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於2001年底立項，2018年正式公佈成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了十幾年，推動了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陝西石峁和河南王城崗、新砦、二裏頭等一系列考古遺址的發掘，取得了不少成果。傳説中的“三皇五帝”，在中華文明的起源中到底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在工程的課題設計和實施過程中並未提及。本文試圖基於邏輯、文獻與考古成果對中華文明的起源脈絡進行勾勒，讓考古成果與文獻、傳説在邏輯上統一起來。核心觀點是：中華文明萌芽於“三皇”時期，起源於“五帝”時期，成熟於“三代”時期，是本土文化融合外來文化的結果。

　　一、中華文明起源的主要觀點

　　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20世紀早期盛行“西來説”（如劉師培、章太炎、樑啓超等），30年代出現“獨立説”（如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説”、樑思永、李濟等），50年代後流行“本土説”（如夏鼐的“中原中心説”、蘇秉琦的“滿天星鬥説”和“直根係説”）。近年來，在考古和古史研究界，人們多傾向於用“多元一體”來描述上古時期各區域文化互動起源，有人稱其爲“新中原中心説”。

　　在探討文化或文明起源時，需要避免混淆的是，文化傳播不等於人種遷移，雖然這二者也可能是同步的，但有時少數外來族群也可能讓多數本地族群出現文化變遷，這種變遷可能是進步，也可能是退步。中華大地的居住人群一直是流動與融合的，文明溯源是探討中華大地由文化階段邁入文明階段是如何發生的。

　　文化進入文明的標誌，一般有三要素説或四要素説。三要素指城市、文字和金屬工具，四要素是在三要素之上加上一條禮儀性建築。文明要素説最早是由英國一些考古學家根據西亞文明發展情况提出來的。近來中國學者提出文明社會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部分組成。這種劃分有更廣闊的視角和更抽象的概括，且更具包容性，但不足之處是標誌不明確，不似“要素説”簡單明瞭。

　　對於中華大地由文化階段進入文明階段，目前中國學界的主流觀點是：(1)距今5800年前後，黄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迹象；(2)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3)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爲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爲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從地域版圖來看，中國早期文化影響較大的有：長江下游的上山、跨湖橋、馬家浜、淞澤、凌家灘、良渚等文化；長江中游的彭頭山、大溪、油子嶺、屈家嶺、石家河等文化；長江上游的寶墩、三星堆文化；甘青地區的大地灣、馬家窑、齊家、四壩等文化；山東地區北辛、大汶口、龍山、岳石等文化；北方地區紅山、夏家店、石峁等文化；中原地區的裴李崗、仰韶、陶寺、二裏頭等文化。這些文化搆成了中國上古的文化版圖，最終孕育出中華文明。

　　在上述考古研究的基礎上，目前學界涌現出對中華文明源頭的多種猜測。在没有可以得到公認的論據之前，各種合理的推測和學説都應該允許探討，這是學術求真的基本態度。

　　二、研究方法

　　對於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方法包括研究文獻、民俗、考古成果和運用分子人類學方法等。考古成果只能提供資料，考古資料要與文獻記載聯繫在一起，才能還原真實的歷史。雖然，在没有獲得充分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將考古成果或某一遺址背後的族群與文獻中的上古人物進行對照匹配，但從邏輯的視角分析歷史演化，離不開對歷史文獻，乃至神話傳説與考古成果進行聯結。

　　按照傳統歷史叙述，華夏曆史從“三皇五帝”開始，但是三皇五帝在迄今的考古成果中都無法得到證實。而當各種考古成果與可信賴的歷史文獻進行對接時，可以得出中華文明演化的大體脈絡，這種靠多學科、多領域證據邏輯推測出來的脈絡未必準確，却爲現有信息條件下盡可能真實還原歷史做出有益探索。

　　之所以要將二者聯結，是爲避免兩種常見的極端化觀點，一種是只看考古成果，不相信中國古典文獻的記載，另一種是只依賴古籍傳述，不采用考古成果辨别記述真僞。只有通過邏輯讓文獻與實物契合，才能更好地理解真相。

　　主流觀點是在現有證據的條件下得出的多數人認同的結論。當解釋還有不圓滿的地方時，允許有其他推測和猜想，也許各種觀點證據都不充分，但可以繼續探尋。通過邏輯鏈條聯結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會出現多種合理的版本，這些可能性應該允許同時存在，任何結論或假説都是探尋真相的努力，都是秉持客觀真實的態度進行學術探討，都不影響主流觀點與文化自信的存在。

