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做出了中國第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並產業化的高清數字晶片。

　　類似木桶理論——技術和質量是桶底，沒有桶底其他都談不上。

　　偶然成爲企業家，自己都沒有仔細想過。

　　對市場不敏感甚至遲鈍，但是擁有一个好的經營團隊。

　　　　　　　　　　　　　　　　　——周厚健

　　「創新」現在成了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而中國大陸的家電業雖然生産了世界上大約百分之六十的家電，但是很多家電的核心技術，中國大陸並不掌握，技術上對外依賴的狀況還是明顯存在的。日前，本刊記者有幸專訪了率眾設計出中國第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並且產業化的高清數字晶片的海信集團董事長、全國人大代表周厚健，請他就技術創新給出自己的觀點。

　　提出建設「創新國家」  

　　對中國具有劃時代意義

　　記者：您怎麽解讀「創新國家」的提法

　　周厚健：溫總理在此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把創新的分量提得這麽重，說明高層領導對自主創新要求得很強烈、很高，這個情況去年我們就知道了。在去年的科技大會上，高層領導已經很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此次報告，是在原來的基礎上，提得更強烈了，所用的篇幅之大，是過去所沒有的；所表現出的重要性，更是過去所沒有的。

　　特別是在「十一五規劃」的草案上，提到了中央對「十一五」的建議，其中提到了五個「必須」，就講到創新的問題。講到「十一五」重要的戰略任務，提了六條，也有自主創新。確確實實，黨中央、國務院把自主創新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非常急迫的戰略高度上。而且，要把中國建設成「創新國家」這個提法，對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世界上有些國家的創新能力很強，比如美國。實際上，是因爲創新的那種氛圍，已經在民間廣泛地形成了，這是有時間積累的。如果中國能夠將現在的高層領導的這種追求自主創新的方向堅持下去，堅持上二十年、五十年，一個世紀，對中國在世界上形成一個顯要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會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創新文化需要時間積累

　　記者：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芯片，是許多中國人的夢想，您是怎麽看待這件事的？

　　周厚健：海信開發芯片本身，其實是一件很平常的問題。其不平常處在於，填補了中國在這個行業的空白。

　　爲甚麽說這既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又填補了中國在這個行業的空白呢？是因爲這體現了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投入和決心。

　　對於創新問題，首先企業要從思想上認識到，一個企業要健康地發展，必須做好技術創新。第二，創新要成爲企業的長期戰略，它的技術纔可能提升。

　　爲甚麽這麽講呢？因爲企業創新的效果，不僅僅取決於技術的集合，不僅僅取決於人才的制度，還取決於企業氛圍，實際就是企業的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積累是需要時間的，祗有當企業有了這種創新文化，企業内部的每一個部門單位，企業的每一項決策，企業的每一次投入，企業的每一個幹部員工，才能具有這種意識，並且能夠把這種意識落實到行動當中去。

　　這就是文化的價值，而形成這種文化是需要時間的。並不是說今天有了錢，就一定可以買到人才，就可以搞好技術。所以我說，技術創新要作爲一種長期的戰略，去把技術的根基、功底打得堅實。

　　將推出更高端的具有自主

　　知識産權的高清數字芯片

　　記者：您在當選中央電視臺二零零五年經濟人物的時候，說過「海信之芯」晶片是海信人用了將近五年時間做出的中國第一塊高清數字晶片，這是中國第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並且產業化的高清數字晶片。您未來準備大規模介入芯片生産嗎？

　　周厚健：海信不是做芯片，而是設計芯片。海信不是在蓋房子，而是在設計房子；然後讓蓋房子的人來蓋這個房子，按照我的設計蓋完房子之後我來用。

　　我希望將房子賣出去，但是現在我還沒有成立我的銷售隊伍。爲甚麽，因爲我認爲這個芯片今天往外賣會有困難。其中有兩個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我是替代國外產品，而不是超過國外產品。第二，同行相輕如同文人相輕，目前如果還有產品可以用，就可以暫時不買我的。就像我曾經講的，當你比別人超過一點的時候，別人會嫉妒你；當你超過別人一部分的時候，別人會羡慕你；而當你比別人超過一大截的時候，別人會依靠你。

