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來香港立法會內的火花可能比以往會多一點。

　　誰捐錢給某個政黨，香港社會其實是不知道的。

　　議員畢竟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就不能不看政治現實。

　　國家安全法，我想這是必須要做的。

　　——范徐麗泰

　　香港立法會第三屆選舉塵埃落定，此次選舉由於夾雜了諸多政治、經濟因素而廣受香港、內地乃至國際的關注。那麼，新的香港立法會與上一屆有何不同？對香港政治生態的長遠影響為何？為此，本刊專訪了上屆通過功能組別進入香港立法會並擔任主席、而本屆通過直選成功取得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席位並成功連任立法會主席的范徐麗泰女士。

　　火花可能會較以往多一點

　　議事規則可能要更詳細明確

　　記者：此次選舉結果有些出人意料，您作為上屆和本屆立法會主席，能否預估一下未來四年立法會的運作，與上一屆可能有甚麼不同？

　　范徐麗泰：新一屆立法會已經正式開會運作，我覺得將來香港立法會內的火花可能比以往會多一點，也會比以前更加活潑、生動。我從第一次會議就注意到，很多議員都不是拿著稿子在唸的，他們就是當場作口頭發言的。

　　本屆立法會有二十一位是新的議員，新的議員多，就會多一些人不是那麼熟習議會內的議事規則。所以，作為主席，很多時候就需要適時加以提醒。比如由於有些議員不大瞭解議事規則，他們在提出問題的時候就會講得比較長一點。像十月十三日的例會，一般從下午兩點半到晚上十點鐘也就差不多了，可是該次會議差不多開到凌晨一點鐘才結束。

　　按照以往立法會議事的規則，我們可以預見一些情況是從前沒有發生過的。以前的議員如果被要求與主席合作，一般來說他們都是願意合作的，因此以往的議事規則已經足夠我們當時的需要。可是我想，在本屆立法會可能有的議員會堅持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會合作，因此議事規則可能有一個需要，看看是不是有些地方要規定得更加詳細、明確一些。

　　我也預計，將來對一些敏感的政治話題，議員之間在語言來往之中，比較情緒化的相互批評的情況會多一點出現。即使我個人所做的裁決，有些議員不滿意的話，他也會在會外進行批評。從前，議員在這個方面比較克制一點，而本屆議會中，新舊議員都會出現這種狀況。

　　立法會是香港社會的倒影

　　政治人物受制於政治現實

　　記者：政黨政治目前在香港已經引發了選民的分化，您認為應該任何理性地看待中央與特區的關係，避免香港市民出現強烈的對立情緒？或者說，這種對立情緒會在甚麼樣的狀況下消弭？

　　范徐麗泰：其實這種對立的情緒一向都有。就議會裡面來說，有一批議員是能夠與中央政府的官員溝通的，而有一批議員是沒有辦法與中央政府溝通的。沒有辦法做溝通的一批議員，自己覺得是中央政府官員不願意與他們溝通，而不是他們不願與中央溝通。可是客觀地說，這批議員所講的話，有時可能讓中央政府難以接受，但是對此我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

　　在選舉之前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情況出來，大家都公開表示希望與中央多一點溝通。但是在立法會選舉大會主席以及其他委員會的主席的時候，我們看到兩批的議員又是壁壘分明。當然，情況並非一成不變，有的議員被認為是比較與政府談得來的，但是其還是支持了泛民主派的議員做一些比較重要的委員會的主席。

　　當然，因為在發言的時候有的議員說話比較絕對，因此要令議會裡面的氣氛變得比較合諧，困難度就比較大了。所以很可能就是你還沒發言，僅僅因為你的政治立場，就已經給人家批評了。這種情況，可能在這一屆的立法會裡面，我們會看得比較多一點。

　　不過，我覺得所有做議員的人，都是由選民選出來的。如果香港的大部分市民，都不希望天天看見立法會吵吵鬧鬧，而且這種意見得以表達，並且是香港的主流意見的話，我相信議員們也會很謹慎地加以考慮，並改變他們的一些作風。可是如果香港的市民沒有甚麼主流的意見，或者有一部分意見認為立法會內罵得越厲害他們越喜歡的話，那麼立法會裡面出現情緒化甚至一些謾罵的情況，自然就難以避免了。

　　說到底，立法會就是我們社會發展的折射、倒影，如果社會上覺得甚麼是對的，比如說社會上對特區政府是很不滿意的，那麼議員在立法會裡面對特區政府的批評越尖銳，就越能得到他們的選民的支持。可是如果大家對特區政府的工作大致上還是比較滿意的，那麼立法會中太尖銳的對政府的批評，也是得不到大部分市民的認同。