　　本文在運用可信文獻資料整理中華文明起源脈絡時，盡量將多領域的研究成果與可靠的中國傳統文獻及傳説結合起來。當然，以迄今掌握的資料，完全對應是不可能的，且歷史文獻本身尚存質疑，因此這種嘗試只是邏輯演繹，而非資料考證。事實上，中國傳統的嚴肅學者也會運用這種方法提出對歷史的認識。

　　例如《史記》是公認的嚴謹之作，開篇以《五帝本紀》、《夏本紀》詳述中國歷史傳説時代的人物關係與族群演變，卷十三以《三代世表》將上古帝王譜諜清晰呈現。司馬遷在對距他2000多年前的歷史進行記述時，同樣是查閲了大量可信史料（“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係姓》”），進行了大量實地考察（“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然後運用邏輯分析法去粗取精，得出結論（“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三、融合假説

　　本文提出一種假説，認爲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始終處於本土族群與外來族群的融合過程中。外來族群可能統治中原，本土族群也可能外遷海外。中華文明萌芽於“三皇”時期，起源於“五帝”時期，成熟於“三代”時期，是本土文化融合外來文化的結果。“五帝”之首的黄帝與“三代”之初的夏禹可能均有一部分外來族群的血統，但這絲毫不影響中華文明的偉大。

　　這個故事脈絡應該從人類走出非洲開始講起：

　　距今約6萬年前，一批早期人類走出非洲，沿着非洲海岸－南亞海岸－東南亞海岸，終點站扺達澳大利亞。這批智人没有像此前走出非洲的人類那樣遭受滅絶厄運。約4萬年前，由共同祖先繁衍出的第二波走出非洲的早期人類進入歐亞乾草原帶，向世界各地遷移。這次擴散持續了3萬年。

　　在這個過程中，第二波早期人類在一些地方與第一波早期人類的後裔相遇，厮殺並融合。在東亞地區，第一波早期人類主要從東南亞進入長江流域，第二波早期人類主要從中亞進入黄河流域，後來成爲東亞地區主導族群。這是人類DNA遺傳基因分子結構的採樣檢測中得出的結論。

　　距今約12900年前，地球出現被稱爲“新仙女木事件”的超强寒潮，全球氣候快速變冷，持續約1200年。期間大型哺乳動物减少或消失，可供采集的植物類食物數量驟减，原始人類開始大規模流動以獲取更多的食物，游群與部落在接觸與争奪中，拉開了人類文明的序幕。

　　“新仙女木事件”期間，原始人類被迫拓寬食譜，食用大量植物種子與堅果。其後的2000多年的時間裏，地球氣温回暖，有利植物生長，人類在長期與植物打交道的過程中發展出農業，出現定居。在農業發明之前，在漁獵爲主的人類游群移動頻繁，漫長的年代裏有大量的不同文化接觸。

　　浙江浦江上山遺址是距今約11000到8500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其人已經會種水稻，會用石磨棒和石磨盤磨稻穀脱殻。湖南玉蟾岩遺址和江西仙人洞遺址均發現距今超過萬年的有人工育化迹象的水稻遺存。這一時期的西亞兩河流域的“新月沃土帶”也出現原始農業和半穩定性聚落。

　　距今8200年前的“8.2千年冷事件”之後，各地原始人類因環境變化，紛紛聚集到更適合生存的河谷與三角洲地帶，大規模人群的出現，使人類演化進入文明爆發階段，出現城市與國家。古西亞與古埃及文明均在此時誕生，距今7400年前後，兩河流域及尼羅河流域出現了目前發現的人類最早的城市。兩地約在距今6500年前進入青銅時代。

　　人類文明最先在古西亞與古埃及這兩個距離相近的地區産生，主要是氣候與地形的結果。“8.2千年冷事件”之後地球上現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開始迅速形成。大面積草原消失，出現沙漠化，原本生活在這兩片廣大地區的人類被迫遷移，距離兩大沙漠最近的兩河流域及尼羅河流域成爲地球上最先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地區，具備了人類文明産生的前提條件。

