岸共享史料、共寫史書，甚至共同籌組出版社，刊行抗日戰争之史書。汪莉絹：《馮庸大學研討會“兩岸共寫抗戰大百科”》，《聯合報》2015年11月2日。 馮庸是一位傳奇性人物，奉係軍閥馮德麟長子並曾擔任東北軍空軍司令，但是眼見中國遭遇的内憂外患，爲了“工業興國，先育人材”，散盡家産興辦馮庸大學，特别成立航空專業，購置七架新型飛機供教學使用，爲國家培育了許多空軍飛行員，例如高志航烈士等。《聯合報》2015年11月2日。在1948年他隨同國民政府到台灣，歷任高雄要塞司令、台電董事，於1982年過世。

　　四、兩岸共同研究和書寫抗戰史： 挑戰篇

　　兩岸共同書寫抗戰史的一個有利點是在台灣方面相關史料的保存和開放。可是，在民進黨當局上台之後，却發現了開倒車現象，也就是限制了史料完全開放。我們的批判是基於前面討論到中國大陸“國家記憶”時，製作的團隊前往美國華府搜集相關資料時所獲得的支持和協助。

　　蔡英文當局上台前後，多次對外公開宣示，在兼顧個人隱私情况下全面開放相關檔案資料，公開真相，促進和解，如此才能促進和解，“爲黑歷史劃下句點”。管婺媛：《直言集／别讓蔡英文的承諾 毁於歷史》，《聯合晚報》2016年7月29日。http://udn.com/news/story/10128/1860445但是，蔡英文新當局之國史館館長吴密察却在2016年7月底表示，從八月一日起國史館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法”規定，拒絶陸港澳三地學者調閲館藏數據，並將國内學者申請預約時間拉長爲15天，一改過去到館“隨借隨看”模式，這自然引發國内外學者質疑，甚至聯名要求更改。管婺媛：《拒絶陸港澳學者調閲資料 國史館：據法依規》，《聯合晚報》2016年7月29日。http://udn.com/news/story/10128/1860398國史館收藏大批1949年前政府相關檔案，一直是研究近代中國史學者重要的學術資源，作爲所謂歷史學者的吴密察應該以更開放態度和立場來鼓勵活化這些檔案，鼓勵各方學者閲覽及運用，必要時甚且可以提案修法。可惜的是，吴密察現在却用了各種行政藉口，限縮檔案的閲覽和使用，這是對學術自由的戕害。

　　五、結論

　　兩岸共同研究和書寫抗戰歷史是建立兩岸人民共有社群的重要一步，這是一個十分值得期待的一項發展。從前面分析，我們可以觀察到兩岸領導、學術界和許多有識民衆的參與，已經爲這一項願望奠定了良好基礎。而典藏在兩岸各類公私檔案館的龐大資料更是推動共同研究和書寫抗戰史的重要保证。共同研究和書寫抗戰史的一個被忽略的面向是利用新聞傳播媒體的信息來建立平民觀點的歷史，已補充正史，並互相輝映。盡管目前兩岸關係面臨到瓶頸，但是只要兩岸有識之士把握住這個方向，一定能够有所突破，並逐漸實現這個願望。


　　鄧中堅：作者爲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係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