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選的確是需要配套的。

　　現在尚未普選摩擦已經這麼多，將來全部直選會怎麼樣？

　　要由泛民主派自己來平衡理想與現實的關係。

　　終審庭可以放在北京卻放在香港，明顯是北京作出了鉅大讓步。

　　　　　　　　　　　　——夏佳理


　　香港行政會議大幅改組，二○○五年十月委任了八名多數具有商界背景的成員。由於香港歷來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商業大都市，各界對這種大幅變化都非常關注，有輿論認爲這是恢復了港英時代行政局的「精英制」。爲此，本刊記者日前專訪了新任行政會議成員、香港馬會主席夏佳理先生。

　　行政和立法兩邊的摩擦在彭定康時代加強

　　記者：行政會議和立法會之間似乎經常有不協調的聲音。您認爲，在香港這個行政主導的地方，在目前的情況下，如何看待兩者的關係，或者說如何協調兩者的關係？

　　夏佳理：其實行政會議與立法會之間的摩擦並不是今天才有的。我曾在一九八八年進入香港立法局，對香港的立法系統和行政會議之間的不協調，是有近距離接觸的。

　　香港從八十年代開始推行政改，九二年彭定康擔任港督之後加快了步伐。伴隨政改，立法局内官守議員逐步退出，身兼立法局和行政局成員的跨兩局成員越來越少，這樣兩者的協調能力下降，不同意見增加，摩擦自然就產生；並且，這種摩擦隨著立法系統獨立性的增加而不斷增加。

　　我們可以從一些事情上體會這種關係的變化。比如以前為立法局服務的都是公務員，現在則是秘書處，秘書處的僱員已經不屬於公務員系統。還有，以前議員的袍金是不多的，到九四年才有比較大的改變，這樣也是為了增加立法局議員的獨立性，而我對此是積極的推動者。但是在當時，基本上的操作都是行政主導的。

　　英國派出的最後一個港督彭定康主政前，香港有不少跨行政和立法兩局的議員，因此比較容易溝通和相互理解，而且當時的政黨政治還沒有浮出。當自由黨、民主黨、民建聯等本地黨派出現，政黨政治在香港逐步發展之後，立法和行政之間的關係就越來越難協調了。臨近回歸的彭定康時代，這種問題就比較明顯地出現了。舉例而言，當時立法、行政兩局分開，立法局這邊對有些事情不開心，於是彭定康準備在立法局内成立一個不超過十二人的委員會。但是這個方案，在立法局内就無法達成共識，名額如何分配一直談不攏，這個委員會最終也沒有成立。而且，這種狀況是在當時政黨議員還不多的情況下出現的。

　　香港歷來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地方，而且《基本法》對此也做了規定。所以從凝聚社會共識、發展香港的角度講，立法和行政兩會還是應該加強協調，而協調就是雙方都要有所妥協。從香港的長遠利益考慮，雖然完全沒有摩擦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須避免兩會之間的摩擦對香港整體發展產生太多的負面影響。

　　行政會議並非恢復「精英制」

　　記者：有輿論認爲，此次很多深具商界背景或專業背景的知名人士進入行政會議，是在恢復香港以前多年實行的「精英制」，您怎麽看？

　　夏佳理：此次進入行政會議的成員，的確都是在各自所在的行業有些經驗的（有地位和知名度的——記者）。但是我並不同意「行政會議恢復精英制」這樣的説法，這與早年港英時代實行的精英制是不同的。

　　雖然我們此次新進入行政會議的八個人容易給人這種印象，但是如果你整體來看現在行政會議的組成，包括七位原來就在行政會議的成員，就會發現其實是有著廣泛的代表性的。因爲原有的七位非官守成員，有商界背景的並不算多，祗有梁振英和陳智思算是商界的。比如來自工聯會的棠哥（鄭耀棠），就代表著幾十萬的基層勞工。我們雖然不能像他那樣接觸這麽多人，但是對各自行業的瞭解還是很多的，對各自行業内的人員接觸也是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從整體的角度看行政會議成員的組成，就不會有「恢復精英制」的判斷。

　　普選需要「配套」  不能一蹴而就

　　記者：政改在香港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我注意到您特別強調普選「配套」的問題，您可否仔細闡述一下您的普選「配套」觀點？

　　夏佳理：普選的確是需要配套的，不是某一個條件達到了，就不顧及其他沒有達到要求的條件。如果祗是強調普選，那麽功能組別的意見要不要尊重呢？

　　就我目前得到的訊息來説，大部分港人是接受政務司長許仕仁此次所作的政改報告的。這説明，顧及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循序漸進是被多數人認同的。我不久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說，我們不能祗是看普選，要成套看，需要配套。

　　現在立法會内有很多的政黨代表，也有不同的功能組別代表，他們對於普選的訴求當然是有差別的。香港人都相信民主，但是大家要理性，不能一步就走到普選。假如特首和立法會的議員都是普選出來的，他們都聲稱自己有市民的授權，都說自己是反映了市民的呼聲；如果特首的意見與立法會不同，怎么取捨呢？但是特首與立法會的政綱一定有不同，而且立法會内不同社會力量的代表所提出的政綱也不盡相同，那麽怎樣凝聚社會力量呢？這就需要配套的措施。而我們這些非官守行政會議成員，可以根據自己的背景和熟習的問題，參與政策的討論，幫助特區政府施政。