　　由於該階段中華大地未出現大面積沙漠化等促使人口大規模聚集的氣候環境演變，因此這一時期東亞文明進程不如古西亞與古埃及快速而激烈。但此時東亞文明也在氣候驟變的刺激下開始快速孕育和萌生。中華大地出現滿天星鬥的文化聚落，且各有所長，其各自的突出貢獻以傳説形式流傳下來。

　　東亞洪水泛濫等灾難導致人口驟减。此後，華北地區誕生了杰出的母系氏族部落——女媧氏。灾後女媧造人，大量繁衍，恢復人口，治理水患，斬殺水怪，清除威脅人類的猛獸，利用火灾過後産生的大量蘆灰，填補淹水地區（“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女媧氏恢復和創新了被自然灾害一度中斷的人類知識技術積累，如制陶技術，“造人傳説”中的泥人塑像是制陶技術的副産品。女媧煉得“五色石”即各色陶土，用於製作工具與修補住處。

　　隨着極寒之後的氣候好轉，各地人口大量繁衍，生存狀態多由游群轉爲部落，進而出現部落聯盟，甚至早期國家的形態。該階段是中國傳説中的“三皇”時期，已經有一些部落在較大地域範圍内有了統治能力和影響力，其首領也被視爲領導人們走向文明的杰出人物，例如燧人、伏羲、神農三個部落的首領。

　　繼有巢氏發明建築房屋後，燧人氏發明取火用火，熟食改善人類營養吸收狀况，伏羲氏發明漁獵畜牧，動物性食物增加改善人類營養供給，神農氏發明種植五穀，植物性食物大幅提昇食物數量，等等。陶器、弓箭、布帛、音樂等新事物也被各地發明。華夏出現第一個創新爆發期。此時定居和遊獵均爲部落生存的常態，因此各地間已經存在頻繁交流互動，生産技術與宗教信仰也在擴散和傳播。

　　中國境内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8200—7400年前）、紅山文化（6000-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8000-7000年前）、北辛文化（7500年-6100年前）、仰韶文化（7000-5000年前）、龍山文化（5000-4000年前）、黄河上游的大地灣文化（7800-4800年前）、長江流域的跨湖橋文化（8000－7000年前）、大溪文化（6400-5300年前）、凌家灘文化（5500-5300年前）、錢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5300-4300年）等文化遺址都是在兩次小冰期之間這個階段形成的。

　　從考古成果來看，在黄帝出現而初步開始形成中華文明之前，中華文化主要分佈7大區域：遼河流域（北方地區）、黄河上游（甘青地區）、黄河中游（中原地區）、黄河下游（海岱地區）、長江上游（成渝地區）、長江中游（江漢地區）、長江下游（江浙地區）。這樣劃分大體涵蓋主要文化遺址，且可以清晰勾勒“三皇”時期中華文化的區域分佈。從這個角度看，黄帝部落既可能來自中原地區，也可能來自甘青地區或北方地區，而後者的可能性甚至更大。

　　約5000年前，地球氣候最適期結束，大部分地區發生了從濕潤到乾燥的轉變。古西亞與古埃及的城邦國家因環境惡化而戰争頻繁，不停有族群向四面擴散，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栖息地。東亞地區因自然條件優越，逐漸成爲各路遷徙族群的目標樂土，並與當地的衆多本土族群在這片“新大陸”上接觸、衝突、融合，對土地、資源與人口進行重新分配。

　　“三皇”時期中國大地部落密佈，已有大小尊卑之分，最强大者稱“帝”，附屬部落被封爲公侯，公侯首領的子嗣稱公孫。伏羲氏部落衰弱後，神農氏部落頭領聯合燧人氏部落取而代之，成爲部落聯盟之首，自稱“炎帝”。4700年前，青藏高原地區驟冷，赤楊屬植物絶迹，羊齒類孢子劇减，當地居民爲求生存大量向東遷徙。黄河流域聚集了來自西部、北部的部落，碰撞和戰争不可避免。

　　中國西北地區有一支遊牧部落，居住在野獸出没的地區（“有熊國”），國家不大（“少典”），遊獵爲主（“遷徙往來無常處”），擅長馴養動物（“教熊、羆、貔、貅、貙、虎”），還會使用中原地區尚未出現的戰車（“軒轅”）。這種戰車與幾百年前西亞出現的戰車是否一致已不可考，但先進的軍事裝備令其所向披靡。

