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歷史，客家族群是最具革命性的族群，客家人與媒體的結合，更多是因應民族革命的需求。可以説，中華民族的靈魂再造，中華民族的興亡大業，與客家人及媒體密不可分。客家與媒體關係的特徵，從來就是客家精神的具體反映和體現。

　　客家精神是什麽？公論認爲，喫苦耐勞、艱苦奮鬥、拼搏的精神，勇於開拓、不斷進取的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心，勇於革命，溯本思源、懷國愛鄉的精神和赤子之心，克勤克儉、崇尚文化、聰明好學的好傳統，精誠團結、互相幫助和孝順父母的優良傳統。見百度百科。有專家歸納爲：1，遷徙精神；2，團結精神；3，崇文精神；4，尚武精神；5，崇正精神。（注：《客家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丘立才） 我個人認爲，客家精神内涵豐富，其中最爲突出的有五點：第一，開拓進取精神。第二，團結堅韌精神。第三，匡扶正義精神。第四，民族自尊精神。第五，崇尚文化精神。以上歸納的客家人精神，就是本文論述及參照的背景。

　　一、客家新聞思想與客家精神一脈相承

　　討論客家與媒體這個話題，一定要回顧歷史，要對客家人的新聞思想做一個基本認識。

　　（一）客家人的新聞思想認爲，媒體就是有助於治理國家與反映民意、實施教化的信息載體

　　客家人最早、最系統的辦報思想，出現在太平天國。作爲太平天國革命的基本隊伍，是由客家人組成的。它的領袖人物，早期的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石達開等，均爲客家人，後期的洪仁軒、李秀成、陳玉成，也都是客家人。 

　　太平天國雖然没有辦過報紙,但有過辦報的主張。太平天國的辦報思想,主要反映在洪仁環的《資政新篇》上。洪仁環是洪秀全的族弟,在太平天國革命的準備時期,曾與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在香港、廣東一帶居住多年,接受了一些資本主義思想。太平天國己未九年(公元一八五九年),洪仁環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份建議書-《資政新篇》，除了提出修鐵路、辦廠等主張外,還建議設立新聞館,出版“新聞篇”(即報紙),得到了洪秀全的贊許。 首先,他提出“設新聞館以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上覽之,得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變通；商農覽之，得以通有無。”他認爲出報紙可以掌握民心，收集輿論，溝通各地的政治、經濟情况,瞭解其變化和發展，有助於得到治國治民的辦法；做官的看了,有益於審度時勢，因時制宜；經商務農的黎民百姓看了，則有補於瞭解經濟情勢，進行物資交流。 其次，他提出“照法律，别善惡，勵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這裏洪仁環特别强調“新聞篇”的教育作用,把它看作是實施法律、積善揚惡、奬廉勵耻的有力工具。可見，太平天國的新聞思想已經具備治國、教化的意識，特别突出了匡扶正義的精神，這些都是客家精神的具體體現。

　　（二）客家人的新聞思想認爲，報刊是進行革命、拯救國家、維護民族利益、扺禦外敵的最佳輿論工具

　　最能够體現這樣的新聞思想，當屬客家人孫中山不可。1905年《民報》創刊之際，孫中山親自撰寫了《民報發刊辭》。在這篇文章中，他明確提出了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主義）這一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政綱，同時闡述了自己的輿論觀和革命報刊應具備的職能。 

　　孫中山説：爲什麽稱革命報刊是“輿論之母”？是因爲人群有先覺者，有後覺者。先覺者必須掖進後覺，一起前進。“夫繕群之道，與群俱進，而擇别取舍，惟其取宜。此群之歷史既與彼群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别。”“由之不貳，此所以爲輿論之母也。”他説，引導輿論是少數先進分子的職責，利用報刊這一輿論工具來教育人民，引導人民，使人民覺悟，起來實行革命，這就是革命派辦報的宗旨。

　　須知，近代以前，中國人基本上没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觀念。習慣上所説的“華夏”“漢人”“唐人”“炎黄子孫”，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稱謂。1902年，樑啓超首次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一向倡導“革命排滿”的孫中山也接過了“中華民族”的旗號，在1912年進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號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來達到民族融合龢民族和諧。可以説，中華民族的概念的行塑，最後是完成在客家人的媒體之中。孫中山的新聞思想具有客家人的强烈的民族自尊精神，以及勇於革命的精神，與中華民族概念的完善過程密切相關。

