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解」的最大基礎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都是中國人。

　　選擇與北京對抗，下次選民將拋棄他們。

　　香港的民主進程可以按實際情況比中國內地先行一兩步。

　　香港立法會從議事論政的場所，淪爲政治鬥爭的鬥獸場地。

　　　　　　　　　　　　　——呂明華


　　香港回歸後的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於二○○四年九月十二日舉行。由於近年香港社會分化明顯，選舉結果可能對香港社會產生明顯影響，故廣受各界重視。呂明華是香港立法會工業界功能組別的議員，之前已經在無競爭對手狀態下成功當選第三屆立法會議員，本刊特地對他進行專訪，請他就此次選舉和香港存在的長遠問題給出自己的判斷。

　　「都是中國人」就是和解的最大基礎

　　記者：恭喜您成功連任第三屆立法會議員。在此次香港立法會選舉之前，有關「大和解」的聲音不斷，無論對於香港社會各階層之間，還是民主黨等黨派與中央政府之間，以您的理解，這種「大和解」應該以甚麼為最廣泛的基礎？

　　呂明華：「大和解」的最大基礎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是愛中華民族、愛這個國家的。對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說，絕對不是要獨立，祇是對於推動民主的速度有的要求快一些，有的要求不那麼快，而這些人都是愛國的。要求民主本身並不是壞事，愛國的基礎有了，不同的速度要求或者說具體做事的方法，是可以談的，是可以協調的。

　　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席不會超過半數

　　記者：最近有立法會議員提出在此次立法會選舉之後再爭取普選，您如何看待這種提法？假如「泛民主派」 能夠因為議席過半而左右立法會，會否削弱香港的行政主導，並強化與北京的對立？

　　呂明華：我認為今年立法會選舉，泛民主派並不可能超過半數，應該是二十五至二十八個議席。

　　其實話說回來，即使是泛民主派的議員在立法會過半，也並不意味著就要搞壞香港，否則他們將來在香港就沒有市場、沒有地位，選民就要拋棄他們。泛民主派對政治可能有這樣那樣的要求，但是政治是可以談的嘛。對於特區政府以及中央來說，應該尋求和解、相互溝通。目前零七、零八普選對於泛民主派來說，其實祇是競選口號，他們也知道根本沒有可能實現，其聲勢實際上已經比「七一」的時候低下來了。

　　還有「六四」的問題，其實是有一個情義結在裡面。但是這些港人也明白，以香港做基地對大陸的政治產生影響是沒有可能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不如也是通過溝通實現和解。

　　孤立一些社會力量並非上策

　　記者：您能否宏觀地對香港回歸之後的政治狀態給出一個評判？

　　呂明華：回歸七年以來，香港社會的對立情緒發展得比較嚴重。撇開其他的因素，特區政府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偏頗。

　　為甚麼這麼說？我們可以看，政府的表現似乎是希望孤立民主黨，不理睬他們，不管他們。這種孤立政策在經濟繁榮的時候還可以，因為港人歷史上就是多關注經濟、少關心政治，而且當時民主黨的聲勢的確是越來越低。但是去年突然聲勢大振，為甚麼？就是因為管制不好、經濟不好、失業率高，去年七一的時候就達到一個高峰。原來是孤立、邊緣化民主黨，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因為自己搞得不好，經濟問題困擾香港市民。就是說，如果特區政府在經濟方面做得不好，也無法達到孤立民主黨的目的。

　　其實，民主黨畢竟代表了一部分民眾對民主這個普世價值的追求。撇開個別民主黨人士的一些作為不談，總體上絕大多數泛民主派包擴民主黨的成員祇是追求民主，屬於內部矛盾。因此我早就提出特區政府需要與民主黨溝通，如果不溝通，會越搞越僵。

　　此中，左的思維是有一定的責任的。其實一些民主黨人士很多年沒有到過內地，他們還是用很多年前的「印象」去看大陸，不知道現在的大陸是甚麼樣子。讓他們去內地有甚麼不好呢？看到內地巨大的發展變化，也會對他們產生觀念、意識上的衝擊。其實不讓他們去，祇是給一些人士提供了做政治秀的借口，對其身價、形象更加有利，反而是幫了他們。