　　没有人知道這支部落來自哪裏，只知道他們遷徙到渭水上游支流姬水的旁邊，以“姬”爲姓，並與“有蟜氏”部落聯姻，生下來的部落新首領被稱作“公孫軒轅”。從其父母雙方的特徵來看，都有可能不是當地的本土居民。或者因交流頻繁，發明較多。總之該部落帶來衆多新鮮事物，並開始挑戰神農氏數百年的權威。

　　神農氏“炎帝”雖然仍在維持天下共主的統治，但已世衰。軒轅氏戰力强大，且憑藉戰車有快速移動的軍事優勢，與神農氏開戰。在阪泉（北京延慶）三戰而擊敗神農氏“炎帝”，軒轅氏成爲北方實際上最强的部落（“得其志”）。

　　“公孫軒轅”挾天子以令諸侯，引發衆多部落不滿。位於黄河下游、江淮流域的衆多部落，不服號令，尤其以蚩尤部落最不聽話（“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不僅如此，蚩尤氏集結了衆多（約81個）東方與南方部落，主動清君側，向軒轅氏發起挑戰，進攻至涿鹿（河北張家口涿鹿）。

　　軒轅氏則集結了所有能够動員的北方部落（“征師諸侯”），雙方使用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如指南車）、裝備（如頭盔、甲衣、戰車）和武器（金屬刀戈、大弩）投入戰鬥。最終軒轅氏在冀州之野（河北衡水冀州）擒殺蚩尤氏首領。此戰勝利後，“公孫軒轅”被各部落尊奉爲首領，取代神農氏稱帝，自此才有“黄帝”的稱號（“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黄帝”）。

　　此後中國進入“五帝”時代，國家形態統治方式日益明顯。黄帝不斷征討不順從的部落，直到平定才離開（“天下有不順者，黄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最終黄帝成爲中華大地上所有部落的霸主（天子），其統治力和影響力波及各地，並隨之帶去先進的技術文化，被後世奉爲中華文明的人文始祖。

　　從文明要素看，這一時期中國不僅有了國家形態的治理制度，也出現了城市建築。距今5000年前的城墻與圍壕遺址全國發現不少於10處，有的建於6000年前。城墻内部有居住區、墓葬區、制陶區等遺迹。金屬工具方面的發掘尚不足，目前發現中國境内最早的青銅器是甘肅馬家窑文化青銅刀（5000年前），但由於是孤例，没有發現青銅冶煉的痕迹，不排除從外部傳入的可能。中國最早的青銅冶煉遺址和大規模成組的青銅禮器出現在河南洛陽二裏頭遺址（3700年前）。

　　黄帝的四處征討加速了各地文化融合。此前中華大地萬邦林立，群星璀璨，黄帝的横空出世，令天下歸一，中華文明由多元走向一體。考古成果表明，黄帝的統治範圍可能波及甚廣，權力核心的出現也伴隨着區域中心的衰落。紅山、河洛、良渚、石家河、寶墩、山東龍山等文化支脈均融合到中華文明主脈中。

　　以黄帝爲代表的軒轅氏是遊牧爲主、農耕爲輔的族群，本身通過吸收不同文化，從而成爲較之純遊牧或純農耕族群更有戰斗力的部落，在與其他部落的碰撞中不斷融合其他部落，並在融合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國家形式的統治模式。

　　黄帝時代出現了新生事物的爆發期，大量發明層出不窮。這些發明有可能均爲原創，也有可能存在大量輸入。無論是本土發明，還是受外來族群或技術的啓發出現再創造，都不影響中華文明的燦爛偉大。中華文明自誕生起就是開放的。

　　黄帝喜歡雲，官職都用雲來命名，軍隊號稱雲師（“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這一偏好反映在當時各地器物上均開始流行雲紋，並成爲日後中華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從出土文物看，黄帝所在的新石器時期以勾雲紋爲主，商代青銅時期的器物常見雲雷紋，此後歷朝歷代都使用雲紋，但樣式各有不同。

　　“五帝”時代統治實行“家天下”。黄帝、顓頊、帝嚳、堯、舜並稱“五帝”。黄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兩個嫡子。五帝中，帝嚳和堯是嫡長子系列，顓頊和舜是嫡次子系列。嫡長子玄囂分封在長江中游，嫡次子昌意分封在長江上游（若水，即雅礱江）。