　　我們海信將推出更高端的高清數字芯片，我要求大家把市場推廣放在更高端的芯片上。

　　因爲我設計完產品之後，國外的同類產品接著就降價了。還沒設計完的時候，國外的同類產品是十二、三個美金，後來就成了八個美金。我們目前這個產品的成本祗要三個多美金，我們賣五塊美金一個還賺錢。

　　記者：現在如果設計理念達到了，工藝上已經可以實現了嗎？

　　周厚健：完全沒有問題，和國外生産的完全一樣，要不然我們就不能大批量使用。這對企業競爭力當然是有好處的。

　　我們還沒有介入生産芯片，生産芯片是一個資金密集型的產業，投入很大。現在中國大陸已經建成的生産芯片的工廠也很多了，此中的競爭是很激烈的。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到處都有；美國的，日本的，還有臺灣的，都到中國大陸投資。

　　中國家電業對技術的認知  

　　長期以來有些遲鈍

　　記者：中國家電在世界市場上的佔有率越來越高，其優勢主要是在價格嗎？這種優勢會不會很容易被打破？

　　周厚健：應該講，中國的家電企業爲甚麽能夠成長起來，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擁有一個廉價的勞動力市場，第二是中國擁有一個巨大的家電的現實市場和潛在市場。這樣，中國家電就成長起來了，這是優勢。

　　從劣勢來講，就是中國家電產業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對技術的積累，我認爲並不是特別令人滿意。

　　應該講，中國家電的成長歷史也不短了，已經二十多年了。但是在這二十多年裏，中國的家電企業，對於技術對企業生命的影響之大這一點，認知一直都有些晚，有些遲鈍。

　　在這種氛圍下，這二十多年，中國的家電企業更多地是在市場的銷售上做文章，比如在價格上、推廣上做更多的文章。由於這種重視技術的根基沒有打下來，就出現了「大，大不過三年；紅，紅不過五年」的狀況。企業一撥撥上來，又一撥撥倒下。從大的概念來看這個問題，企業一撥撥上來，是整個國家在加大投資；而企業一撥撥倒下，是前面的投資都浪費了，都是無效投資。對整個國家來説，消耗、浪費是很大的。中國家電業的劣勢，就在於技術積累不夠。

　　創新理論上有三個層次  

　　中國家電業基本上在初層

　　記者：目前中國家電業的一些核心技術依舊是境外提供的，那麽我們改變這種狀況的希望或者說我們的研發能力是處在一個甚麽樣的狀態

　　周厚健：目前中國一些家電的核心技術的確是由境外掌握。

　　應該講，中國的家電企業的技術水平也是參差不齊，有些企業幾乎沒有往深度走。如果做一個分類的話，還是停留在轉化吸收這個水平上，或者有一個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水平。應該講，目前中國家電集成創新的數量還不太大，原始創新的數量更小。

　　創新從理論上分爲三個層次，一個是消化吸收再創新，後面是集成創新，再往後是原始創新。

　　還是我剛才講的，如果形成了創新的氛圍，應該會提高得很快。長期以來，中國企業把創新投入看得很大，把創新技術看得很難，實際上我不這麽認爲。我認爲關鍵是氛圍沒有形成，如果形成了這種創新氛圍，創新就不是問題。

　　記者：如何看待中國家電在市場氛圍下一路殺出？其中創新起到了甚麽作用？

　　周厚健：中國家電的創新，可能更多地不是關注深層次的技術，不是追求革命性的功能變化和性能變化，大多是屬於改良。

　　或者目前的狀況用這個方法表述，就是叫「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

　　技術和質量

　　是企業的前提

　　記者：創新對您領導的海信，在其成長的過程中，起到了甚麽作用？

　　周厚健：作爲一個企業來講，就像一個人一樣，缺了那個臟器都不行，少了哪個器官都麻煩。

　　有一個類似「木桶理論」的比喻，就是將企業視為由很多木板拼成的木桶，我們把技術和質量比做桶底，把企業的其他方面比做桶幫。如果桶幫沒有高度，桶底也就無所謂水平；企業的任何其他方面都代表了一塊組成桶幫的木板，桶幫的哪塊木板太矮，裏面的水平也不會高。但是如果桶幫都很高，但就是沒有桶底，一定也不會有水平。所以我們講技術和質量是前提，因爲沒有桶底，其他的都不要談。

