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講「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爲時過早。

　　中國將經歷一個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期，需要大量高層次人才。

　　世界三次教育觀念轉變：知識傳播、能力培養、服務社會。

　　設立「社會科學院士」需要預先做好三項工作。

　　　　　　　　　　　　　　　　——顧海良


　　中國大陸恢復高攷二十多年，培養了數以百萬計的專業人才，以至於社會上出現了大學生找工作難的現象，出現了「人才過剩」的觀點。對於中國大陸這樣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來說，人才儲備真的已經到了「過剩」的程度了嗎？為此，記者專訪了前來香港參加教育展覽的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兼校學術委員會主任顧海良教授。

　　中國大陸目前講「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為時過早

　　記者：目前經常看到「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之類」的報導，您是否可以評價一下中國大陸對受過高等教育之人才的實際需求情況？

　　顧海良：媒體、輿論有一些這樣的說法，但是對於毛入學率剛剛達到百分之十五的中國高等教育水平來說，現在提「大學生找不到工作」恐怕還是為時過早。估計毛入學率達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時候，這個問題可能會尖銳地突出起來。而要增長到百分之三十，還是有很長的距離要走的。

　　大學生就業，首先與一個國家、一個階段的經濟發展有關係。經濟狀況不好，就業就會遇到問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也與世界經濟的發展有關係。國際經濟環境好的時候，大學生等學歷層次高的，甚至碩士生、博士生，在國際和國內勞動市場都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反過來，就比較難。

　　另外，與大學生的就業觀念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因為儘管中國目前擴招的速度比較快，但是大學生的就業觀念還是有很大問題，還是傳統的學而優則仕。很多來自貧困地區的大學生上了大學就跳龍門，認為畢業之後就應該找到一個上等的工作，一般的工作就不愿做了，艱苦的工作也不願意做了。這樣就出現一個情況，就是需要大學生的地方，大學生不愿意去；比如中國的中部、西部，實際上需要大量的大學生。湖北的荊州市是一個中等發達的城市，當地負責人對我說，從荊州出來的大學生，回到荊州工作的祇有百分之十。對一個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比較好的中型城市已經如此，對於那些從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考上大學的學生來說，必然是出來的多，回去的少。就是說，大學生希望就業的結構和崗位需要的結構是不一致的。

　　第三，就是政府的政策需要到位。比如中西部的開發有一個政策配套問題，人才引進不應該祇是停留在一般的政策宣傳上面，而是應該有比較細緻的配套政策。比如為了吸引高層次人才到中西部，在收入待遇方面的政策、個人所得稅的徵收政策、個人資本在中西部投入的政策等等，都應該給予必要的傾斜。個人如果用自己的智力、自己的資本在中西部投入，應該給予更大的政策傾斜，使得廣大有知識的大學生，能夠在貢獻自己的智力資源的時候，利用其通過各種渠道引進的資本資源，比較好地結合起來，給予特別優惠的政策。這樣，我想很多樂意創業的大學生，會願意到中西部工作。這裏存在一個政策引導的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與大學的專業設置有關係。對於大部分高等學校來說，培養的人才能不能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就是大學生的專業結構和人才的需求結構之間，是有缺口的。也就是說，大學培養的人才，就專業來說，社會不一定需要，有些專業可能過剩。對大學來講，培養甚麼樣的人才有一個中長期的預測問題，不是根據目前的就業狀況來決定每個專業的招收人數，以及相關結構，至少是針對若干年後比如四年乃至更長時期，社會發展對人才結構的需求。因為一個專業設置之後，是不可能隨時變化的。這樣對於高等教育來說，從招生這一塊，就應該高度關注社會發展、國家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計劃，也應該關注整個世界經濟的中長期發展趨勢；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在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方面提供諮詢，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門應該有這種職責。

　　有些大學生現在找不到工作，原因大概主要是上面所講的幾點。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現在談大學生就業難，我覺得還為時過早。

　　中國將經歷一個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期，需要大量的高層次人才，但是如果我們不在政策方面、不在就業觀念上有更大的轉變，對於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來說，可能有一個悲觀的結果。這個悲觀的結果就是，中國本來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資源本來就不豐富，但是很可能造成高等教育資源的極大的浪費。比如一個大學生明明可以在中西部找到與其專業相適應的工作，但是他一定要擠在大城市裡面，找一個高中生就能勝任的工作。對其個人來說可能是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滿足，但是對國家、社會來說，是教育資源的浪費，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對此我們需要重視，否則雖然可以看到高等教育不斷發展，招生不斷擴大，但是很多大學畢業生從事高中生就能幹的事情，對於中國人才培養的經濟效益，乃是巨大的損失。