　　立法會的議員當然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就不能不看政治現實。

　　中產對候選人理性觀察較多

　　希望儘快普選的選民佔多

　　記者：此次立法會選舉因為之前的諸多爭拗而引起廣泛關注，您對此次選舉的總體評估是甚麼？以您的觀察，選民結構對此次選舉的主要影響是甚麼？

　　范徐麗泰：就選民結構來說，在每一個區都很不相同。我是參加了港島區的選舉。

　　此次選舉應該說有兩種主要的趨勢。一個就是講政制的發展的。在這一方面，泛民主派就是堅持二○○七、二○○八進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雙普選。另外的一邊，就是大部分都是說到二○一二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我個人的方案被泛民主派批評為最保守的方案。

　　在這種情況下，我在香港島選區作為一個獨立人士參選，沒有政黨，也沒有類似關注組這樣的組織，但是我還是能夠在組織非常不充分的情況下，有很多人自願地為我助選。結果，我也能夠拿到六萬五千多票而通過直選進入立法會。

　　這就反映了一個情況，就是香港島選區還是中產的選民為多。中產選民看事情往往不會祇是看事情的表面，而是會認真看一看你的政綱，觀察分析一下你在論壇上的表現，考慮一下你作為參選者是一個真正會思考的人呢？還是一天到晚祇是喊口號批評別人的人？香港島選區的選民看問題好像就是比較深入一些。

　　可是其他的選區就不一定是這個樣子。我們看到，有的就是主要以反建制、反對政府為號召的候選人，他們在其他選區拿到的選票也達到了六萬多，甚至七萬。當然這與知名度有關係，但是也從中可以看到選民的趨勢。

　　不過，大的趨勢就是，泛民主派在直選中所拿到的票可以達到百分之六十多一點，其他的佔有不到百分之四十。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民意，的確是希望早日進行普選的。問題就是，大家沒有很詳細地提出來怎麼樣進行普選？而這個普選如何能夠保障香港社會的安定以及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這個方面做得比較少。目前香港的直選，選民看得表面的政綱比較多一些。

　　经济对香港社会稳定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記者：您認為未來可能影響香港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是甚麼？就香港社會的良性發展而言，您認為如何建構一個穩定的政治架構？

　　范徐麗泰：香港社會是否穩定，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在經濟上發展狀況如何。過去幾年，香港承受了大約五十二個月的通縮，失業的情況比較嚴重。在香港過去的三十年，沒有經歷過這種困難的時期。這種經濟狀態，對於香港的政局，肯定是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的，市民對於特區政府的管制能力就有了一個很大的懷疑，因此造成了政治上的一些波動。

　　這種波動其實在二○○三年十一月的香港區議會選舉，與此次立法會的選舉中，已經反映出來了。我覺得，這裡有兩方面的情況。第一，如果經濟上能夠慢慢地恢復，可以舒解老百姓的不滿情緒。第二，政制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地步，我們不能不考慮一個比較清楚的時間表，就是在甚麼時候、甚麼情況之下，香港可以用普選的方法來選舉行政長官。當然也是要按照《基本法》規定的，要有一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另外一方面，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成份也要考慮如何增加。

　　在我看來，就是因為我考慮到了這一點，所以在我的此次參選政綱裡面，我對於政制發展提出了一套方案，有著明確的時間表。主要就是行政長官最早可以在二○一二年用普選的方法產生，而立法會議員最遲可以在二○二○年全面由普選產生。

　　我在當時提出的方案中強調，香港需要一種成熟的政黨政治，而現在香港的政黨都不成熟，政黨的人才也比較缺乏。因為香港一向主要是一個經濟城市，年輕人、有能力的中產階級，一般都不會想去從政，因為在商業上的發展可以使他們得到更大的回報。如果是從政的話，來來去去祇不過是一個立法會的議員，而香港的議員是有票無權。因此即使你有一套想法，對香港發展有自己的藍圖，也是很難付諸實施的。所以，香港的青年才俊大部分不會選擇這條路。

　　可是政黨已經存在於香港，他們不會自行消失的，而政黨現在已成為一種主要的選舉機器。但是由於被選進立法會之後又沒有辦法參與統治香港的班子，所以他們慢慢就傾向於成為反對派。這麼一來，由行政長官領導的行政機關，在統治的過程裡面，在立法會裡面會受到比較大的挑戰。