　　（三）客家人的新聞思想認爲，新聞媒體是溝通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重要管道

　　客家精神中，過去忽視的是客家人敢於面對世界、勇於開拓進取的精神，其實這也是客家非常也是突出的精神象徵。2011年據有關客屬機構非正式保守統計，兩岸之外的客屬人口約有1200萬人左右，分佈在80多個國家和地區。可以説，客家人對世界是最不畏懼的，客家人是最具有國際特質與世界視野的族群、民係。

　　客家人鄧小平晚年的新聞思想本質上是開放的，不斷創新與發展的。所以，鄧小平敢於承認中國當時的新聞傳媒有落後的地方，在國際傳播有不如人家的地方。他經常要求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多采取開放的舉措，爲中國和外國的溝通，提供更多的管道和方便。鄧小平提出：“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瞭解世界”這一主張，給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巨大的精神活力。中國從此打破了歷史以來與世界的隔閡、隔絶。可以説，這30多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放的時代，最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時代。

　　可知，太平天國動摇了滿清統治的社會基礎，辛亥革命重鑄了中華民族的軀體與精神，大陸的改革開放，讓中華民族繁榮强盛地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世世代代鑄就的開拓進取的客家精神輝映下的客家新聞思想，與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完全吻合併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客家傳媒承載中華民族興亡歷史大任

　　客家人與中國的近代革命史無法分割，同樣的，報紙雜誌等傳媒工具也與客家人一起共同承載中華民族興亡大任。中華民族的靈魂與精神的再造，離不開變法維新、辛亥革命、抗日戰争。而客家人與客家媒體，堪稱其中歷史的中流砥柱。在此，要指出的是，客家與媒體的關係包含這樣的三種因素：1.客家人辦、客家人寫、客家人讀與聽的純客家媒體。2.客家人創辦及領導的媒體，也是客家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3.在各種媒體任職的客家人。

　　（一）客家人報紙宣傳變法維新影響巨大

　　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報紙當是《時務報》，《時務報》 清末變法維新運動時期中國資産階級改良派的重要刊物，旨在於提倡變法，改良社會和政治現狀。而梅縣籍客家人黄遵憲是《時務報》最重要創始人之一。黄遵憲於清光緒二年（1876年）中舉人。曾任駐日本參贊，駐美、英、法、新加坡等國總領事。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與汪康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時務報》是由中國人辦的第一份雜誌式報紙，亦是在近代國人活動中影響最大的報紙。每旬出版1册，3萬字左右。重視政論。創時每期銷4000份，半年後增至7000份，最多時達17萬份，在當時中國人自辦報刊中發行數最大。

　　黄遵憲本人没有在《時務報》發表過一篇文章，但是有重大影響。其一，重用了廣東新會人樑啓超任總主筆，樑啓超的祖先也是來自中原的，也被歸入到杰出客家後裔之列。樑啓超所撰《變法通議》，從創刊號起連登43期，系統地闡述了維新派的各項主張，成爲資産階級改良派綱領性文件。其二，直接影響了該報的輿論導向。其三，對報紙文體有影響，黄遵憲是晚清最早提倡文體革新的先驅者之一。可以説，没有《時務報》，就没有中華民族的變革思想的啓蒙。

　　還有一份值得一提的報紙：《嶺東日報》。該報創辦人楊源，嘉應州(今梅州市梅江區)人，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考中進士，是嘉應州最後一名進士。他思想開放，公開宣傳維新運動，主張民主憲政，敢於抨擊官僚腐敗，是一位主張變法維新的愛國人士。創辦人何士果，祖籍大埔縣湖寮雙坑村，光緒年間的進士，也是一名有遠大抱負的學者。創辦人陳雲秋則積極出資。同時，他又接辦南洋華文報紙《總匯報》，與維新派中人朱子佩合股，使報紙成爲維新派的言論喉舌。《嶺東日報》筆政（主筆）温廷敬祖籍大埔縣百堠鄉，他發表《報品》一文，提出報紙是“主持公論，開通風氣”的工具，採編應以“懸爲鑒戒之律”，至今仍具有借鑒之意義。

　　《嶺東日報》創刊之初，每日出版報紙一大張，周六刊，周六無報。後來，篇幅擴充爲每期八開四頁，每頁中留折縫，可折訂成十六開本的小册子，每份售價爲制錢十二文。由於創辦人、主筆和撰稿者多爲客家人士，故其讀者以客家人居多。堪稱爲純客家人的報紙。《嶺東日報》創辦近十年間，積極展開維新變法的宣傳，主動介紹西歐政治制度龢民主以及對地方改革的意見，被視爲是清末支持革命派的報紙之一。《嶺東日報》的出版，比1904年《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和1905年《有所謂報》等早期廣東省報紙還早兩到三年。應該説，《嶺東日報》是這一時期在廣東境内出現的最早的地方報紙之一。