　　教學理念正在轉變

　　學生有望理論、動手皆出色

　　記者：中國內地的大學生在國外一般被認為基礎理論紮實，但是動手實際運作或者說解決問題能力相對較弱，那麼您認為在中國高等教育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應該堅持甚麼、改善甚麼？

　　顧海良：這可能是我們教育的一個不足，但是大概也可以說是我們教育的一個長處。換句話說，我們也可以批評國外的高等教育，雖然能動手能力較好但是沒有紮實的基礎理論。因為，這兩者同時兼有的是很少的，同時兼顧的也很少；但是偏於任何一方，對於人才培養來說，都有其不足。

　　我在教育部工作時曾經到國外考察，他們也都認可中國大學生的基礎理論紮實，包括中國的碩士研究生的基礎理論水平也被認為是紮實的；當然，他們認為中國的博士生水平弱一些。國外的碩士定位與中國不同，他們祗是作為過渡性學位，但是就所學的知識、掌握的知識、進一步學習，是得到國外高等教育界的認可的。

　　批評中國學生的動手能力弱，甚至說比較差，可能與中國長期以來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觀念有關。中國的高等教育，稟承傳統的高等教育的觀念，就是把高等院校看成一個知識積累、知識傳承的場所，比較重視知識性的東西的傳播，知識性的東西的積累，也包括知識性的東西的傳承。因此，大學生在學校學好知識、掌握好基礎理論，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這個觀念在國際上高等教育發展的相當的一個時期，都是這樣的。我自己研究下來，從上個世紀初一直到二、三十年代，都是這樣的。最近七、八十年以來，高等教育的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就是高等教育把一種知識傳授的教育轉變為一種能力培養的教育。對比這種轉變，中國的高等教育與國際相比，確實存在差距，也可以說處於不發達的階段。

　　中國僅有的幾所比較好的高等教育機構，也都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建立起來的，包括武漢大學。所以，這些機構接受的是那個時候的高等教育的觀念。

　　二戰之後，世界的高等教育理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美國的高等教育為代表，就是將知識傳播轉向能力培養。在這個理念引導下，注重學生的動手能力、接受新知識能力的培養；就是重點不在於學生在大學學到多少知識，而在於你有多大的能力去創新和接受新知識。加之中國大陸在解放後更多地接受了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對於世界高等教育之變化的新觀念，沒有完全接受。

　　還有一個更大的衝擊，就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後，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又進一步發展，我將之稱為世界第三次教育觀念的轉變，就是轉向為社會服務。

　　從知識的傳播到能力的培養，再到社會服務，這三大步中假如中國大陸祗停留在第一步，也就是知識傳播的話，我們的學生就會表現為基礎知識比較紮實，但是後兩個都是與能力有關的。

　　這種差別，是與大學的教育觀念有直接關聯的；一旦觀念有了變化，我認為中國所培養的大學生，不僅會基礎理論紮實，而且動手能力、創新知識的能力和為社會服務的能力，將會有很大的變化。對此，我是有信心的。

　　一個關鍵的問題是觀念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教師的素質問題。就是從事高等教育的教師要適應這種教學理念的變化。比如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書本教育，包括對一些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其教師也很難適應案例教學的方法，或者說在進行案例教學的時候顯得比較笨拙，甚至是不理解案例教育的精髓。

　　與之相關聯的，還有中國高等教育的經費不夠。簡單地說，就是更多的實踐活動，是受限於高等教育的經費的。比如大學的實驗室數量、可供學生進行基本的實踐的條件等，都需要經費才可以得到充分的發展。

　　高校合併的精髓在於優化

　　真正功效尚未完全顯示

　　記者：現在中國內地有不少著名學府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合併，在規模上迅速擴大，您認為其意義在哪裡？

　　顧海良：高校合併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對中國的高等教育來講，可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的實際功效，我們現在還不能說完全看到。

　　當然，也有一些合併得比較好的高校已經顯示了直接的功效，比如學科建設的綜合水平提高了，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提高了，一些交叉和新興學科應運而生，學生的綜合素質也提高了等等。