　　所以，正確的方式應該是廣泛接觸，不能祇是孤立。否則經濟不好，對立面的民意就加強。政府的方向應該是團結大多數，肯定其追求民主，但是要一步一步走，不能不理他。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訴求，祇要不違反法律就可以，不要簡單地與反對中國劃等號。

　　香港應該比內地先行一兩步

　　記者：和解是因為分化而提出的，你如何對待香港的民主步伐問題？

　　呂明華：其實民主作為普世價值，實現更廣泛的民主乃是遲早的事情，祇是對程度和步驟有分歧。既然如此，不如拿出來談，反正香港早晚也要民主化。至於民主化的程度、要不要普選？都是可以談的。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想，香港如果都要跟著大陸走的話，那是甚麼「一國兩制」呢？我的理解，一國兩制就是大家都是中國人，不要搞破壞、搞獨立，這是最基本的。香港本來就應該比中國內地先行兩步，如果與內地的步驟一樣，也就無所謂香港的特殊性，也就無所謂「一國兩制」了。

　　由於香港社會的發展，與西方成熟的公民社會並不完全相同，推動民主的歷史也比較短，因此一步實現全員直選並不現實。對於目前的香港社會來說，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實現香港全社會的均衡參與，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通過均衡參與，不要將政府的行政主導破壞掉，不要使行政效率降低。以目前的條件，如果立法會議席完全直選，選舉結果很可能使香港政府的行政效率下降。

　　民主化並不可怕，但是選擇一個適合香港社會發展現實的民主發展步驟，對於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港人需要明白香港實現民主化的真正目標

　　記者：近年的政治爭拗造成的分化是比較明顯的，以您的觀察，選民結構對此次選舉的主要影響是甚麼？ 

　　呂明華：選民的取向，在全國人大釋法之前和之後是不同的。在人大釋法之前，不少港人對零七、零八普選產生熱望，對民主化的追求出現一個高潮。但是釋法之後，這種訴求下降了。而且由於香港經濟好了，香港人又是比較實際的，對民主化的訴求有所下降。

　　我曾經在立法會中提出，其實香港人應該搞清楚我們為甚麼要民主化？如果祇是為了口號而喊口號，沒有甚麼意思。我心目中的民主化，是為了香港能夠有更好的管制，能夠實現更好的社會發展；如果民主化之後，經濟更差了，大家生活更加不好，那麼大家要民主化幹甚麼？假如實現民主化能夠使社會得到良性發展、經濟繁榮，民主化才有價值。

　　必須注意的是，現在有些人提出來要走中間路線，這意味著將來不是以行政為中心，而是以議會為中心。產生的結果是甚麼呢？就是中央將來對香港的影響會下降。

　　我也常常思考並質疑，究竟中國人的社會，能不能全盤接受西方的民主？還是將中國傳統的方法與西方的民主結合起來？

　　美式民主制度的根源在甚麼地方？我想，美國是一個純粹的移民國家，沒有整體的傳統文化；既然大家都是新來的，所以有問題了，大家就要坐下來談。但是中國是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國家，中國有自己的管制方法，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很強固的，我們為甚麼一定要全面打散自己的文化，完全按照西方民主的一人一票來做呢？我們按照自己的方法做了五千多年，中國的封建文明當時在世界上是領先的，其中必然具有很多合理成份。當然，其中確實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是全盤植入西方文化，我看有問題。我看應該結合中國文化，加進民主的成份。民主中好的拿進來，不好的則不要它。