　　（二）辛亥革命成功離不開孫中山等客家人的新聞傳播

　　辛亥革命中，一是槍杆子，二是筆杆子，是革命的重要武器。報紙雜誌， 成了點燃革命的火把。客家人當之無愧地成瞭高擎火把的剛强弘毅、勇敢豁達的革命新聞先驅。

　　數據表明：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劃時代的偉大曆史事件，它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産生了深遠影響。辛亥革命的主要領導人孫中山及重要成員廖仲愷、胡漢民、鄒魯、謝良牧等都是客家人，根據有關資料統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首先得到廣大客籍留日學生的大力支持，當時在同盟會的領導核心成員中，客家籍留日學生占46%，而且絶大部分是嘉應州、大埔、惠州等地的留學生。 

　　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在南方各地發動的一系列武裝起義，主要集中在客家人的地區或以客家人爲主。在1911年廣州起義壯烈犧牲的72烈士中，有林修明、陳文褒、饒輔廷、周增、張學齡等24名客家籍人士，他們有的既是海外回國的客家籍華僑青年，同時又是留日學生。客家人對辛亥革命的組織領導、武裝鬥争、宣傳發動、籌措經費等各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自1893年在澳門創辦《鏡湖叢報》始，孫中山一生直接創辦或者領導創辦的報刊有十多種。他的許多政治理念通過報刊傳播發揚,成爲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性思想,推動了辛亥革命的進程。1908年，一群客家先賢丘逢甲、温仲和的門生謝逸橋、謝良牧、樑千仞、林百舉，尋求客家籍南洋華僑的支持，在汕頭創辦《中華新報》，《中華新報》成爲同盟會在嶺東鼓吹反清革命的重要輿論陣地，在該報任職的大批梅州籍的客家知識分子由此開始加入南社的進程。1910年在孫中山倡導下，黄金慶、陳新政等檳城華僑在檳城重組《光華日報》，由胡漢明撰寫招股書向華僑招股，當年12月2日，《光華日報》在檳城創辦。《光華日報》至今仍在，已經走過了100年的歷史。《中國日報》是興中會創辦的第一份機關報，也是中國最早宣傳資産階級革命的報紙，1900年1月5日在香港創刊。孫中山選擇香港作爲辦報的基地，是因爲它靠近華南起義地區，又爲清廷勢力所不及。籌集經費，采購設備，選定人員，孫中山都親自出馬，報刊名稱也是他確定的，取“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 之意。由於港英當局一時不準孫中山入境，他便委托自己得力的助手陳少白去香港辦報。

　　（三）抗日戰争中客家報人的輿論宣傳作用重大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客家華僑在抗日宣傳工作上表現得非常出色。中國的報業大王、福建永定籍的客家人胡文虎所創辦的《星洲日報》、《星島日報》等一系列“星系報”，就成爲當時華僑社會中宣傳抗日救國的堅强陣地。當抗日戰争全面爆發的第二年，胡文虎即禮聘愛國作家鬱達夫到《星洲日報》主編文藝副刊。胡文虎鄭重宣佈：“星系報目前最高的旨趣是爲國家服務，爲抗日努力。”鬱達夫也就遵循了這個神聖的抗戰宗旨，把當時的《星洲日報》文藝副刊，辦成了在南洋文化界的一份最出色的“抗戰副刊”。1939年秋，爲了抗日救國大局，胡文虎聘請共産黨人喬冠華前來新加坡擔任總匯報主筆。

　　與《星洲日報》相同，另一個重要的抗日宣傳陣地是香港的《星島日報》。《星島日報》創辦於1938年，即南京、上海相繼淪陷，東南沿海受到日寇封鎖的嚴峻形勢之下。當時胡文虎宣佈辦報的目的有四條：1.協助政府，從事於抗戰建國之偉業。2.報導新聞，兼爲民衆之喉舌。3.提倡學術，發揚科學之精神。4.改良風俗，善導社會之進步。

　　在南洋的客家華僑中，爲抗日救國而宣傳呐喊的文化人之中，最出色的當推胡守愚。胡守愚，永定縣下洋鎮人，早年在暨南大學就讀，暨大畢業以後，任新加坡星中日報主筆。他在新加坡期間，經常在星中日報和星洲日報撰文，鼓吹抗日救國。