　　在這種狀況下，我在參選政綱中設想，如果我們能夠改動法律，讓行政長官可以是政黨中人，也讓政黨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法律規管他們，我認為是可行的。比如現在的政黨運作透明度不夠，誰捐了錢給他，社會其實是不知道的。那麼港人不知道誰捐錢給他，不知道他的資金的來源，你所投票的依據祇是他告訴你的，實際上你不知道他後面是甚麼人。所以應該讓政黨的透明度提高，讓大家都知道這些政黨是甚麼人在後邊支持，也可以從這方面瞭解他們可能採取的傾向。這樣，就與一個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比較接近。

　　所以我在參選時，個人的想法就是，可不可以在儘快的時間之內，讓香港可以出執政黨。但是這個執政黨需要具備四個條件。第一是有明確的治港藍圖，不是僅僅提出批評，而是要提出有建設性的規劃，令投資者有信心；第二要有責任心和承擔，讓香港的老百姓放心，這在客觀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三是要有足夠的人才，支持行政長官組成治港班子，就是要使特區政府具備實施高度自治的能力；第四，雖然放在第四但是極為重要，就是有機會成為執政黨的政黨必須能和中央溝通，有互信基礎，不僅讓港人放心，也讓中央放心，必要時並可以獲得中央的鼎力支持。

　　但是，要達到這個地步，我想一定要一個過程。如果香港政黨在未能具備以上條件之前就普選行政長官，極可能未見其利，先見其弊。我認為，這個過程至少要八年，因此我認為最早到二零一二年才能普選行政長官。

　　香港現在的行政長官，其實是沒有自己原來的班子的，祇是有位置就找人。他所找的人，可能以前大家也是沒有在一起工作過的。但是如果你有一個政黨的話，經過很多的競選以及其他活動，這一批人已經較長時間在一起工作了，相互的瞭解也就比較高，很多事情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應該這麼做的，會比較默契。所以，如果是一個政黨中出來的行政長官，他可以安排一部分原來的政黨人士出任政府高官，也可以考慮任用一些高官是原來的公務員，有些是外面的專業人士，也可以將一些位置給其他友好的政黨。這樣在立法會裡面，就會有行政長官自己的人代他來解釋政策，幫他去推行政策。這樣，行政長官的施政能力就會得到強化，對香港的管制也會更加有效。

　　國家安全法必須要立

　　端視內容及推介方式

　　記者：有此次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很快提出了二十三條等問題，而這個議題應該是下一屆立法會難以避免的一個問題。那麼，您對於根據《基本法》就國家安全問題進行立法的問題是怎麼看的？

　　范徐麗泰：其實在選舉的時候，我的選舉競爭者也問了我這個問題。

　　我的立場就是，落實《基本法》二十三條，要立一個國家安全法，我想這是必須要做的。在大原則定下來之後，再可以談的就是法律內容的問題了。

　　上一次特區政府在立法的過程裡面，遭遇了很大的阻力。應該說，一般的宣傳工作並沒有到位。有些是有理說不清，也有的地方可能是沒有能夠好好地解釋。對此，我認為將來需要一個全面和精密的安排；這個重任可能就不是像上次那樣，單單放在保安局局長一個人身上，其他的高官可能也需要在適當的時候出來解釋一下情況，而且要儘量地去聽多一點意見。

　　其實一個政府，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能不能掌握民意。就是在管制的過程中，能不能掌握民意，你可以做一些甚麼去影響民意。我想，上一次圍繞二十三條發生的問題，一方面是不少的人是因為各種理由包括經濟上的理由、對前途的耽心、對政府在處理非典型肺炎危機方面有做法上的不滿，等等；加上很多市民覺得政府對於二十三條是採取硬銷的辦法，而傳媒也是大部分放出這樣的信息的時候，當然很多市民會覺得這樣的法律不能接受。如果能夠掌握民意，在推動政策時就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想，上一次圍繞二十三條立法出現的問題，應該是下一次所要總結的經驗和吸取的敎訓，以免再重蹈過往的覆轍。這些，相信都需要留待特區政府運用高度的政治技巧予以解決和處理了。

　　范徐麗泰小檔案：

　　現任香港立法會主席，全國人大代表，曾擔任香港回歸後的臨時立法會主席、上屆立法會主席。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籌委會慶祝活動小組召集人，香港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四五年生，香港大學理科學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碩士。曾將自己的器官移植給自己的女兒，被港人視爲剛柔兼備、富有決斷的政壇明星。

　　（原載《中國評論》2004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