　　我在上屆立法會的告別議案中就奉勸民主派議員，民主化是需要時間和社會條件鑄造而成的，不要為追求民主而急速推行民主化，否則變成捨本逐末，對社會不利。

　　政制架構需要完善

　　記者：您對目前香港的政治結構有何評判？對香港社會的良性發展而言，如何建構一個穩定的政治架構？還有您自己想強調的問題。

　　呂明華：很大的一個問題在哪裡呢？我們香港目前的政制架構是四不像，具有先天性缺陷，而且目前也改不了。但是從長遠來說，必須加以完善。

　　行政長官是一個八百人選舉團選舉的，而這種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與下面的議會選舉不配套。行政長官有些像港督那樣，是放下來的，但是這個放下來的人又沒有港英政府時代港督的身份。港督不是選出來的，是任命的，但是權力來源是很明確的，不容質疑，所以可以名正言順地實行行政主導。但是特區首長並不是北京派來的，而選舉特首的祇是香港的一個人數不多的選舉團，其權力來源往往受到質疑，因此特首在實行行政主導的時候往往難以順暢。

　　這個矛盾怎麼解決？

　　香港政治制度和架構有先天缺陷，也反映在議事堂內。在政府管制能力不佳、經濟低迷的時期，令挺政府的黨派喫盡苦頭。另外，一些議員把立法會當作利益競逐場，表現得最不可測的是中間派。他們對利益盡取，但是在關鍵時刻，卻耍一招囬馬槍，令政府措手不及，顏面無光。現在的立法會，尤其在零三年七月一日之後，已偏離務實理性議政的議會文化，變成非常政治化；議會從議事論政的場所，淪為政治鬥爭的鬥獸場地，變成政客藉各種名目爭取出鏡的途徑。

　　我還想強調一個問題，就是目前特區政府實行的問責制是非常不完善的制度。既然問責，部門首長就應該有用人權。但是目前香港的問責官員並沒有用人權，怎麼做事呢？

　　目前的狀況是，為了平息一些人的怨氣就讓幾個問責官員下臺，這是有辱問責制這個制度安排的。問責官員下臺，應該是基於兩大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誠信、品格問題，第二個方面是有重大行政錯誤以及紀律問題。比如北京塌橋事件、四川天然氣洩露，都是管理上有問題，需要有人負責並下臺。但是香港的幾個負責應對「沙士」的官員，面對的是以往誰都沒有遇到過的傳染病，我看不到他們有嚴重的行政失誤。我們不能因為有人因沙士而去世，就一定要官員負責並下臺，這對他們不公平。對於問責制必須完善遊戲規則，作為一種制度安排，需要有責有權，也就是權力與義務的平衡。香港人不能因為情緒宣洩而讓問責官員下臺，這不是理性與公平的方法，如果這種狀況得不到改變，問責制難以真正見效。

　　GDP上升但失業率高企

　　經濟結構不變將導致大問題

　　記者：您經常在立法會提出有關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發展的議案，你如何看待目前香港經濟的狀況，以及經濟對香港政治的影響？

　　呂明華：判斷一個地方的經濟狀況，主要分兩大部分：一是經濟是否繁榮，另一個就是就業問題。

　　香港現在的經濟由於CEPA（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與自由行的帶動，從市面上看比較繁榮，旅遊、零售、酒店都不錯，受惠很多，這是肯定的。但問題是，百分之六點九的失業率還是很高的，這種狀況令人十分擔憂。我對此很耽心，如果政府在這個方面再不做一些事情，香港的經濟當然不會搞上去，民心會不穩，社會將不穩。

　　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香港目前祇是表面的繁榮，經濟結構並無根本改變，失業率仍然高企不下，我們的服務型經濟仍然是外強內虛的，是不健康的。我在擔任立法會議員的六年來一直在議會內外不斷提醒政府：祇強調發展旅遊、物流、金融並將之作為香港的經濟支柱是脆弱及危險的。

　　如果政府因為GDP恢復增長，就在改變經濟結構方面無所建樹，那麼香港的未來可就慘了。

　　所以，我在立法會以及很多場合都不斷地講，假如你不拿出好的經濟政策包括工業政策出來，經濟搞不上去的話，大家的怨氣會積累、深化。香港政府一定要在經濟結構轉變方面有所作為，包括發展適合香港目前狀況的工業。