　　由於黄帝長壽，兩個嫡子均未能接班，繼任者是孫子顓頊。此時天下太平，天子不再需要四處征戰、居無定所。於是顓頊赴任後，開始在黄河中游建造統治中華大地各諸侯國及部落的帝都（有多種説法，例如河南鞏義雙榆樹遺址）。這就是震驚世界的石峁古城。它是2021年美國考古學會期刊《考古》“過去十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中唯一上榜的中國遺址。

　　石峁城位於陝西榆林神木高家堡鎮，面積至少425萬平方米，規模遠大於年代相近的良渚遺址，相當於6個故宫，是已發現的中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也是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城市。經系統勘察和科學檢測，確認興建於約4300年前，正是顓頊與帝嚳的統治時期。廢棄時間約3800年前，即夏朝建立之後。

　　這座古石城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搆成，皇城台相當於故宫太和殿，内城則相當於紫禁城，外城相當於北京城。這已經完全具備國家都城的基本形制。石峁古城的城内密集分佈着宫殿建築、房址、墓葬、祭壇、手工業作坊等龍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遺迹。石峁城墻格局很像北京、西安古都的形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非常符合都城建設的特徵。

　　石峁古城以墻藏玉，6000餘件，是中國文化中瓊樓玉宇的神話來源。石峁玉器品式多樣，有祭祀用的玉圭、玉璧、玉琮、玉刀等，也有生活和裝飾用品，且製造工藝也已達到相當的水準。作坊區還出土了上萬根由動物骨頭打磨而成的骨針，其中最細的甚至達到了毫米級。石峁雖是出土玉器最多的古遺址，但周邊並無玉礦，説明是石峁作爲政治經濟中心從外部輸入的玉器。

　　石峁是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融合的地區。顓頊在此建城就是爲了方便統治遊牧區與農耕區。在顓頊之後的帝位争奪戰中，嫡次子系列的鯀（顓頊之子、黄帝的曾孫）失敗了，最高權力被嫡長子系列的帝嚳（顓頊之侄、黄帝的曾孫）獲得。帝嚳爲確保權力穩定，並彰顯地位的合法與正宗，没有居住在顓頊所建的石峁古城，而是選在黄帝曾經的辦公場所——陶寺，並予以擴建。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南，距石峁遺址約400公里，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多種科學方法判斷均顯示陶寺遺址的年代爲距今4300年至3900年前。陶寺遺址是中國史前功能區劃最完備的都城，由王宫、王陵、觀象祭祀台、外城、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下層貴族居住區、庶民居住區搆成。遺址中還發現了朱書文字、青銅器、玉器、城墻和城門遺址，完全具備文明要素。

　　陶寺與石峁這兩大都邑性遺址，南北呼應，既有不同又有聯繫。除了因地理條件的不同，城址建設存在夯築與石築的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築城規劃、城址結構、夯築技術、用玉制度、綵繪圖案、殺戮祭祀、鑄銅技術等方面顯示出千絲萬縷的關係。陶寺和石峁遺址出土的部分陶器，面貌相似度很高。石峁與陶寺在崇尚和使用玉器方面也有較多相似。

　　陶寺遺址肯定與石峁遺址之間發生過相互影響與借鑒的深刻互動，相互又保持自己的個性。陶寺都城遺址的聚落形態考古研究已經初步表明，陶寺文化早期與中期的統治者，變换了王族，這個更迭很有可能是堯舜之變。

　　各種證據顯示：“五帝”時代中華文明已具雛形。當時國家觀念、王權觀念、私有觀念、禮制和曆法等均已出現，甚至相當成熟，其中很多被後來的夏商周文明繼承和發展。陶寺古城與石峁古城是五帝時期的文明中心。

　　201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召開新聞發佈會，初定確定山西陶寺遺址，極有可能就是黄帝之玄孫帝堯的都城。本文推測，石峁城主要爲黄帝之孫顓頊所建，陶寺城主要爲黄帝之曾孫帝嚳所建，後經帝堯擴建，已頗具規模。

　　帝嚳死後，兒子帝摯繼位，但治國不善，不久就死了（“帝摯立，不善，崩”）。帝摯的弟弟帝堯（帝嚳之子、黄帝的玄孫）取得帝位，繼續在陶寺統治天下，治理國家。

　　4200年前的“4.2千年冷事件”在全球範圍内帶來洪水與降温。環境惡化導致大量族群無法在原有的高原地帶生存，紛紛到低海拔地區尋求生存和搶佔資源，人口流動加劇，利益紛争激化，同時也爲中華文明的進一步成熟創造條件。