　　我們對技術、質量和企業的其他部分是這麽認識的，在工作的重要程度上，我們也是這樣擺放的。

　　企業追求技術，好像在中國的企業中並沒有形成共識，實際上這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條件。

　　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說過，市場經濟最終的主宰是技術和消費者。技術是供方，消費者是需方。因此，海信追求技術創新並不是碰巧這樣做，也不是因爲大勢所趨而跟隨潮流，屬於適應規律。祗能說，海信在這個問題上認識得比較早。

　　節約型社會要點在節約能源  

　　變頻技術對國家意義很大

　　記者：您比較早地引入了比較節能的變頻空調技術，現在的發展狀況如何？

　　周厚健：對於社會沒有儘快推展節電效果很好的變頻空調技術，我們對此感到很艱難，也感到很失落。因爲在一些家電產品技術比較好的國家，已經全部推展了變頻技術，比如説日本。但是中國在這個方面的立法上，仍然有些差距。

　　我前年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提案，專門提了這個難題。現在來看，節約型社會對能源的節約，已經是一個迫在眉睫的戰略問題。所以我認爲，作爲一個企業，應該有這種認識、這種覺悟。對於政府來講，應該儘早跟蹤這種東西；如果需要強行推動的，就必須做，而不能優柔寡斷。

　　從經濟的帳來看，變頻技術的經濟賬對具體的消費者來講，與定速的差距不是十分明顯，但是對國家的意義很大。因爲節約能源，對中國來講已經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利用變頻空調技術，對整體國家來説，節約的電力數額是巨大的，全國每年節約的電能相當於近百億。

　　其實節能不僅僅限於空調，還有冰箱、電視等等，都存在節能的問題。比如電視的待機功耗問題，有的城市已經長期實行了，比如待機功耗如果高於一個標準，就不准銷售。我認爲，這就是一種很先進的觀念。對這種觀念，在企業當中也好，在政府當中也好，應該儘快地樹立起來，落實到實際工作當中去。

　　僅僅依靠企業做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政府需要加以引導，甚至要有強制標準，令企業做好這個方面的工作。

　　

　　企業負責人知識結構提高

　　乃是一個必然

　　記者：從二○○五年中國經濟風雲人物頒獎會來看，企業家的知識結構越來越向高端走，早期受教育程度不是那麽高的企業家所佔的比例這些年在明顯下降，您覺得這預示著甚麽？

　　周厚健：應該講，這是很好的現象。

　　企業在發展過程當中，規則越不明確，越不需要知識；規則越明確，越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實踐越需要理論的指導，這就越需要知識。

　　因此我認爲，中國企業界的負責人，在往知識更高的方向走，對企業發展是利好的趨勢，也是一個必然。

　　比喻來説，在改革開放初始的時候，門比墻多，因此不需要有人認識規律，把門找到，往前走就能出去。有沒有碰壁的呢？也有，但是很少。到後來市場規範了，墻比門多，因此需要你遵循規律，按照規律去找合適的門。而認識規律、遵循規律的過程，就需要知識。

　　我是偶然成爲企業家的

　　記者：您是我的師兄，我覺得山東大學的學生，特別是您在校的那個年代，由於管得比較嚴，創造性思維可能也受影響，山東大學的學生似乎很少能夠在企業界嶄露頭角的。您說自己是偶然成爲一個大企業的領軍者的，那麽偶然中的必然是甚麽？

　　周厚健：應該講確實是偶然，很偶然。這裡有甚麽必然性，我還真的沒有仔細想過。從我的過程來看，似乎沒有甚麽必然。

　　不如這樣，我給你講一講，你自己總結好吧。

　　一開始，我幹的是純技術，當時叫青島電視機厰，也是一個老國有企業。……推薦上去之後，我就幹了現在的工作，所以沒有任何必然性。（應周厚健所囑，不將具體的他認爲是「偶然」升遷的一系列細節寫出。）

　　［記者根據周厚健的敍述及對他的觀察，他頗有些人如其名，一見面就給人以厚重、可信、可親的感覺。他不像多數成功者那樣露出高度自信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眼光，但是言談不急不徐條理清晰，言辭謙遜寬容友善；他應該屬於那種做事踏實、細緻、有韌性的學者型企業家，更是讓上級領導放心將任務交付的人選。他能夠從一個純做技術研究的年輕人，一步步被提拔到副科長、廠長助理、廠長，並成爲中國經濟界的風雲人物，沉穩、厚重、可信、謙遜、專精、韌性，可能就是他「偶然成功」的「必然條件」。］