　　就目前來說，合併高校的實際效果和我們所期望的理想效果還有很大距離，就是說我們期望的效果遠不止上面所說的這些。比如優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結構、整體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水平，這些功效、功能，我覺得還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才能充分顯示出來。

　　對於武漢大學來說，這種合併是水到渠成的。一方面是地理位置上聯為一體，再有學科的互補性非常強。因為老的武漢大學主要是文科和理科見長，現在引入信息科學、水利水電的工科、醫科，這對於武漢大學的學科綜合性的增強、學科之間的交流、學科之間的融合、新興學科的產生，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目前的狀況當然與我們期望的合併功能還有一段距離，比如如何將武漢大學辦成中西部最好、綜合性最強、學科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學府，這還需要一個長期的磨合時期。【記者：武漢大學目前應該就是中西部最好的大學吧？】可以這麼說，但是其優勢還沒有突顯出來。當然，未來我們也希望可以帶動整個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

　　由於每個高校都有自己的風格，合併之後如何將各個高校的風格融合，是需要一定的努力的。比如現在的武漢大學由四所大學合併，如何將四個學校的長處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校風、新學校的辦事風格、新的形象，可能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時期。

　　高校合併，如同各個優良品種的最好的部分的結合、組合，所產生的一個新優良品種，可能優勢更強，生命力更旺盛。其中的精髓在於結構的優化、規模的調整。

　　「社會科學院士」的推出

　　尙需要做好三項準備工作

　　記者：武漢大學是一所著名的綜合性大學，當然也有不少院士。而中國文化向為世界稱道，但是至今中國並未設立「社會科學院士」，也有不少著名學者對此頗有意見。您覺得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顧海良：有關設立社會科學類院士的問題已經議論多年。我在教育部工作的時候，有關專家也通過我們向中央有關領導呼籲過這個事情。

　　對設立社會科學類院士這個問題，我認為要做的至少要有兩件事情，一個是中國知識界和中國的政界，真正重視人文社會科學，將人文社會科學如同江澤民同志所講的那樣，看得如同自然科學同等重要。假如在學科的判斷上能夠看得同等重要，這個同等重要不僅是理念的，而且是看到了人文社會科學對於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對人的發展，和自然科學同等重要。在這種情況下，就能改變長期以來對人文科學的一種偏見，一種不準確的認識。有了這一點，才會有第二點，就是對從事自然科學和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人員、專家，才可能同等看待。到這個地步的時候，人文科學院士的問題，才更加容易提出。

　　再一個就是人文科學自身的學術規範問題、學術評價問題，這可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國現在人文科學的學術規範和學術評價，由於學科的特殊性，制定起來難度比較大，但是並非不能做到公正的學術規範，不是不能做到比較好的、比較公平的學術評價。假如沒有一個相對可行的學術評價體系、學術評價指標，那麼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界的水平，就不可能評審。評審社會科學院士也要有一些量化的指標，否則難以比較。

　　社會科學的學術規範、學術評價、學術評價的指標體系，這三項工作是我們必須做的。與此相聯繫，包括人文科學的學風問題。等等。

　　比如說學術規範，我們現在對人文社會科學科研的知識產權保護是不明確的，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家之間的互相引述，也不像自然科學家這麼嚴謹；包括借鑒人家的成果，也採取一種引義的辦法。這在自然科學界，可能被認為是剽竊；但是在社會科學界，似乎被認為是正常的事情。

　　對社會科學界來說，原來是不習慣有關學術規範、學術評價、學術評價的指標體系的工作的，認為這個工作適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不需要做。

　　在完成了上述工作之後，我們再提出社會科學院士的問題，可能更加順理成章。

　　中國長期沒有社會科學院士，可能與社會科學的境地也有關係。有人說，社會科學在中國處於尷尬的境地，也有人說處於忽高忽低的境地，有人說社會科學屬於沒有學術規範的、沒有科學性的「科學」。對於院士，學術評價當然是比較重要的。但是，社會科學目前的評價方式並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屬於科學的、理性的方式，反而更多地屬於一種人文的評價標準。這種人文的評價標準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國外人文科學的院士也是有比較好的一整套評價標準的。

　　顧海良小档案：

　　一九五一年生，上海人，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安徽大學經濟系，一九八四年獲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經濟學碩士；曾任中國人民大學馬列所所長、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與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長，二○○二年八月起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副部級，被譽爲中國第四代經濟學人的傑出代表。他亦擔任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

　　（原載《中國評論》2003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