　　帝堯繼位後適逢氣候劇烈變化，“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鯀素有賢名，被舉薦治水。鯀本來有資格和機會繼承天子之位，但没有争過自己的遠方兄弟帝嚳。因此，帝嚳遷都陶寺之後，鯀就留在父親顓頊開創的石峁城内。但因黄帝嫡次子系列的封國在川甘一帶，鯀也要經常回去，並在那裏生下了禹。

　　青藏高原東側的岷山位於四川、甘肅交界之處。發源於的岷山南麓的岷江曾長期被視作長江正源。岷山氏居住在岷江上游，成都平原位於岷江中游。岷江流域野蠶衆多，因此岷山氏最早發明瞭養蠶紡絲，並以蠶爲圖騰。通過絲綢的對外貿易，岷山氏富甲一方，成爲南北絲綢之路的樞紐中心。

　　曾經有一支外來族群，沿着古絲綢之路來到岷江上游，征服並融合了岷山氏。該族群崇拜眼睛，岷山氏崇拜桑蠶，兩個圖騰崇拜組合在一起，稱爲“蜀”（眼睛+桑蠶）。“岷山氏”改稱“蜀山氏”。新國家被後世稱爲“古蜀國”，統治區域後由岷江上游逐漸擴展到中下游，後留下三星堆遺址（約4800年-3100年前）。

　　古蜀國統治集團大力發展該地獨特的養蠶紡絲技術與絲綢貿易，被稱爲“蠶叢（叢者，聚也）”。蠶叢氏來自异域，相貌奇特，髮髻與服飾均與當地人迥异，風俗也與衆不同，人死後用石棺石椁。他們有獨特的宗教信仰和神權政體，熱衷祭祀活動，盛行青銅文化，成爲獨樹一幟的地方勢力，並對禹産生影響。

　　黄帝在征戰的同時，很注重通過與各部落聯姻，維持統治的穩定。黄帝娶蠶絲産地蜀山氏部落之女嫘祖爲正室（隋唐之後嫘祖被奉爲“蠶絲始祖”），生子昌意。昌意再娶蜀山氏部落女子爲妻，生子顓頊。鯀被分封在川、甘交界的岷江流域。他的兒子禹就出生在富裕的岷江流域汶山石紐（西羌地區）。

　　鯀被帝堯徵召治水後，歷時九年，勤勤懇懇，聲望日增，對堯的帝位形成威脅。帝堯於是啓用舜（黄帝的七世孫、母親是東夷人）。舜獲得權力後，以鯀“治水不力”爲由，將其流放到東夷之地並最終處死（“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消除了競争隱患。

　　舜雖然是顓頊之後，屬於嫡次子系列，却一直與本族人不睦，而選擇投靠嫡長子系列。帝嚳與帝堯均爲嫡長子系列。帝堯對舜的投靠不以爲意，認爲舜之所以受到父母、兄弟及周圍人的排斥，完全是那些人的邪惡與過錯，舜没有殺死那些人，説明舜慈孝高尚，因而予以重用。舜在堯在世時即開始代爲行使天子職權。

　　舜在權力穩固後，就把堯軟禁起來，讓堯做有名無實的太上皇。帝堯之子丹朱被趕到了都城以外的堯山遺址（山西浮山縣），父子不能相見。帝堯死後，舜正式繼位天子，却受到帝堯之子丹朱的反對和討伐。

　　丹朱一度占優，攻佔平陽（陶寺），舜被迫定都蒲阪（山西永濟）。但後來形勢反轉，舜逐漸取得優勢，諸侯擁舜，舜以天命爲由，重新佔據陶寺。（《史記》此處的傳説是：“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注：陶寺】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

　　帝舜通過政治與軍事鬥争平定丹朱之後，任命禹繼續治水，如有差錯，後果將與鯀同。當時禹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尚不足以反抗舜，只能從命，不敢輕忽，“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率衆治水之外，禹利用中原受灾較輕、各地灾害嚴重的時機，高舉天子之命，開疆拓土，征討各地尚未臣服的部落前來朝貢（“披九山，通九澤，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裏，至於荒服”）。