　　我對市場不敏感甚至遲鈍

　　記者：那麽您對市場的觸覺是怎麽培養的呢？

　　周厚健：實實在在講，其實我對市場的觸覺一直很遲鈍。

　　我當年在上項目的時候，曾經有同行業的人反對我上那個項目，阻撓我上那個項目。我當時還不理解——我上項目，你反對個甚麽呢？

　　實實在在地講，我當時是沒有競爭意識的，還是當年上學時的那種學生概念——你學得怎麽樣我不管，我盡力而爲就行了。至於學得好不好，那是我的能力問題。

　　我是在做了廠長很長一段時間以後，市場教育了我，應該有競爭意識。

　　記者：我幾年前曾經到青島採訪，有比較瞭解海信的人說，您在與日本企業談判的時候，一開始就明確要求技術同步，這是出於對市場的感覺嗎?

　　周厚健：還不是。一開始我與日本方面談要引進變頻空調，對方讓我先從定速空調開始做。我說，如果要我從定速開始的話，我就不幹空調了。我給他講得很清楚。

　　這個選擇與堅持，我認爲還祗是一種邏輯問題，是對市場信息的總結和提煉。應該講，我是看到了變頻空調在技術上的優勢，更能夠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儘管當時中國對節能問題看得不重，但是這種世界的趨勢，中國是要考慮的；世界上緊缺的資源，中國也會緊缺。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一種對邏輯的提煉，而不是對市場的敏捷準確的反應。

　　海信擁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記者：那麽您作爲獲得很多「優秀企業家」稱號的人，對市場是如何把握的呢？

　　周厚健：我對市場比較遲鈍，但是海信的總裁等經營人才，能力很強。

　　平心而論，在海信的發展過程當中，如果說我起了巨大的作用，我認爲講這句話會於心不忍。我的意思是，海信的團隊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能歸功於我自己。

　　我們的總裁于淑珉女士對市場的敏感，我認爲遠在我之上。之前還有幾位老總，比如夏總夏曉東對技術的貢獻，是遠大於我對海信的技術貢獻的。

　　應該說，海信的班子搭配得比較好。其中有一點很重要，不論是對技術也好，對市場也好，我們能夠很快達成共識，而不是各持己見，這一點我認爲是很重要的。比如做市場的人，能夠很重視技術成果。一般重視市場的人，容易出現一個誤區，認爲應該在廣告、促銷上多投入。海信做市場的人特別重視技術的投入，實際上這也是市場上最根本的東西，因爲營銷的第一位因素是產品。

　　海信是發展起來了，但是對我本人來講，沒有甚麽必然性。海信現在即使離開我，照樣可以幹得很好。

　　價格戰會導致誰也不是贏家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家電業此起彼伏的價格戰？

　　周厚健：商品的價格是由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如果我使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要少的話，那麽我就會贏得這一部分的差額。

　　對於價格戰的問題，實際上很難講，中國很多家電企業也的確是習慣於打價格戰，但是結果很不好。舉例來説，二十年前，無錫有個做音響的無綫電廠的廠長講：「我再降一毛錢，全國的企業就都虧損了」，也就是都死掉了。最終的結果是，全國的同類企業都死掉了，連他自己的廠子也死掉了。

　　價格是市場經濟的第一規律，第一機制就是價格機制。經濟學一開始就講菲利普斯曲綫，價格下降，供需曲綫上移。這是一個規律，但是這絕不代表就要打價格戰。最後各方掏盡了腰包來賭，每一次都這麽賭的話，總有大敗虧輸的一次。

　　周厚健小檔案：

　　一九五七年生，籍貫山東牟平，山東大學電子系一九八二年畢業。一九九二年任青島電視機厰廠長，九四年任青島海信電器公司總經理；九五年任青島電子儀表工業總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海信集團公司總裁；九九年任海信集團總裁，二零零年三月出任海信集團董事長至今。第九、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分別於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五年兩次被中央電視臺評爲年度十大經濟人物之一，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曾獲全國優秀青年企業家稱號。

　　（原載《中國評論》2006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