　　所以說，普選並不僅僅是一種「期望」這麽簡單，必須配套，包括行政、立法方面的配套。港英政府以前是通過不同的委員會來平衡社會各個方面不同的意見，然後制定不同的政策，讓大部分人接受。即使在當時政黨政治沒有現在這麽強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也並不容易。

　　現在尚未實行普選，摩擦已經這麽多，將來全部直選會怎麽樣？所以我對於普選，是強調要配套的。

　　泛民主派要顧及理想與現實的平衡

　　記者：中央政府已經明確否定了零七、零八年的普選問題，您認爲，香港一些比較激進地追求普選的政治力量，也就是目前還在堅持要求零七、零八年普選的政治力量，應該如何與現實協調？因爲畢竟還有很多並不贊成快速實現雙普選的港人。

　　夏佳理：對於政改，其實我們不能祗是看泛民主派。泛民主派在香港立法會裏面有二十多個人，但是還有另外三十多個代表不同黨派、界別、社會團體的議員。要綜合各方不同的聲音、意見，制定的政策才能讓大多數香港人接受。

　　目前不祗是中央政府不同意零七、零八年實現雙普選，就是香港功能組別的議員對此也都不同意。這些功能組別的議員，在香港也代表著很多的民衆，也代表了社會上不同的聲音，代表了香港的很多利益團體。因此，必須理性地對待整體的意見，不是祗看某一部分。

　　泛民主派繼續爭取零七、零八年的普選，是要由他們自己來平衡理想與現實的關係。而最終，要看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支持程度。

　　對於剛剛公佈的政改方案，雖然有人說「市民不接受」，但政府是根據獨立機構的民調來制定政策，認爲能夠被多數港人所接受，我也覺得後者的判斷是比較可信的。

　　北京釋法是慎重的

　　終審庭設在香港是巨大讓步

　　記者：香港回歸之前，「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是中國領導人對香港保持五十年不變的最有名的形象比喻。作爲馬會主席，對於九七回歸之後「馬照跑」應該是體會最深的了。您對於香港當今社會，與回歸前相比有甚麽評價或者說感想。

　　夏佳理：五十年不變，是中國政府針對當時香港人對於回歸信心不足，所做的承諾。

　　其實現在香港已經不講五十年不變了。當年是因爲香港由英國施行殖民管制，從清朝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直到中國在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内地與香港的接觸聯絡實際上很少，香港人對内地的變化不是很瞭解。而且很多人是一九四九年逃到香港的，再加上經歷過内地的政治運動特別是經歷過文革的一些人來香港，他們心有餘悸是自然而然的。從香港回歸到現在，香港人對内地的瞭解可以說已經深刻了很多。

　　從希望真的五十年不變，到認爲要變，再到現在認爲要快些變，這是有一個過程的。我帶立法會的成員到美國與美國國會議員交流，說美國的憲法制定於十八世紀，歐洲也制定得比較早，其間的修改都是很慎重的，對國家來説是很大的事情。中國内地五十年代出了第一部憲法，至今僅僅進行了八次釋法，可見也是很慎重的；不受到相當的壓力，是不會輕易釋法的。

　　香港應該理解，香港是以普通法做基底，内地是以大陸法做基底，按照傳統，以大陸法為基底的法律體制進行釋法是很正常的。我曾經提醒泛民主派的議員，當年是可以將終審庭放在北京的，而將之擺在香港，明顯是北京作出了鉅大的讓步。且終審庭有外籍大法官，全部大法官都由香港自己任命，大法官又是終身制的，獨立性非常強。而以前，終審庭是擺在英國的，對北京這個很大的讓步，香港是應該看到的。從法律上講，這個變化是很大的，對保持香港的法治、司法獨立是很重要的。

　　重視香港的失業問題

　　加強加速與内地的合作

　　記者：您自己願意表達的觀點。

　　夏佳理：工業北移，香港經濟多年來經歷轉型。特別是亞洲金融風暴以後，香港經歷了六、七年的經濟困境，是以往未曾有過的。因爲過往幾十年，一些大的經濟波動，香港經濟都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但是此次金融風暴伴隨經濟轉型，經濟困境持續的時間是很長的。

　　由於工業北移和經濟轉型，加上金融風暴之前的影響，在香港引發了比較嚴重的失業問題。不少原來從事工業生産的打工仔，由於受教育程度的限制，難以適應向服務業的轉型，比如他們就比較難以適應金融、貿易、法律方面的知識需求。現在年輕人失業率比平均失業水準更高，閒散在家的時間很長，這樣對他們的自信心打擊很大。長期來説，不解決這個失業問題，對香港的穩定發展是很大的隱患。

　　因此，香港應該重視中央的政策，加強與内地的合作，加快合作的步伐。比如要吸引外國大公司在香港設立亞太總部或者投資，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一定要解決，這就需要香港與廣東有關方面商談，兩邊合作來解決。儘管香港的法律、會計、稅賦、金融等方面的條件都很好，但是人家從歐洲來，一看香港的天，就可能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我認爲加強與内地的合作，對香港來説是很重要的。

　　夏佳理小檔案：

　　一九三九年生，二○○五年十月被委任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曾任立法局議員、立法會議員，現任馬會主席，二零零六年四月又被委任為香港聯交所主席。酷愛賽馬，曾擁有馬王「翠河」，現仍擁有「駿河」等馬匹。香港著名律師，巴基斯坦裔，長年活躍於香港商界和司法界。

　　（原載《中國評論》2005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