　　水患是當時人類的共同灾難，禹以治水爲名，要求各地部落聽從調遣，有道義上的正當性，不服從就利用武力消滅。在此期間，輝煌一時的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長江上游的寶墩文化都不約而同地迅速消亡。

　　帶有這些文化的濃郁特徵的精美文物大量出現在了遠在北方的石峁城。各地物産、生産技術、曆法、葬俗等也匯集而來。

　　石峁城曾經是顓頊都城，也是鯀和禹的統治中心與辦公住所。禹在外治水和征討期間，戰利品源源不斷運送至石峁城，由兒子啓來管理。

　　啓在積累財富、鞏固城防以外，積極訓練部隊，準備以武力手段將最高政治權力奪回來，並爲自己的祖父鯀報仇。石峁城生態惡化加速了這一進程。

　　石峁建城之初，黄土高原地區有大面積的森林覆蓋，質地疏鬆，氣候適宜，有利於石質工具進行簡單的土地開墾和淺種直播等原始農耕活動。

　　然而農業活動會造成天然植被的破壞和土地貧瘠化，反過來導致農業衰退。而且，單一作物對土地有着較爲致命的影響，土壤的侵蝕度增加，同時肥力也在减弱。在地表植被遭到破壞後，水土流失加劇，土地恢復力極其緩慢。

　　隨着石峁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土地、木材、陶器來滿足人們的需求，所以森林與草地被砍伐與開墾的速度加快，再生速度比不上破壞速度，原來的森林草原迅速沙漠化，最終農業無以爲繼，糧食短缺，石峁人必須另謀出路。

　　禹的軍隊和啓率領的全體石峁人發動了對陶寺的戰争，以殘酷的手段消滅了留在城内的敵人，爲被堯舜冤殺的鯀復仇。不僅擊敗了舜的勢力，還清除了嫡長子系列的堯的勢力，並采用了殘酷的“絶嗣”之法殺死並掩埋了陶寺貴族。

　　關於五帝歷史，雖然古代文獻中的“禪讓”記載也符合情理，但從現實中的考古挖掘來看，暴力戰争更有可能。考古成果顯示，陶寺與石峁都屬於龍山文化，兩處遺址之間有交流，兩地居民有血緣關係，後來石峁居民殘暴毁滅過陶寺。

　　禹軍佔領平陽（陶寺）後，舜之子商均逃到陽城。禹軍追到陽城，商均又逃至安邑。禹軍一路攻殺，因此歷史上禹的都城有平陽、陽城、安邑等多種説法，很可能這些地方都曾爲禹發出號令的指揮都城。

　　禹在大約4000年前（公元前2070年）稱帝，建立夏朝（“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此時石峁城地區因氣候惡化已經農業衰竭，不適宜生存，因此夏朝幾代帝王向南方農耕區遷都。爲了尋找更好的自然環境，多次改址，最終河南二裏頭遺址（距今3800-3500年）成爲夏朝都城。

　　石峁出土的牙璋被二裏頭傳承，成爲了夏文化的標誌物。夏朝的建立，結束了中國歷史的“五帝”時代，中華文明走向成熟，夏文化成爲中華大地的主導。

　　夏朝遷都次數較多，每次都城建造期短，規模有限，因此後世難以發現與石峁城規模相似的遺址。“五帝”時代與夏朝時期，絲帛發達，是官方文字的主要載體，但極易腐壞，所以各地出土的“五帝”與夏時期文物中很難見到文字（三星堆遺址也未發現文字應爲同樣原因）。

　　綜上所述，本文的核心觀點是：中華文明萌芽於“三皇”時期，起源於“五帝”時期，成熟於“三代”時期，是本土文化融合外來文化的結果。邏輯推論：(1)中國“三皇”時期（距今約6000年前），黄河、長江及遼河流域的伏羲、神農、女媧等神話傳説中包括了諸多文明要素，出現了開始從文化階段向文明階段發展的迹象；(2)中國“五帝”時期（距今約5000年前），由黄帝開創的中華統一局面已經具備國家雛形，考古成果也證實此時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3)中國“三代”時期（距今約4000年前），以夏代建立的國家爲開端，中華文明日益成熟。細節顯示，中華文明的每個階段的發展，都是本土文化融合外來文化的結果。


　　作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現係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商務部海貿會理事，上市企業首席經濟學家，閩南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