　　經濟轉型缺乏方向

　　政府應該把錢用到刀刃上

　　記者：香港目前土地成本、工資成本都非常高昂，如果搞工業，似乎祇能搞高附加值的工業。香港現在具備發展何種工業的條件呢？

　　呂明華：其實在任何經濟條件下，一個獨立的經濟體都有其不同類型的工業。比如四小龍之中，韓國、新加坡、臺灣都有自己的特色工業，就是香港沒有。歐洲的瑞士，雖然很小但是也有獨特的工業。不是因為地價高、人工高就沒有工業，關鍵看政府的政策。

　　政府對此應該有對策和辦法，假如因為地價高，可以搞工業園區，不收土地方面的錢，但是可以提供就業。雖然這些年來政府也對經濟轉型講了很多，在一些方面也花了錢，但是很明顯非常缺乏方向感，沒有一個精確的規劃。所以幾年下來，還是在「尋找」。

　　比如說，即便是小型經濟體也可以有自己的優勢工業。像瑞士的精密機械、醫藥、化工，新加坡的煉油等，他們能做，為甚麼香港不能？香港一是搞高增値的，一是搞高科技的。

　　其實香港政府在發展高科技方面也投入了不少錢，但是至今沒有甚麼效果。我看此中關鍵的原因，是做得不夠精細。現在基本上祇是政府決定拿多少錢出來發展高科技，但是一方面決策不夠精細，另一方面政府對於高科技發展沒有發揮主導的作用。特區政府應該認識到，空談高科技是沒有意義的，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方向，對於香港這種經濟結構來說，還要比較具體地確定做甚麼？現在大家需要的是蘊含高科技的產品，這樣才有市場競爭力，才會對香港經濟發展產生長遠而有力的支撐。祇是講方向和口號在現階段是沒有甚麼用的，我們更需要政府拿錢出來研發產品，給廠家生產。這種由政府主導開發、然後交由廠家生產的模式，在很多地方都有。以香港目前的狀況，絕大多數廠家自己是缺乏研發高科技產品的能力的。

　　我率先在立法會提議並推動成立了香港的納米科技委員會，就是因為看到了納米科技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並且希望香港在發展高科技工業方面能夠聚焦某些具體的方面，集中開發某些產品，並逐步建立一定的產業優勢。香港理工大學在納米技術的應用方面有一定成績，可能很快會見到經濟效益。

　　香港政府有錢，香港也有一定的技術優勢，要把錢集中花在有前途的產品開發上。香港的企業本身，一般沒有能力做這種開發，但是政府、應用科學研究院可以做，然後交給民間生產。臺灣的科技發展模式，其實就是這樣的。

　　另外必須講的是，政府拿錢資助大學研究並與民間企業合作的方法，我認為並不妥當，而且很多都證明沒能成功。我認為，應該直接資助本身具有一定研發能力的民間公司發展高科技產品。新加坡就是這麼做的，比如研發一個項目，需要多少錢，政府資助，將來在新加坡生產。關鍵是要把錢用在刀刃上，新加坡和臺灣都有這方面的經驗，為甚麼他們做得到，香港卻不能做呢？對於一些事情，要看對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香港的長遠利益有甚麼價值，而不能過分在意是不是有人反對。如果一有反對聲音就不做，那政府還有甚麼用？祇要加強監察、監管，直接資助本身具有一定高科技研發基礎的企業，效果會更加明顯。目前這種政府拿錢資助大學與民間企業合作的方法，浪費不少，但是成效很少，這不是一樣會受到批評嗎？給一些病入膏肓的行業輸血解決不了長遠的問題，我們要有發展的眼光和魄力。

　　我們必須高度關注經濟結構調整、轉型的問題，經濟不好，政治是不會好的，社會是不會穩定的，怨氣不會消除且會集聚，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爆發，這是比較麻煩的。

　　呂明華小檔案：

　　香港立法會議員，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全國政協委員。一九七六年從加拿大囬香港工作，不久即獨立創業，並在八十年代將生産設備搬入内地，繼續從事電子產品生産至今。他是第一、第二屆香港立法會功能組別工業界的議員，第三屆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成功連任，成爲回歸後的第三屆立法會議員，並在立法會内被選為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

　　（原載《中國評論》2004年9月號）