　　除了胡守愚之外，長期在緬甸負責仰光日報主筆的陳蘭生，也在抗日救國宣傳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陳蘭生，永定縣岐嶺霞山村人，青年時期到南洋謀生，在緬甸仰光日報當總編輯。抗日戰争時期，他就利用仰光日報社論，經常寫文章宣傳抗日救國，力主國共合作，反對分裂内戰，主張槍口一致對外。所以在陳蘭生的主持下，仰光日報的社論是很有號召力的，團結了不少愛國華僑爲抗日救國作出貢獻。

　　綜上所述，客家人具有民族氣節，具有崇尚文化精神，整個民係當然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雖經輾轉流徙，其文化氣質不變。對文字的重視要超出其他族群。以筆墨爲武器，扺禦强敵，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是客家人自覺的歷史責任，也是理想與追求。通過新聞媒體的輿論功能，客家人確實成爲“民族心理發展中的一群勇者”。

　　三、客家政治領袖多爲優秀的傳媒人

　　前面我們已經提及孫中山，他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但他又是中國最杰出的傳媒人。孫中山一生直接創辦或者領導創辦的報刊有十多種。此外，他還領導了三次較有影響的新舊思想的報刊論戰,享有“中國最偉大之主筆”的美譽。 

　　另外一個熱愛新聞傳媒工作的重要的客家籍政治人物是鄧小平。鄧小平生於四川廣安。在明朝時，其先祖因在朝任兵部主事，從江西吉安入川，定居入籍。據前英國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所作《鄧小平傳》介紹：“在鄧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鄧文明的祖先從華南移居四川（注：即爲清康熙年間入川）。他們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漢族的一部分，客家人所講的方言和所保持的風俗習慣，與中國南方當地的其他漢族人和非漢族人都不同。”鄧小平當年報名留法勤工儉學時的登記表上註明的籍貫是“廣東客家”。在她女兒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中也有提到鄧小平是客家人。

　　20世紀20年代，鄧小平遠渡重洋赴法國留學。在巴黎的一間地下室，他主辦了《赤光》報刊。他自編自寫，自己刻鋼版，自己油印，因爲他油印技術好，印出的刊物漂亮，大家給他“油印博士”的美稱。 20世紀30年代初期，鄧小平在贛南、閩西蘇區時，擔任了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的主編。1934年，毛澤東曾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工作報告中提到：“僅在江西地區，《紅星報》的發行量就達17300份。”鄧小平有濃郁的新聞情結，其新聞思想對中國影響很大。據不完全統計，他爲50多家報紙題寫過報頭。

　　還有一位著名客家政治家、杰出新聞人，他就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廖承志官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是中國國家領導人。他精通日、英、法、德、俄等國語言，1936年12月，參加紅軍長征的廖承志到達陝北，被分到新華社工作。廖承志負責全部外電，而且承擔編輯新華社廣播稿件的任務。廖承志每天收聽並翻譯日本同盟社、蘇聯塔斯社、法國哈瓦斯通訊社的外文消息，加上國内其他的消息、評論，每天近兩萬字的内容，全部由他一個人刻蠟版。1938 年至1941 年，廖承志到香港聯絡一大批文化精英和愛國志士創辦和協助創辦了《救亡日報》《華商報》等一批救亡報刊，這些報刊以商業報紙的面目出現，在中國大陸、東南亞以至世界産生了重大影響。 1946年廖承志回到延安，任新華社社長。

　　值得一提的是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廣東惠陽客家人，1918年6月隨孫中山到上海後，創辦《建設》雜誌，宣傳和研究革命理論。發表《三大民權》《<全民政治論>譯序》等文章。同時翻譯孫中山用英文寫的《實業計劃》第一計劃。

　　在當代台灣，客家籍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與媒體最有緣分。他曾任中央社記者，是新聞人出身。1979年7月，許信良等人創辦《美麗島》雜誌，並擔任雜誌社社長。1980年8月，許信良結合了一批熱心的海外人士，在東洛杉磯開辦了《美麗島週報》。1984年7月，創辦《台灣民報》週刊，自任社長。2009年推出以談論兩岸議題爲主的《美麗島電子報》，維持至今。

　　客家人的崇尚文化精神，决定了客家政治人物具有充沛的文化氣質，崇文的精神非常突出，與新聞傳媒的天然接近性就更加大。通過報刊等媒體形態來傳播思想的動力就格外强烈。而在從事媒體工作的同時，又因爲信息暢通、思維啓迪，對社會問題的觀察就更加透徹，更有助於從事政治運動。所以，從事過媒體工作的客家政治人物，政治見解往往比較超前領先。

