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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戴相龍: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意義重大



  八十年代的深圳,九十年代的浦東,新世紀的天津濱海新區。

  臨近漢城、東京,有利於促進東北亞經濟區域合作。

  天津濱海新區擁有五大優勢

  立足天津依托京冀輻射「三北」,服務環渤海,面向東北亞。

  ——戴相龍

  溫家寳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都寫明「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這意味著繼深圳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之後,中國大陸又在整體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上,謀劃了新的佈局,開始了新的嚐試。本刊記者有幸在二○○六年兩會期間巧遇天津市長戴相龍,並即時對戴市長進行了獨家專訪。 

  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佈局意義重大 

  可促進國家整體經濟協調發展

  記者:天津濱海新區成了此次一個頗受關注的名詞,您是天津市長,怎麽看待這種關注,如何看待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意義? 

  戴相龍:溫家寳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將推進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納入了國家發展的戰略佈局。而且,在我們國家的「十一五規劃」裏面,也清楚地寫明了這一點。所以,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無疑已經納入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佈局。 

  在八十年代,我們國家規劃、建設深圳經濟特區;九十年代,規劃建設上海浦東新區;現在,我國又決定建設天津濱海新區,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這不僅對天津的長遠發展有利,而且對京、津、冀,對環渤海區域經濟發展有利,對改變我國經濟發展「南快北慢」也十分有利。 

  天津的區位優勢很明顯,乘飛機到韓國的首都祗要一個小時飛行,到日本的東京祗要兩個多小時。因此,濱海新區開發開放,也有利於促進東北亞經濟區域的合作。 

  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可以加速推進中國北方的改革與發展。我們國家的開放,是由南至北逐步開放的。過去南方比較快,而北方的國有企業比較多,歷史包袱重,發展相對困難一些。但是這些年來,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中國北方的科學技術研發能力比較強,高等院校的數量也比較多,基礎教育比較好,基礎設施建設也比較好。這些優勢,正在更好地發揮出來。現在國家將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納入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佈局,能夠更好地促進環渤海區域經濟的發展,將會更好地促進我們國家整體的協調發展。

  天津濱海新區擁有五大優勢

  記者:天津濱海新區除了上面說的區位優勢之外,其他方面的比較明顯的優勢是甚麽? 

  戴相龍:二零零五年天津濱海新區生産總值超過一千六百億元,十年來經濟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天津濱海新區除有區位優勢外,還有下列優勢:第一有功能優勢。比如天津有一個貨物吞吐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位的港口,去年的吞吐量是兩億四千萬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貨物來自於天津以外。這種功能優勢是很明顯的,不僅有港口,還有中國北方最大的保稅區,有一個在全國辦得比較好的泰達經濟技術開發區。 

  第二有資源優勢。比如天津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鹽鹼地,其中的相當一部分經過批准以後可以作爲工業用地或生態用地。 

  第三是具有腹地優勢。天津濱海新區背靠著兩個直轄市,一個是天津,再往西是北京。天津濱海新區的西北腹地很大,如果得到良好的發展,不但對中國的西部發展有利,對中亞地區都有利。比如蒙古的很多貨物,都是從天津港出海的。 

  第四是有科技的優勢。天津的工業產值有七千多億,濱海新區佔四千多億;其中,高新技術的產值,就佔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上列各種優勢集中在一個港口城市,這在中國沿海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在世界上也少見。 

  天津濱海新區的功能定位和任務

  記者:天津的工業基礎原來是很不錯的,祗是好像發展還不夠突出,原因在哪裏? 

  戴相龍:其實天津發展得並不慢,十二年來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百分之十二點九,應該講還是相當快的。天津因爲老國有企業多,歷史包袱很重。但是最近五年,增長速度加快了,增長率達到十三點九。在推進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以後,我們會加快建設。 

  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就是要立足天津,依托京、冀,輻射「三北」(即華北、西北、東北),服務環渤海,面向東北亞,將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成一個先進的製造和研發轉化基地,建成中國北方的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建成宜居的新城區。 

  濱海新區要承擔兩方面的任務。即要將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成一個高度開放的、社會和諧的、環境友好的經濟新區,服務於區域發展;另一方面,就是建設成綜合改革試驗區,在改革方面進行探索,為所在地區的進一步開放,提供一些借鑑。

  戴相龙小檔案:

  一九四四年十月生,江蘇儀征人,一九六七年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從地方金融機構累升,一九八五年官至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後任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董事長;一九九三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一九九五年六月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二○○三年一月被選為天津市長。是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五、十六屆中央委員。

  (原載《中國評論》2006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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