　　四、客家人與傳媒在開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了貢獻

　　台灣客家人歷來是台灣新聞媒體的中間力量，大概可以説，没有客家人就没有成功的台灣新聞媒體。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没有客家人就没有今天的兩岸和平發展新局面。

　　馬英九、吴伯雄等客家政治領袖與各界人士共同開創今天的兩岸和平新局面，大家都清楚，其功績不必多叙。在兩岸關係的歷史進程中，客家籍新聞工作者也得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兩岸新聞雙向交流中，第一批首次訪問大陸的台灣媒體兩位記者之一李永得，是高雄美濃客家人。第一批訪問台灣的大陸媒體兩位記者之一郭偉峰，是廣東梅縣客家人。這或者是歷史的巧合，但也是客家人無所不在的象徵。這一來一往，打破歷史堅冰，開創了兩岸關係雙向交流的歷史新時代。台灣的媒體領袖、客家人黄肇鬆，是台灣第一位采訪大陸國家主席的媒體人。1990年，中國時報總編輯黄肇鬆帶領采訪小組到北京，見到了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楊尚昆對兩岸關係及大陸對台政策作了至爲詳盡的解釋，通過中國時報的全面報導，引起了台灣社會各界的共鳴，因而揭開了兩岸的大交流序幕。但是此後22年，再也没有過台灣媒體得以專訪大陸的國家元首。不過，中國時報從此成爲了兩岸新聞交流的重鎮，僅僅黄肇鬆在台灣接待過的大陸媒體訪問團，可能不下200個。兩岸新聞交流發展，推動了兩岸關係的實質發展。

　　現在，台灣的客家媒體蓬勃發展，報紙、電台、電視台百花齊放。當然，從規模上來説，與其它大報、大電視台等等難於相比，但是客家媒體的存在與發展，意義非同一般。台灣的客家媒體，不能僅僅從藍緑政治的政治角度來作理解。必須認識到，台灣的客家媒體是兩岸客家文化的至爲重要的傳播載體，有利於促進兩岸人民的認同。從形態來看，台灣的客家媒體大部分都是小衆媒體，影響力比較多的是在客家民係内部。台灣的專家認爲，族群傳播通常被賦予五大目的：傳播宣揚族群文化，提昇族群榮譽感；傳遞族群文化；溝通各族群差异文化内涵，减少誤解，建立本身就是多元的主流文化。

　　台灣媒體指出，現在台灣客家人中會使用客家話的只有200多萬人，他們多集中在客家聚集區域，占客家人總人數不到一半，且以年長者居多。語言學家們爲此憂慮客語的消逝,而在島内提倡客語保護和宣傳。這種情形下，能使用客語進行大衆傳播對客族來説，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族群語言有强大的凝聚力，藉助大衆傳媒不僅能傳承文化，還能實現族群類聚。但以客語作爲傳播語言介質，究竟是以客語吸引客家人的收視，繼而擴大客語的影響，還是人爲區隔受衆，阻隔非客語用户，由此製造了傳播的藩籬，客語會否變成“雙刃劍”？這是有争論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跳出細節看宏觀層面，可以知道，台灣的客家文化源自大陸，客家文化又理所當然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台灣客家文化的保留與發展對大陸客家文化必然有正面的影響。目前，客家人的主體在大陸，但是，客家文化的發展新趨勢在台灣。雙方的文化交流，必能極大豐富中華民族文化的内涵。其在今後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要起到的作用，獨特而無可替代。

　　因此，客家與媒體的關係在台灣就需要從三個層次來作效果觀察：1.是否有利保留傳承客家話；2.是否有利促進客家文化的發展；3.是否有利促進兩岸或整體客家文化的認同。如果這三項指標都能够呈正面的效果，那麽台灣的客家媒體的歷史責任與進步意義，就是重大的，有價值的。 

　　五、結論

　　綜上所述，結論有四點：第一，客家人、客家文化與媒體的關係，是客家精神的具體體現。第二，客家人、客家文化與媒體的關係，不是族群内部的小衆傳播範疇，其與歷史、時代、民族以及國家前途命運密切結合。第三，客家媒體人具有民族大義的自覺性。第四，兩岸客家媒體人支持兩岸關係的交流和發展，已經在發揮重要作用。台灣客家媒體今後在承傳民族文化、促進文化認同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獨特作用。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則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客家人創辦領導的媒體是客家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客家媒體的作用及影響力並非局限在客家語言龢民係之間，其影響力可以穿透一個中華民族。第三，客家媒體能够在民係内部傳承客家語言，但是更要對外傳播客家文化與精神。


　　郭偉峰：作者爲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